上星期我為了備課,重讀一位中文大學人類學教授撰寫的重慶大廈研究(《世界中心的貧民窟:香港重慶大廈》,Ghetto 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 Chungking Mansions, Hong Kong)。零時粉在她的文章裏,亦曾經談及此書。

這次我重看這本書,發現我對於身為白人的作者,在書中反覆批評香港人種族主義(racist),很不以為然。

這是我近期看到的第二個白人學者如此批評香港人。另一位同樣在中大人類學系教書的學者,在一本關於香港伊斯蘭教徒的新作裏(《伊斯蘭在香港:中國世界城市的穆斯林及日常生活》,Islam in Hong Kong: Muslims and Everyday Life in China’s World City),亦批評香港人「種族主義」,同時多次指香港人「政治不正確」,語言裏經常赤裸裸地包含種族歧視的字眼。當中,作者用了《南華早報》本身頗具東方主義色彩的Lily Wong 漫畫做例子,說明香港人如何對種族問題毫不敏感。

曾幾何時,我大概也會認同兩位作者的觀點,認為香港人在種族問題上不符合其「國際大都會」的地位,歧視其他種族,特別是深膚色人種。今天,我仍然認為香港人對其他國籍和種族的人充滿偏見;這並不限於「非我族類」,就是對著大陸人,我們同樣有許多偏見。我自己最初找這兩本書來看,也是希望多了解在港生活的少數族裔狀況。

可是,兩個在香港從事研究的白人知識分子指香港(華)人種族主義,讓我看得很不耐煩。

十幾年前,我還在報館工作時,在藝術中心一個黑人電影節裏訪問過一位美國大學教授,他本身也是非洲裔美國人。我奉編輯之命,問他黑人有沒有可能也是種族主義者。他語帶激動地說,黑人拍攝黑人題材的電影,就被批評;活地阿倫拍攝圍繞美國猶太人 故事的電影,卻從來沒有人非議。他說,黑人沒有可能種族歧視白人,因為種族歧視牽涉制度上的不平等權力關係。白人與黑人根本就處於很懸殊的權力關係裏,說黑人「種族歧視」,只是轉移視線。

看過上述兩位白人學者指香港華人種族歧視,我不禁想起這位教授多年前的這番說話。

兩位白人學者在書中舉了很多例子,說明香港人如何種族主義。例如,重慶大廈的業主立案法團主席是個在福建出生的女士,現年六十多歲。1979年她移居香港,初期在工廠打工,也做過其他很多工作。1988年,她在重慶大廈開了一間賓館,自此再也沒有離開。法團主席的語言裏,毫不掩飾她對南亞裔人的歧視,還會直接對教授和傳媒表示,南亞人的賓館「骯髒」,旅客應該光顧中國人開的賓館。

這位法團主席的言論赤裸得令人咋舌,別說政治正確的西方學者,就算是稍為受過西式教育的香港華人,大概也看得出法團主席的說話,會受到現代文明社會所唾棄。

從法團主席的出身背景,我想像她大概沒有受過西式高等教育。當然,現在她已貴為賓館老闆,也代表著重慶大廈的業主們接受傳媒和教授訪問。她指南亞裔人經營的賓館不潔,也有可能牽涉商業利益。

不過,我想說的是,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本地人對南亞裔或其他人的歧視和偏見,很多時是出於不理解或不熟悉而導致的排斥和抗拒。早年由福建來港的法團主席甚至不知道,自己的言論在這位白人學者眼中,已構成所謂的種族歧視。如果她知道這項指 控在西方知識分子眼中的嚴重性,聰明的她,大概會再次發揮當初讓她得以由工廠女工晉身老闆階層的智慧,以完全政治正確的外交語言跟西方人和傳媒打交道,讓 他們沒有任何指摘她的口實。

以上兩位人類學家的前輩瑪麗‧道格拉斯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指出,「不潔」是相對的概念,哪裏不潔,哪裏就有一個系統。我們視為不潔的地方,反映我們的世界觀裏,某些界線被逾越了。兩位學者不約而同地發現,很多香港人視南亞人「骯髒」。如果我引 用道格拉斯關於不潔的概念,這可能是由於南亞裔人的行為和習慣,越過了本地人視為理所當然的界線。

排斥「他者」可能是人性:我們都需要「他者」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去肯定自己。就算在中國內部,北方人同樣會歧視南方人,以顯示自己優越;反之亦然。

我絕對不是說歧視或偏見是對的,尤其在權力不平等的情況下,這些歧視與偏見會對他者造成傷害。我在這裏質疑的,是以上兩位白人學者站在一個什麼位置,去批評香港華人「種族主義」。

