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星期寫完「骨碌聲」, 順便把床底下找出來這堆 20 年前的中大「地下」小報重看一次。所謂「地下」,是指這些小報沒有經過學生會批准,由個別或一小群學生自發印製,並在校園散發--主要是放在范克廉樓地下 「大堂」的長檯上,任人取閱。當年我陸陸續續保存了十來廿份,之後搬家十幾次,其中兩次幾乎是連根拔,也始終沒有動過它們。去年初搬離居住了十年的梅窩, 大屋搬到小屋,不得不把諸種珍藏物件再次篩選,中大小報終於難逃一番取捨。那時沒想到有一天會讓這些歷史見光,在忙和累之中沒有給那些被篩掉的小報拍照留 念。上面這相片是因為現在寫這篇文才想到要拍攝。

1995 年 11 月出版的《官僚瘋報》記錄了此前 21 份小報的名字,手頭另有 1996 年的《雙同又如何?!》和《中大臭屎》第二期,在網路搜尋到的還有《大晒時代》(92 年)和《挑你牙罅》(年份不詳),即是已知小報總共有 25 份。《官僚瘋報》為抗議學生事務處沒收《中大臭屎》第一期而出版,校方的理由是該期《中大臭屎》內容有誹謗成份,小報是匿名出版,為免大學負上法律責任, 便把小報丟掉。由於校方沒有具體指明小報哪些內容有問題,沒有和學生平等對話,沒有澄清事實以正視聽,而只是站在管理者立場,為了維護自己利益而以法律壓 制學生,所以整個處理過程除了引起學生反彈之外,對增進大學和社會民主氣氛都沒有裨益。

對今天的我來說,這些小報最吸引之處是它們的粗糙感,這感覺來自黑白影印、手工排版、手抄和口語結合的寫作方式。這固然與資源不多的客觀限制有關,但更主要 是出於搞手們的批判思考和靈活主動的選擇。93 年 9 月 1 日的《小門報》有一篇「點解我哋唔打字?」,把這種主動性表露無遺:

我們的手生出來便能夠用來寫字,但我們為何要走去死記他媽的倉頡輸入法,冇九用的內碼,還要對著那充滿死亡幅射螢幕,進行這些非人性的工作,才能打出這樣的 一篇文章。我想他們定會說用中文電腦打字比較美觀整齊,但我們沒有那些極度的整齊潔癖。而且,文字本身便是一種感情,寫字時,我們的感情也會融入字體當中,一字一文也是感情的表現。

正所謂見字如見人,一份小報內各種各樣的字跡,或多份小報之間各不相同的字跡,很具體地呈現出這是集體創作的成果,也呈現出這集體是由不同的獨立個體民主地組成。誠然,那時電腦中文輸入法尚未普及,是小報普遍採用手寫方式的技術因素,但即使是 95 年初出版、全電腦打字的《巴賴茄報》,也仍然保留了這粗糙的痕跡。

94 年底一位電算系學生投稿學生報,指該系講師李滿全不滿意有些學生在課程檢討問卷中把他的教學水平寫得太差,要學生「如實」重填問卷,並表示他有權控制分數高低。李滿全要求學生報提供投稿作者的姓名,遭到拒絕後向學生報發出律師信,並於半個月內傳真五封信到他認為是投稿作者的學生家中,要求該學生面見他,受到拒絕後,再於一週內給該學生傳真兩封信,威脅該學生要承擔所有法律責任。這事當時受到傳媒報導,新亞舍監簡永基和工程學院院長周昌大耍官腔,學生報則印製專號和搞論壇。《巴賴茄報》就在這氣氛中出版,聲援學生和學生報。

