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四月底在《星期日明報》看到占領中環發起人戴耀廷的一篇文章,引發我寫了《又一媒體事件:占領中環》一文之後,有朋友回應,覺得我太注意傳媒的力量;傳媒固然有份推波助瀾,但事件能觸發一場社會運動,肯定有它的社會背景。不同事件每天都在傳媒出現,為何有些事件能引發風潮,有些則銷聲匿跡?還有,我是否媒體潔癖,一樁由媒體煽動起來的「社會運動」,就一定有問題嗎?

朋友的疑問很有道理,也反映文章有很多問題尚待回答。事實是,我那篇文章,粉和我都覺得未完成,但是我一直都不能起動再續。坦白說,這場占中爭普選運動,可以批評、回應的地方太多,我有點不知從何入手。而且,每次想起這件事,我都會糾纏在傳媒的角色和所作所為之上,很多負面的情緒湧上心頭。最重要的問題是:每天可回應的事件多的是,為什麼我要關注一件我不認同的事情?

原本,如果不是四月底那個星期天,突然看到戴耀廷在《星期日明報》寫的那篇文章,我對這次占領中環的態度,還是處於提不起勁關注,但未致於不認同的狀態。當我看到這原來又是媒體煽動的事件,我就覺得很值得關注。本來,我打算只在電郵上跟幾個朋友分享我這些「發現」,但後來覺得,應該也有另外一些我認識與不認識的人,對占中有疑惑,但又說不出個所以然來,所以我把文章貼出來,可能可以幫助大家去認識占中的其一個面向。

回到朋友的疑問,四月底我寫那篇文章,不是想強調媒體的力量。相反,它幫我解釋了一個疑惑:為什麼占領中環在媒體上看來來勢洶洶,但我感覺不到它有很強的群眾基礎,也不覺得它在民眾之間能引起什麼討論。戴耀廷的語言乾巴巴,沒有任何感染力,其實我不相信這是他說的什麼「寫作技巧」的問題,更深層的原因,是他根本就是體制的一部分,沒有真正推動社會變革的願景,他關心的只是最上層的政治。我也不相信他能動員什麼「群眾」。因此,當我發現這種「鬧哄哄」,原來又是媒體現象,就很合理了。當然,占領中環爭取普選,還是很能配合自反國教運動以來很突出的命題:「香港的問題,一切都是大陸的錯」。媒體挑這個題目而不是其他的,還是有它的邏輯的。

續文一直擱下,直到昨天,大概是因為占中在港大搞「占中商討日」的緣故,《又一媒體事件:占領中環》點擊率直線上升。粉說,平時零零星星的點擊率她不放在心上,昨天如此密集的點擊率卻令她有點壓力,雖然不知道進來看文的人有什麼想法,但是既然我倆都覺得文章未完成,便希望至少向前推進一點點,而不是停留在那個未能安頓自己的位置上。

晚課

為了把自己安頓,昨晚,茵、粉、我來了一場晚課。

茵:剛才吃飯時,我說完全不知道這次占領中環跟去年那次有什麼分別,其實我是帶著不屑今次的情緒,才講到完全唔知,起碼我知道今次的占領中環同反資本主義無關……

苓:何止無關,直頭係擁抱添。

茵:……覺得佢地拿左占領中環的名義搞自己野,唔鍾意。

粉:剛才同茵解釋時,我也忽然醒一醒:上次是反資本主義,今次只是反共……

苓:他們講法治,「香港是個法治社會」已經講到口臭。那天我聽香港電台節目,中間有個什麼「通識就是力量」,有一次講「香港是個法治社會」,「法治是維護自由市場的核心……」我恍然大悟:今次講什麼占領中環,他們根本是建制的一部分,是想鞏固現在這個制度。看著他們覺得很矛盾:去年那種占領中環是堵塞路……

粉:去年那種占領中環是學西方的,很清楚是要反資本主義,二千年我在澳紐遊蕩的時候,在墨爾本街頭見到貼著影印的手寫宣傳,呼籲人們五月一日去包圍股票交易所,癱瘓其運作……

苓:那意念就是要阻止資本流通和運作。

粉:這是很清楚的。前陣子我看《啟蒙運動與現代性》,終於明白法律原來同資本主義是一體的,用來約束資產階級,因為資產階級很自私,至少在歷史開端是這樣……

(整理:粉)

我想這段對話摘錄,說出了我對這次占領中環爭取普選,感到不爽的地方:它不但掠奪了去年矛頭直指資本主義制度的「占領中環」運動的名義,而且這次占中爭普選,無論從發起人,到組織過程與手法,以至爭取的目標,都是極之保守,目的是進一步鞏固既有的社會制度和秩序。

社運

大學時期我是學生運動的組織者,雖然畢業之後因著種種原因,我沒有再積極參與社運,但這麼多年來,即使我並不積極參與,但對社運總是會抱著大致支持的態度。不過,近年我開始改變看法。

