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領運動由堵路到旺角清場後的所謂「鳩嗚」行動,從來沒有觸動大財團或資本秩序,至今最 受打擾的仍然是一般民眾及小商舖,也許加上專做自由行生意的連鎖化粧品店和金舖。不過,後者仗着規模優勢,拉上補下,受的打擊相對前者較小。早前已有連鎖 大型金舖表示,十一黃金周期間,他們的銷售額不跌反升,因為遊人到了不受占領影響的地區分店光顧。

至於受影響的民眾當中,無論他們同意或不同意占領運動,都一同為占領付出代價。而每當有 「還路於民」的呼聲出現,占領者或支持者都會義正詞嚴的跑出來護占領的駕,不是直指或暗指希望還路於民者「自私」,就是直指或暗指占領行動的高尚情操。潛 台詞就是:市民應該繼續為占領者的崇高理想,作出無私奉獻。

其實,我一直很由衷地好奇,占領者的道德光環到底從何而來;或者問,占領者為甚麼會覺得自己處於道德高地?如果說是爭取「民主」、「自由」等「普世價值」,似乎有點牽強--這些口號實在「普世」得,到了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有誰還會反對呢?

如果說,是自我犧牲呢?的確,自我犧牲從來都是強而有力的道德感召。從耶穌釘十字架,到越南、西藏僧侶自焚,都是以獻出生命,攀登最崇高的道德境界。八九民運期間,有同學和參與者長期絕食,也是一種自我獻身,令運動取得道德上的昇華。

時空一轉,來到二十一世紀的香港,甚麼是自我犧牲呢?作為占領運動的前哨,兩年前的反國民教育運動,就有家長和教師絕食,企圖以這種自我身體殘害去控訴政府。每當有人質疑反國教運動或絕食時,很自然就會被冠以「涼薄」、「冷血」等稱號,嚴遭指責,可見絕食是絕對有其道德感召的作用。不過,甚麼才是絕食--例如二十四小時禁食,究竟算不算自殘,還是營養過盛的現代人清減高脂高膽固醇高血壓的絕世良機,當然不是反國教義士有閒睱、有興趣關心的細節問題。

到了眼下的占領運動,除了早前一位自稱絕食了四十天的前公務員(據說還可以一邊上班)完成了他的壯舉悄然退場之外,有一段時間,再也沒有聽過占領者絕食。只是到了「雙學」在11月30日晚圍堵政總失敗之後 ,學民思潮宣布包括黃之鋒在內的三名成員「無限期絕食」,就又終於輪到這一招了!可以預見,再有人批評黃之鋒或學民思潮的話,先要負上被指「涼薄」的風 險。圍堵政總當天,也有一群中學生在金鐘占領區赤腳苦行,這同樣是通過「折磨身體」去把運動引領到道德的高地。不過,超過兩個月的占領運動,這類自我身體折磨的行動,仍只屬少數中的少數;也似乎只是占領運動氣數將盡的時候,組織者作絕地反擊的嘗試。

「苦等清場」

話雖如此,運動肯定還是有犧牲的。如上所述,最大犧牲者是受堵路影響的民眾和小商販。不過,他們當中並不是人人都支持占領。因此,占領的本質,是挾持市民的日常生活,作為向政府爭取訴求的籌碼,照理不但不應取得道德領地,而且還理應受到譴責--當然,經歷了這次占領,甚麼是香港人的「理」,仍有待進一步探討。

言歸正轉,占領者究竟作出了甚麼自我犧牲,足以令他們自覺很道德、比其他所有人都更道德,以致他們認為理應可以用道德去感召其他人?