這小報的搞手有《小門報》的頭號肥仔和頭號忍樣、他們的碩士研究生同學文化少女,和我。他們把當時學習的後現代理論付諸實踐,而我根據大家的討論給小報命名「巴賴茄」。這名字沒有意思,純粹發音,表達「頑鬥」精神。頭號忍樣和頭號肥仔尤其熱切頑鬥,校方官官相衛的種種作為都被他們拿來惡搞一番,什麼 「中文理工教冒會第正經八百號通告」,什麼「日日軟長教英文」、「簡基榮博士愛情信箱第一章:性壓抑的疑惑」等等,很有心思地設計和製作「官逼民玩,民不 能不玩」的「課檢歷險棋」,還到處搜集不同文本的句子,影印之後用剪刀和 rubber cement 剪剪貼貼,沿著小報版面的邊界綑上一條「後正文」邊緣,把互不相關的文句並置一起,達致某種斷裂、消解正文的效果。[註 1]

小報的粗糙感是學生們運用雙手發揮創意而自然形成的效果,這種自己動手的抗爭方式與他們的社會批判意識分不開。《小門報》和《孬報》都批評迎新營把集體意識強加新生身上,令新生失去個人主體性。一眾搞手要建構一種打破校園偽文化死寂空氣的學生主體,解放思想,而不是順服於大學生的角色要求。因此《小門報》嘲笑「標準中大仔」形象乾淨、道德潔癖,召喚同學們

一齊捲起滔天的巨浪,浸Q死一切臭官僚、傻屙屎[註 2]、假道德友、憨九節目原教旨主義信徒、集體主義崇拜者……

《孬報》第三期則呼籲同學:

只要妳/你對校園/文化有乜睇唔順眼,腦袋中又充滿不見得光、孬得要命的歪念,炸校長室、燒學生會、天體宿舍、去聯合瀑布游水、佔領百萬大道……不妨將妳/你的聯絡方法投進范克廉樓門口的「孬箱」!

不知道有沒有學生真的因為自己頭腦中不見得光的歪念而聯絡《孬報》搞手,反正多年過去了,中大也沒發生多麼石破天驚之事,倒是大學業務蒸蒸日上,而日前學聯罷課行動在百萬大道的啟動儀式則有所謂建議衣著。也許是集體潛意識的表現,以抗拒染紅為大前提的組織者建議參加者穿白衣,連白衣代表什麼也懶得思考,卻召喚到上萬人聽話地穿上白衣出現在百萬大道。這不由得令人想起當年《小門報》極力抨擊那種盲從附和的集體主義行為,也令我想起現代中國歷史上的白色恐怖-- 有美帝國主義撐腰的國民黨大舉屠殺當時受到工人農民支持的共產黨。

也許有人認為罷課穿白衣的意思不言而喻:白色代表學生的純潔,即學生在政治和經濟上沒有利益,因此成為社會良心的先行者。這說法的理論根據出自 1960 年代歐洲社會運動,其中最具代表性是法蘭克福學派成員馬庫塞那本《單向度的人》:由於歐美工業社會的工人階級被吸納進資本主義體制而失去改變社會的動力,沒有進入勞動生產過程的學生便成為社會革命的希望。馬庫塞這論述當年在歐美社會運動廣泛流傳,成為激進學生意識的一部分;21 年前《小門報》批判迎新營和大學生,也是基於這個「單向度」概念。

當年馬庫塞把學生看成在社會生產領域之外的行動主體,今天的意大利工人自主運動理論則認為,學生從一開始就是社會勞動力一部分,是製造中、進展中的勞動力 (labor in the making, labor force in progress);工人被剝奪勞動產品,學生則被剝奪知識,學生並不外在於社會生產的過程,而是資本有機結構轉變裡面的中心因素。因此工人自主運動不歌頌作為意識形態之戰的學生運動,而歌頌作為社會生產勞動動態內部一個特殊運動的學生抗爭。[註 3]