第一,經歷去年的「反國民教育運動」之後,我對不惜一切,為動員而動員的「社會運動」很有保留。我注意到,一次又一次的動員,沒有把我們的社會引向一個「更好」的方向,相反,經歷一次又一次的動員,社會沒有變,更趨向保守,人的無力感更加強。早前的另一宗社會事件是碼頭工人罷工,不少社運人士覺得這是一次成功,不過,正如粉在她的文章《碼頭工人罷工--回應鷹仔》裏指出,在《中大學生報》,我們看到支持工人的年輕大學生的字裏行間,瀰漫著是一種「歷史已經終結」的情緒;從工人身上,學生們看到自己的未來:將來他們都注定要受李嘉誠剝削,工餘就做個消費者,沒有其他出路。《中大學生報》曾經是香港「激進學運」的理論後盾,出現這種歷史終結的情緒,是一個很強的警號。

第二,當年我搞學運時,學界對代議政制仍然有很大警惕,抱持著批判的態度。可現在的「社運界」許多人卻對選舉毫無批判,甚至參與當中;「社運」某些人與主流傳媒也十分友好,合作無間。我看到,當今「社運」背後的一大議程,是積累群眾數目,也就是積累組織者的資本;無論動員議題是什麼,只要有動員的機會,他們都不會放過。就好像這次「占領中環」爭取普選,「社運界」私下、匿名地向主流傳媒表示,對占中有諸多疑竇,但仍然會在表面上盡量配合。可是細心再看,社運界這些「疑竇」,全部是指向組織的。他們關心的是組織者能否維持權力中心的問題:戴耀廷有無能力面對群眾的質疑?占中能否控制場面?等等。這完全違背了社運的核心精神:從邊緣批判中心的權力和宰制。現今社運界不少人,恐怕是以進入建制和權力中心為目標。此所以,每次想起占中,雖然至少有港大法律學者、傳媒、「社運」等不同界別,理論上他們也應該抱持不同的價值,但現實上,我總覺得他們是互相糾結在一起,即使不是「共謀」,至少也是互相配合。

朋友說得很對,不同事件每天在傳媒出現,為何這次占領中環能夠引起關注。這的確不純粹是傳媒現象就可以解釋過去。

社運的動員模式,是抓住一個「大魔頭」,然後大家圍著它去反對。既然社運動員是一個這樣簡單的二元對立模式,請容我也用一個極之簡化的程式,去概括由反國教運動開始變得很突出的集體情緒:「香港面對的問題,一切都是中央政府的錯。」這個中央政府的概念,不同時候會被偷換成:共產主義、中國、大陸、大陸人。

既然社會動員是二元對立的模式,那麼另一面就是:自由主義與法治可以對抗共產主義;一個自絕於中國的香港可以對抗中國;一個靠向西方的香港可以對抗大陸;一群受過西方文明教育的香港人可以抗衡橫行霸道的大陸人。諸如此類。從這個角度去看,占領中環的發起人戴耀廷,的確是很符合背起這連串象徵的代表人物。

戴耀廷在他的文章裏透露,其實幾乎相同的政制改革提議,他早於三年前已經提出了,但當時得到的回應是「零」。朋友說,三年後,為什麼同一個提議會忽然受到關注?這肯定也不是媒體煽動足以解釋的。

自治

為了找尋解釋,我搜尋電腦檔案,找到三年多前的《明報》,一位與戴耀廷一樣,同在港大教書的學者接受訪問。當時,研究公共資源的已故美國學者奧斯特羅姆剛獲諾貝爾經濟獎。奧斯特羅姆的其中一項最重要研究,是在1990年代到尼泊爾考察當地的農村灌溉系統。當年隨她的研究團隊學習的其中一位研究生,是現任港大政治學教授林維峯。在訪問中,林維峯這樣介紹尼泊爾的灌溉系統經驗:

在尼泊爾有兩套系統並存,一套是政府接受外國援助後投資興建、由工程師負責營運的水利灌溉系統,另一套是由農民以傳統方法建立的灌溉系統,部分水道甚至只以碎石等極為簡陋的方法建成,正好為研究提供了對照參考。數據發現,政府投資的系統所灌溉的農地收成,竟然比傳統系統的還要差,只及傳統系統的三分二。

實地研究發現,由農民自行興建的系統,農民有更強誘因聯合起來共同維護系統的運作,但由官僚興建的系統,農民卻失去了這個誘因。傳統上我們以為,沒有政府的介入,由農民自己負責的系統都會出現所謂的「公地悲劇」,農民會自私地破壞系統,不顧社會的共同利益,但研究發現,農民由於意識到整體社會必須共同參與管理,若自私自利最終只會害及自己,農民反會聯合起來,定期維修檢查及保養。即使是位處上游的農民,由於他無法獨力完成系統的檢測及維修,必須依靠其他下游農民共同努力,因此不論上游及下游的農民也會為了社會的整體利益,共同參與管理。

這個研究結論,打破了許多人(包括許多香港人)受私有產權和自由市場競爭洗腦得出的迷思:以為世上人人都只為私利,眼中沒有公眾或整體(利益)。他們以為,所有公眾可免費享用的資源,例如水源、草原等,若不加以管理,使用者會只顧自己利益,成本卻由社會整體承擔,因此資源一定會被破壞,政府必須干預,或將之私有化。尼泊爾農民的經驗卻證明,農民有這個意識、也有這個能力去自行管理共同資源,毌須政府或專家的介入。