這個問題,我一直疑惑。到了日前,看了一位據稱是「左翼青年理論重炮手」的青年的奇文,終於有所領悟。

奇文之奇處,尾崎崇實在其網誌點評了,在此不贅。不過,奇文引起我興趣的,在於它一開始就「鬼拍後尾枕」,指占領者大部分時間都是「在占領區苦等清場」。奇文無疑說穿了占領運動的所謂「和平非暴力」原則,其實從一開始就內含着暴力邏輯;占領運動的組織者和幕後推手,一直都是希望當局清場的,而且恨不得當局快點清場(理論炮手發表這篇文章的日期是10月21日,也就是說,等清場至少等了超過一個月)。組織者據稱參考了 Gene Sharp 的理論,即通過所謂「非暴力抗爭」手法、實質卻是要誘發政權暴力回應這一點,論者亦已指出。11月30日晚,學聯和學民思潮發起圍堵政府總部,挑釁的意味相當濃厚,衝突也如雙學預期那樣爆發,有人頭破血流。至此,所謂「和平非暴力」原則的神話,可以正式休矣。

不過,奇文這一句話吸引我的重點,還在於占領者「苦等」清場。「等」,意味時間在空轉,不被任何活動占據;「苦等」,更是心神空虛,被這個不被占據的等候時間折磨着。

空間與時間

占領至今,很多本地文化研究學者以西方的空間理論去為占領運動添妝。例如,嘩,旺角彌敦道竟然可以打邊爐、開枱打乒乓球;又如,嘩,夏愨道竟然可以搭帳篷露營,簡直是香港本土獨有的人類大鳴大解放,體現了書本上讀過、但從未見過的「異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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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這些討論大都忽略了與空間關係緊密的一個概念:時間。缺乏時間面向的空間討論,只能流於平面與片面。其中一位很受本地文化學者推崇引述的城市研究學者列斐伏爾,在《空間的生產》一書裡,對時間的關注就並不亞於空間,因為這位已故馬克思主義者覺察到,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關係當中,生活時間全面消失,只剩下生產時間。換一句話說,在資本的宰制之下,只有與生產有關的時間,才是「有意義」的。反之,所有與生產無關的活動,就是在「浪費時間」。在資本的邏輯和要求之下,「時間就是金錢」,要加以「善用」。

到了地理學者大衛.哈維的「時間空間壓縮」論,就是進一步指出全球資本主義主宰的空間組織不斷推倒再建,最終目的是加速資本的流動和生產過程,令資本利益極大化。

空間的布局,最終還是去到時間的問題。 因此,對占領區的空間討論,不能把時間這個向度抽空。

當占領者占據了旺角、金鐘、銅鑼灣的空間之後,堵路的代價雖然由市民大眾去付,但占領者還是必須面對時間的占據。占領區這個本地文化研究學者津津樂道的「異質空間」,確實與香港別處的「同質空間」十分不同,但諷刺的是,正是由於空間的「異質性」,為占領者創造了新的難題:基於運動的右翼本質,大部分占領者本身是資本主義制度的擁護者,至少對它沒有根本性的批判,因此身處這個「異質空間」,擁有同質時間觀的占領者忽然變得束手無策,不知道如何去 「打發時間」。尤其是占領初期,不少占領者在占領區內「各自修行」,打機、看書、或乾脆睡覺。有特地去金鐘占領區理解這場運動的留學回港青年失望而回,因 為講求整潔與秩序的占領區裡,找個會公開發表政見的人也沒有。大家只是把原來在「私人」空間裡的同質活動,搬到這個「公共」的「異質空間」。

文化研究學者對占領區的異質空間大加表揚,但缺乏對全球資本主義生產主宰下的同質時間的醒覺,這種「異質性」其實是經不起考驗的。

占領運動步入中期,主要由中產或準中產占領者占據的金鐘,出現了「自修室」。對於經歷過 公開考試的香港人來說,自修室不是陌生的場所。它高度象徵了我國「萬般皆下品  唯有讀書高」的核心價值。人人發奮向上讀書、考功名,為的就是有大好的個人前途。這種心態,與資本主義賴以成功的「人人皆我競爭者」、「人人只有私利」的意識形態,不謀而合。在自修室這個「公共空間」,參與者為了「私人」的(時間上的)未來,作戰奮鬥。把自修室從圖書館搬到占領區這個「異質空間」,並沒有打破自修室的同質性。我們看到,由家長帶來金鐘占領區「體驗民主」的小學生,打開各式各樣的補充練 習,小手握着鉛筆埋頭苦幹。稍大一點的,中學生拿着物理、化學教科書苦讀,大學生則對着講師派發的PPT講義發呆。