咀嚼著「作為社會生產勞動動態內部一個特殊運動的學生抗爭」這有點抽象的短語,我記起 20 年前在嶺南經歷的一次小小學潮。

話說我從中大退學後,轉到嶺南讀翻譯。那時嶺南還在司徒拔道,只有兩幢狹小的灰色校舍,課間只能在樓梯處上上落落,與山明水秀的中大校園根本沒得比。在中大我身邊全是范克廉樓的朋友,去到嶺南則放眼所及只有「普通同學」,那兩年中大的小報熱潮方興未艾,相比之下嶺南沉悶無趣得要死。我本來就比一般學生年長數載,去到嶺南又是二年級插班生,即使有一、兩個和我年齡相近的同學,也忙著兼職供樓或只對專業資格有興趣,我的異化感覺空前濃烈,加上要從大埔尾村行上那 50 度的斜坡、搭車過海到灣仔再轉車上「半山」,更難找到返學的動力。好在那時翻譯系老師劉健芝很關照我,對我經常逃學視而不見,又有一個美女同學(她真是超靚!)主動對我友善,這樣我才好不容易捱過那兩年。

如 此「死水一潭」的翻譯系,竟然在 1994 年畢業前夕泛起了漣漪。三月初的一天我(在蹺課多日後)回到課室,感覺氣氛不尋常,美女同學告訴我,同學們吃不消功課太重,系方還突然宣佈在畢業試中加插一個綜合考試,考試成績更佔整個學位計分的 30% 。大家認為這比重不合理,質疑加插這考試的用意,部分同學也要求減輕工作量。那年是嶺南學院全面升格為大學的前夕,只有翻譯系和社會科學系獲得頒授榮譽學位的資格,而我們是入讀這榮譽學位課程的第一屆學生,因此系方特別緊張學生表現。我應付到功課,也不擔心考試(只要合格而已),但看見平時無社會意識又非政治化的同學們竟然自發地集體要求系方開會對話,不禁受到感動,放學後留下來參加會議,支持他們。

前後開了兩次會,全級 56 位同學超過 50 位出席,系方則由主任和劉健芝做代表。結果是沒有結果,系方不肯讓步,同學們的要求不得要領,而畢業試的日子已逼在眉睫。最後有同學(系會?)發起,十多位同學寫詩、抄歌詞、 短句或短文參加,我也寫了一篇,給大家打氣。然後全班同學每人收到一份無名小報,事情便完了。

這 次事件沒有喊口號,沒有發聲明,沒罷課,沒罷考,也沒爭取成功;我在其中的投入遠不如在中大,對當年那些同學記憶也很模糊。但是每次想起、提起這件事,我都不期然冠以「學潮」之名(當然不忘在前面加上「小小」二字),因為那是我多年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經歷學生以「工作」來形容學習,並集體行動抗議工作量過重--那份只有文字沒有圖畫的無名小報,觸目可見版面各處用圓圈框著的粗體黑字:NO SLEEPING NO DATING NO EATING NO TALKING NO PLAYING …… JUST WORKING。

筆名「尋根」的同學說:

我越來越討厭做理想國的子民。根據憲法第一九九一和一九九二條:「理想國子民必須朝著『完人』的目標生活,令理想國成為全世界最完美的國家。因此,每位國民必須接受艱巨的智能訓練,還要養成不眠不休的生活習慣。」

就是這樣,我每天只睡了四、五個小時,其餘時間花在智能訓練上。唉!還以為成為「完人」的日子不遠矣。怎料調查指出我們的智商不比別國高!……

Emily 說:

我們三年的課程平均都只是每星期上十多、二十個小時罷了。據說其他院校有同學每個星期至少有一兩個晚上要通宵趕功課,我們每晚平均不過半夜二、三時便可以上床休息,大概已經很幸福了。不過也聽說他們每星期只上十小時的課……或曰:「參加了遊戲,便要遵守遊戲之規則。」於是,就沒有所謂功課壓力、個人原則這些事了!功課照樣做,考試照樣考(當然包括偉大的 General Examination 了!),你我完全不必細加思考。……聽說,這是現今最流行、最無往不利的生活態度。

短文「挑戰」說:

畢業年的作業統統都是完成、修改、再完成、再修改……沒完沒了,永遠可以再做得好一點的那種。這種「持久戰」真是把我騰折得身心疲累。清醒的時候修改自己的作業便會有著火辣辣的震忿感。看到自己的作業被老師又圈又點,圈點之處又明明白白的顯出自己不足之處;坦蕩蕩的看到自己的弱點時,那種震驚、忿恨的心情就像給火焯一樣。然而,唯獨需經此一焯,才能將其中的「震忿」感化成「振奮」的動力。

我們確實需要適當的「震忿」和持續的「振奮」,但卻不希望在短短的一、兩個學期內嘗盡那些「甘」苦。一切皆需循序漸進,一步要登天並非發掘潛能、挑戰極限,而是誘發病源,挑戰人性!?!