林維峯在訪問中指出,尼泊爾的經驗其實對香港很有意義:對於一個社區的管治,我們不能迷信政府。

奧斯特羅姆教授非常推崇Tocqueville的說法,就是民主制度給人一個誤解,把人看成「more than king, less than man」,即假設人非常能幹,可以選出領袖,但選後就卻讓領袖負責做所有的事,反而覺得自己什麼也做不到。這是錯誤的想法,奧斯特羅姆教授認為,民主的精神在於容許人去發揮自我管治的能力。回看香港,我認為香港應多講發揮社區的自我管治能力,不能單靠政府,香港談民主化過去太集中講選舉,我當然贊成香港有直選,但這並不足夠,若社會事務沒有人關心,社會沒有自我管治能力,只有民選的議會並不足夠。

三年前,我看到林維峯這個講法,眼前一亮。雖然多年來,包括我自己在內的不少學運中人對選舉和議會都很有懷疑,也不認同香港民主化就等同是普選,不過看到林維峯在主流傳媒,以尼泊爾這個第三世界國家的經驗,去質疑香港民主運動,還是不禁感到振奮。我認為,爭取普選多年,區議會和立法會亦早已引入民選議席,基層卻對普選沒有積極反應,不是一個尚未醒悟、需要文宣隊教育的問題;而是許多生活在水深火熱的基層清楚地看到,普選根本不能幫助他們脫離困境。尤有甚者,香港那些所謂民主派,關心的只是他們能否奪權的問題。我相信,這一切,很多基層都看在眼內。只是如本身也屬基層的茵所言,戴耀廷、傳媒、「社運」搞手說話「咯咯」聲;基層許多人,許多話根本無從說起。

三年前,戴耀廷的主張得到的回應是「零」;林維峯三年前的訪問,我知道至少吸引過粉和我的注意,也有博客轉載過他的訪問。不過,三年後,是戴耀廷在傳媒的推波助瀾之下,被推上占中領導人物的位置。

戴耀廷和林維峯兩者的學術之間,是兩個不同的階級面向。

林維峯跟隨的研究團隊,是前往一個被許多香港人視為「落後」的國家取經,研究地點也是被大都會城市人看不起的農村。研究團隊的「人民要自我管理」結論,應用到香港,卻要為傳媒和「社運界」帶來無限煩惱:職工盟不能再將矛頭指向李嘉誠這個大魔頭,而要面對工運與工會內部民主的問題。如果將尼泊爾的經驗應用到香港,《明報》中高層編輯,亦不能再在每月淨袋幾萬元人工的情況下,坐在冷氣間裏搖頭嘆息「社會大敗壞」,而要面對來自低層新聞記者、翻譯的內部民主聲音。抓住一個魔頭去反,總比投入自我管理、內部民主這灘泥漿來得純潔、容易、方便。

反觀戴耀廷,義無反顧擁抱法治、西方民主制度,連舉辦占中的商討日,也是因為美國著名大學政治學者提倡過這種諮詢模式。戴開口閉口,都是希望香港的選舉制度符合「國際標準」,這一切,自然很配合崇洋、同樣是制度維護者、大都會菁英的香港中產,也很符合每天都在靠泡製大魔頭來爭取讀者的傳媒的胃口。隨手拈來,五月十二日《星期日明報》的主題是「大崩敗」。編輯說,原本想好了主題是「打廉署大老虎」,大老虎是忽然被眾口一詞數落的前廉署專員湯顯明。不巧(或真巧),那個星期,警方拘捕了當初訪問戴耀廷、令占中成為媒體議題的獨立媒體義工,於是編輯念頭一轉,訂了這個「大崩壞」的主題。矛頭又可以指向一個大魔頭了。

再次隨手拈來,昨天《星期日明報》編輯在她的編輯之言裏問,為什麼以陳雲為首的一波本土運動,會變得那麼難看。彷彿什麼蝗蟲論,什麼陳雲的狹隘本土論能夠吸引眾多追隨者,與包括這位編輯在內的傳媒拼命地製造什麼大惡、大魔頭,毫無關係。

我不能認同這場占中爭普選背後的理念。到了今天,已可清楚看到,香港的問題,根本不是沒有普選的問題。一宗我不認同的事件,也不想與它有任何關連,至今我卻前後用了六千字去寫它。我也問自己:為了什麼?

我和《明報》編輯無仇無怨,也不知道那些匿名向傳媒表示對占中有疑竇,卻依然打算在當中抽水的「社運」人士是誰。我只留意到,每次我看到《明報》,特別是《星期日明報》感殤泛濫,悲痛這些哀鳴那個,又或者毫無感覺地去談「愛」,我就會無名火起。雄曾經提醒我,那些表面看似很接近自己的想法或言論,是最能挑起反彈的。我同意,正如《蘋果日報》的報道,即使我如何不同意,幾乎每次看完就丟在一旁,轉眼就忘記了。知識分子大報彷彿很進步的言論,卻經常會令我久久不能放下。我還在想,令我不能放下的,是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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