在金鐘占領區的自修室,這群我城的未來主人充分「爭取時間」,正為得以在資本主義制度裡向上爬的個人前途,各自打拼。文化研究學者利用列斐伏爾指空間商品化的理論,肯定金鐘占領區的「使用價值」,以別於市場經濟所着重的「交換價值」。不過,金鐘自修室的出現,其實正印證了很多論者都忽視了的列斐伏爾對生活時間的討論:資本主義的厲害之處,正在於連時間也全面物品化、商品化了。

除了學子,占領也得到上班一族、特別是中產階級和準中產階級的積極參與,盛況空前。也因此,占領運動以來,出現了另一個今次獨有的現象:占領區以大部分白領放工後的時段,以及周末最熱鬧;白天的占領區,有時只有很少很少人留守。連警方早前計 劃清場時,據稱也要把這個「周末因素」納入考慮之列,避免在周五晚清場,因為周末會有更多人「有空」上街示威。也就是說,占領區的時間運轉緊緊跟隨着生產時間表,受到這種同質時間的主宰。占領亦成為了某些熱心市民的「工餘活動」,所以會有上述那位前公務員在工餘時間絕食了四十天的奇景。也難怪,連發起占領的兩位大學教授,也宣稱要過回「正常生 活」,回大學繼續返工,加入「工餘占領」的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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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異質遇上同質⋯⋯

同樣為本地學者所津津樂道的帳篷區,很快就出現了一個又一個「私人單位」,除了以號碼標示,也有占領者以類中產屋苑的名稱為自己的帳篷命名,如「抗爭華庭」。這無疑有顛覆「地產霸權」的意味,如同各種「抗爭道路」、對金鐘一帶路牌的改頭換面,創意值得肯定。但如上所述,我們還是要以時間觀去審視空間的改造與再造,否則一切創意只會是平面的視覺效果,適合在臉書貼相有餘,提出根本性的社會變革改造遠遠不足。

金鐘占領區的帳篷區裡,我們很快看到規矩的出現。例如「83號F室」的主人貼出告示: 「抗爭體力問題,請大家12時後,將音量收細,讓我們有更好的睡眠環境」。我也是個很怕噪音的人,不少朋友也受到噪音影響睡眠質素的困擾,不過,在占領區這個異質空間,看見這張12時後請將音量收細的告示,而且是為了帳篷內「主人」有覺好睡,我實在不得不聞到中產屋苑散發的那種規矩處處的氣味。加上那個著名的有各式各樣護膚品、隱形眼鏡水供應的「五星級」公廁,金鐘占領區,實質上是把中產屋苑的私人空間,一項不漏的移到了這個「異質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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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星級公廁」附近那個著名的「連儂牆」,視覺上的確十分耀眼,初看到時,我也為之「驚艷」,不過走近看時,就馬上發覺,內容大同小異:不是民主自由人權等「普世口號」,就是「689下台」,或「狼英下台」,或「梁振英下台」。一張一張不同顏色的post-it的所謂「多元性」,與超級市場為顧客提供琳瑯滿目的檸味、橙味、檸橙味、橙檸味果醬的「多元性」差不多,即兩者都是以看似種類繁多、實質上卻沒有真正分別的消費者選擇作為掩飾,代替真正的民主政治參與。