同學們在無名小報發出的心聲中,智能訓練、工時過長和誘發病源這三個關鍵點,正好符合意大利工人自主運動理論對數碼時代勞動和資本特徵的分析:

首先,智力勞動者的勞動形式很相似,都是坐在螢光幕前面、在鍵盤上移動手指打字;但同時智力勞動的內容卻高度專門化,

建築師、旅行社代理、軟件開發人和律師……之間永遠不可能交換工作,因為他們每一個人都發展出特殊的、局部的能力,這能力無法傳送給沒有相同課程預備、不熟悉相同的複雜認知內容那些人。[註 4]

因此大學生在就業之前必須接受冗長的智能訓練,才能應付工作要求。

其次,數碼技術令符號資本能夠深入靈魂--也就是慾望和想像--層面運作,使智力勞動者傾向把勞動看成自己的企業,樂意超時工作,而不像體力勞動者那樣對工作感到疏離。

最後,靈魂與資本生產過程深深交纏的結果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週期性地在景氣和不景氣波動,資本主義社會的情緒也週期性地在抑鬱、欣快和焦慮的病態循環。[註 5]

《小門報》搞手批評大學教育是工廠生產流水線,把年輕人訓練成標準劃一的機械順民。當年嶺南翻譯系學生也認為大學教育就是接受技能訓練,如果不是劉健芝三年間在課堂上反覆教誨民主理念,他們也許未必如此起來抗爭。但是當全級超過 90% 學生集體抗議工作量過重,劉健芝卻在師生會議上同大家講:「你們日後出來打工,每天都要譯幾千字,工作量比現在更重。」當晚我因此而發惡夢--正正是不滿劉健芝所講那個現實,我才辭掉工作考大學,心向民主。劉健芝有份設計翻譯系榮譽學位課程,系主任不在時她就是代理系主任,她至少有部分權力作出一些改變, 但是她沒有向學生讓步:她在翻譯系有權,在嶺南沒有權,在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更沒有權。儘管劉健芝主張由下而上的民主,實際上整個體制運作卻是由上而下的專制,所謂「自由」只是對資本工業市場而言,如果劉健芝站在學生那一邊,她在體制內的權力和利益就勢必受到削弱,而她卻是全心全意在體制內一展抱負,教育、推動學生在香港和國內壯大「民主」力量。

如今那些去百萬大道和政府總部參加學聯罷課行動的學生之中,不知道有多少人被繁重的學習工作壓得透不過氣,或被課堂和校園氣氛悶出個鳥來,渴望自由,因而加入罷課,成為熱血沸騰抗議人群的一分子。當年嶺南翻譯系學生那場「作為社會生產勞動動態內部一個特殊運動」的抗爭被不動聲色地規訓了,現在作為意識形態之 爭的學生罷課則得到許多公民講師教授高調支持。這場中產階級主導、旨在與資產階級爭權奪利的「占中」爭普選「民主」運動,與作為人民主體的勞動階層和學生 的關係就只有「喚醒」與被「喚醒」,那些被喚醒的人,會衝到政治鬥爭最前線,以一己血肉之軀接受胡椒噴霧的火辣洗禮。

註:

1) 「後正文」一詞是從台灣刊物《島嶼邊緣》學來。

2 ) 「屙屎」即 OC 的諧音,OC 是開放日籌委會簡稱。

3) 本段摘引自 Franco “Bifo" Berardi, The Soul at Work. (Trans) by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Semiotext (E), LA, (2007), pp 47 ~ 51。(中譯:《靈魂在工作》,http://wp.me/P8nmk7-19z

4) 引自同上,頁 74。

5) 此三段參考上述書本第二、三、四章。其中第二章部分內容在此有非專業中文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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