《重慶大廈》的作者並非沒有自覺。他承認其白人身分讓他得以在重慶大廈做研究而不會遇到 特別麻煩。他亦提到本地人對南亞人的偏見,很多時是出於不了解。他承認,上述那位在他眼中是種族主義的法團主席,處處向他的研究提供協助,亦祝願他的研究 成功。如果法團主席果然是「種族主義」,其實更加反映在她對待白人與南亞裔人的截然不同態度上。她大概如同許多國人一樣,基於近二百年前西方列強侵華的歷 史,對洋人抱有一種由害怕慢慢演變而成的崇尚心態。這的確是很不健康的。本來這是讓學者發揮所長的機會,探討一下在全球化現象下,超過一百個國籍的不同種 族人士在重慶大廈相遇,會產生怎麼樣的文化衝擊和碰撞。

然而,作者沒有選擇這樣做。他在書中反覆指出他在重慶大廈遇到「種族主義」的華人的同 時,作為受過高深教育的人類學者,他沒有繼續追溯這個表面現象的深層原因,卻憑著身為白人和大學教授的地位,繼續享受在重慶大廈獲得的種種禮待,包括「種族主義」的法團主席對他的禮待和信任。最後他在著作中,以絕大部分的篇幅,鉅細無遺地描述手提電話和電腦等消費品,如何通過重慶大廈這個中轉站,銷售到南 亞和非洲各地的人民手中。

正如零時粉在她的文章裏指出,作者很興奮地描述在重慶大廈裏,人人都只顧賺錢,什麼印 度、巴基斯坦之間的仇視都可以拋諸腦後。但靜心反思,就可以看到他的祖國美國所代表的自由主義、消費主義和經濟至上的發展主義,已經無遠弗屆,連重慶大廈 裏的第三世界貿易商都熱情擁抱。作者對此沒有批判,還興奮得大拍手掌:在重慶大廈裏,新自由主義令人放下種族矛盾;第三世界的消費者如何貧窮,至少還有擁 有一部(爛)手機的權利,分享一下全球化的成果。這是一個什麼樣的世界啊!他在書中批評本地人對其他種族的態度「天真」(unworldly),我卻也不 得不覺得他對於經濟全球化的樂觀態度,天真得近乎幼稚。

他用的unworldly這個字,也實在可圈可點。西方國家幾百年來的殖民擴張,令它們 有資源亦有需要去「研究」全世界各地的國家及文化。它們的博物館,展出很多從「落後」國家與部族掠奪回來的文物。這些地方和人被西方解剖、展示,西方人自 命很了解這些地方,從而克服他們對異族文化的恐懼,也把他們在異地的侵略行為合理化。也有些「人道主義者」,覺得基於對落後民族的理解和白人的文明,他們 有責任去拯救這些文化。這樣去看,所謂white man’s burden,「白人(拯救世界)的負擔」,與殖民主義如出一轍。

以上這兩個白人學者沒有反省,他們得以這樣worldly,這樣「世故」,自以為很了解世界,很理解第三世界國家和它們的人民,完全是出於他們出身自西方國家這個優越位置。

語言是人與人之間溝通的主要媒介,兩位學者在香港做研究,指香港人「種族主義」,卻沒有 仔細討論、分析本地人的日常語言使用。研究香港伊斯蘭教徒的那位學者,通過英語傳媒和(西方人寫的)英文文獻,去說明大部分操廣東話的「本地人」的種族歧 視,也真夠黑色幽默。大概也只有白人學者來到這個前英國殖民地,才有這樣超乎常人的信心。

所有人大概都會對非我族類產生某種抗拒、排斥。最大的分別在於,重慶大廈法團主席和其他 沒有受過高等教育的華人,從來沒有從高空俯望或解剖其他族類的機會。研究香港伊斯蘭教徒的那位作者說,香港人政治不正確,這在洛杉磯或倫敦很難想像;潛台 詞是,比起英美等西方國家的大城市,香港在「政治正確」方面很落後。不過,作者卻沒有進一步說明,英美等西方列強,在全世界各地掠奪了多少資源;歷史上白 人在美洲、澳洲等地,如何壓迫土著。政治正確和對種族主義的批評,是西方國家和白人有了這麼多不義的歷史後,終於有些醒悟,覺得要做回一些不要太傷害別人 的事情。

現在,這些本來是白人自我反省的結果,卻被一些白人學者抽空歷史,用同樣的罪名批評香港 人「政治不正確」、「種族主義」。他們自己儼然以捍衛弱勢社群的姿態出現,卻無視更根本的傾斜和權力關係,甚至因著其身為白人的身分享受這種傾斜帶來的好 處,進一步鞏固不平等的權力關係。現在我很明白,為什麼當年那個非洲裔美國大學教授在談到黑人被白人批評為「種族主義」時,會那麼惱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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