某些很潮的「抗爭者」,很喜歡以「日常生活抗爭」來比擬這場占領運動,但占領運動處處透露的日常生活面向,卻正是落入了日常生活所謂自由、多元的虛假性。在資本主義制度組織下的「私人空間」,也是為了維持生產、再生產關係;以核心家庭為主的私人空間,成為了消費的基本單位。如同所有消費場所一樣,私人空間裡的消費活動的基調是,沉悶,很沉悶。於是,當占領者把同質時間、同質活動從私人空間搬到占領區這個異質空間,其實沒有扭轉沉悶的基調,特別是小資小康核心家庭的那種壓抑和鬱悶。上述左翼青年重炮手的老師、浸會大學地理系的鄧永成,就曾經以 「沙田價值」命名批評這種以核心家庭為基本單位、人人在私人空間裡發奮向上流動的價值,如何令香港「新市鎮」的規劃悶氣處處。

從上述角度去看,政府清場,才有望為占領區的沉悶局面帶來轉機。政府一天不清場,占領者一天在發呆。於是也就出現了上述奇文所指的「苦等」清場的局面。

於是,儘管我反對本土右派的民粹,但也大概能夠明白,市井的他們,為何不能夠忍受中產氣味處處滲透的金鐘占領區。

時間就是占領者的最大「自我犧牲」

如上文所述,資本主義的價值觀裡,只有與經濟生產有關的時間,才是有意義的。由於在「異質空間」裡的時間與活動跟經濟生產脫了勾,對擁護資本主義秩序的占領者來說,時間在空轉、被「花了」。很多占領運動的支持者都會以占領者花大量時間占路甚至連日露宿街頭,來為運動護航。每次我聽到這些說話,都聽得出說話者的重點不在於占路或露宿街頭,而在於占領者「花了大量時間」占路、「連日」露宿街頭。的確,上文已經講了,占路犧牲的主要是廣大民眾。至於露宿街頭,雖然辛苦,但總算有大會提供的帳幕棲身,也有五星級公廁供梳洗、拉屎--若連五星級公廁也不符要求,還有金鐘占領區對面的五星級太古廣場廁所供占領者使用(占領期間,廁所清潔工為應付突然增多的需求,洗廁所洗個不停,直至深夜。筆者有支持占領的朋友對此現象深感不安,於是向清潔工付小費,儘管她認為這樣仍然不足以彌補清潔工的額外負擔)。

不過,對於「時間就是金錢」的中產和準中產階級,要他們在占領區呆等,就是對他們的最大折磨,要他們作出最大的自我犧牲。

這也就是他們的道德感來源。

也因此,時間愈「值錢」的中產,在占領裡的「自我犧牲」也愈大,道德感也特別膨脹。占領開始之前,我們就聽說有各式各樣的「義工」:最先炒起「占領中環」有功的「獨立」媒體有義工,占中秘書處也有義工。而這些「義工」的其中一個特點,是薪高的專業人士,最典型的就是律師,所以必須突出他們「義務」工作這一點:由於他們犧牲了往往「斷鐘計」的搵食時間去貢獻占領運動,所以很偉大,特偉大,值得眾人景仰。至於諸如在黎智英遭擲豬腸之際奮身護駕的職工盟成員,由於本職「只」是救生員,所以定義上雖然也可以說是「義工」,但由於他的時間遠遠沒有律師那麼值錢,所以在占領運動與友好傳媒的語言裡,他是「糾察」(犧牲擋駕的體力),而不是「義工」(犧牲搵食的 時間)。

因此,當占中秘書處的「義務」律師拒絕為爆玻璃的本土右派「義務工作」,但又同時開出每小時三千至五千元市價的律師費時(如果要尊貴律師同時犧牲睡眠時間,則盛惠每小時兩萬大元),我們就不應感到奇怪了。我們也應該可以看到,這場右翼占領運動的道德感來源。只是,一場連道德感也與市場價值掛勾的運動,我們還指望它會帶來社會進步?醒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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