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法國《查理周報》一月七日遭槍手持重型武器闖入,血洗編輯部,十二人死亡。香港時間晚上八時許,我在家中聽到這個消息後,整晚瀏覽法國新聞網站,嘗試了解發生了什麼事。槍手行兇的過程,固然十分震撼;法國朝野上下的即時反應,則屬可以預料之內:這是「恐怖襲擊」,必須「捍衛言論自由」。

我看著不斷更新的即時新聞,思緒卻開始飄到兩年前,法國六八學運領袖龔本弟(Daniel Cohn-Bendit) 二零一二年九月的一個電視訪問。這個訪問最令我印象深刻之處,是龔本弟重申他對「挑釁」的理解:

在我們這個國家⋯⋯大部分回教徒的日常生活如何?他們生活艱難,很多人失業。而我們卻跑去掌摑少數群體。在我一貫的理解當中,「挑釁」是掌摑那些當權者⋯⋯不要告訴我,挑釁沒有界限。

龔本弟這番話,回應當時重新出現的一系列譏諷回教世界與先知穆罕默德的漫畫和言論,特別針對《查理周報》的所作所為。龔本弟說出了我的最大感覺:一群處於優越位置的白人編輯與漫畫家,以挑釁生活在水深火熱裡的社會底層為榮、為樂,根本就是懦夫行為。如果這與什麼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有關,就是以「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為借口,在輿論上進一步打擊原本已經深受歧視的少數群體。

龔本弟在訪問裡,也直斥《查理周報》是「混蛋」,而且是「被虐狂」:

我相信這是他們喜歡的造愛方式,他們一定喜歡痛。因為他們說:「我們動手吧,那麼我們便有警察,我們便有恐懼。這令我們有快感。」

其實我不十分肯定,《查理周報》那幫白人編輯和漫畫家,持續刊登冒犯伊斯蘭信仰的漫畫,不斷向在法國內外已經極度邊緣化的回教徒落井下石,到底是被虐狂抑或是虐待狂,最有可能為兩者皆是。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他們從傷害回教徒感情當中取得快感,十分下流。正如米共在臉書留言說:「調侃挑釁的人關心自己的快感,多過關心那些日常被壓在最底層的人;他們的心和雙眼都是望著權力中心,把權力中心當作全個宇宙。」

《查理周報》欺壓社會底層,把自己的經濟利益和優越感建立在他者的痛苦身上,而且毫不羞恥地不斷擴大別人的痛苦,還口口聲聲是為了正義,與殖民主義如出一轍。此所以,看到法國境內外出現的聲援《查理周報》的示威,連香港台灣兩地也有人高舉「我是查理」的標語,我覺得很悲哀。我想問,你們到底在支持什麼?你們知道自己在支持什麼嗎?

我不是查理。任何對世上苦難稍有感覺的人,都不可能是查理。

(二)

龔本弟之後,我的思緒慢慢飄向另一個同樣擁有猶太背景的法國人:我的朋友法蘭克。

我搜尋電子郵箱,最後一次和法蘭克通信,是二零一二年十月,即龔本弟的訪問之後大約一個月。那一年,一套褻瀆先知穆罕默德的反伊斯蘭電影《天真穆斯林》(Innocence of Muslims)上映,引起全球回教徒抗議。該部電影由美國籍埃及裔科普特基督徒製作和執導。抗議矛頭也直指美國駐各地的使領館,造成至少四名美國外交人員死亡。

正如這次《查理周報》遇襲後我們可以預見會有新一輪的針對回教徒的洩憤行為和宣傳一樣(襲擊發生後,法國文化部長宣布,打算撥款一百萬歐元資助《查理周報》繼續出版),那一年回教徒被嚴重挑釁而作出激烈的反抗之後,我們遇到又一輪詆毁穆斯林的宣傳攻勢。龔本弟指摘《查理周報》的訪問,就是在這個背景之下作出。

而我在差不多同一時間,也開始收到法蘭克從法國寄來一系列反回教徒的漫畫和言論。

在我的電子郵箱出現的那些漫畫,與《查理周報》刊登的不相伯仲,都是專門拿穆罕默德開玩笑。回教徒愈視繪畫穆罕默德的模樣為禁忌,漫畫家便愈要以最諷刺的方法去再現先知。當然,《查理周報》以行動證實該報確非善男信女:連穆罕默德脫得光光翹起屁股的漫畫,周報也曾刋登過,充分顯示周刊的編輯與漫畫家對他者之感覺毫無感覺,只以滿足一己之慾為目標。一句「低級趣味」也遠遠不足以形容。

謝天謝地,那一年我沒有收到光著屁股的「穆罕默德」,或回教教士與這次被殺的漫畫家之一「濕吻」的漫畫。不過,收到法蘭克連續寄來多幅嘲笑回教世界的漫畫,足以令我十分不安。最後一根稻草,是他把一封法國猶太人社區抗議總統奧朗德「融入」回教徒政策的聲明轉發過來。

我決定給法蘭克寫信,表達我的不安。

F:

你好嗎?

不久前,我開始收到你轉發的一系列訊息,你自己卻沒有對事件表態。我在當中感到挺強烈的反回教徒情緒。作為朋友,我尊重你的根源、你的意見。每次我看到法國有反猶太人的案件發生,我都會想起你。

於法國生活的經驗,以及此刻看到的新聞在在告訴我,在法國,伊斯蘭是一件複雜且備受爭議的事情。今天,我看到《世界報》報道,法國有愈來愈多人篤信伊斯蘭,當中很多是祖籍北非的年輕法國人。你轉發的抗議聲明裡談到「融入」,但那是誰的融入?當我們談到伊斯蘭在法國引起的「問題」,是否也必須談及法國在北非和黑非洲的殖民主義刺起的傷痛與不公?伊斯蘭在年輕法國人之間冒起,是否社會不公的表徵?你在突尼斯出生長大,我相信你明白我在說什麼⋯⋯

這是一個複雜的課題,在香港我沒有足夠的資訊讓我有一個完整的看法。不過,我同樣認為,不公的訊息對於我了解事情,毫無幫助。如果你願意,我寧願你把你的看法告訴我;否則,我希望你停止轉發這些煽動性的資料。這些言論實在令我不安。

離開法國多年,要用法語表達我對這個問題的想法,實在有難度。無論如何,我希望你大致能夠明白我的想法。

L

今天重看這封信,發現我和兩年前的想法沒有太大分別。我也發現,當時我在信中的確打錯了兩個關鍵字:把「融入」(intégration)寫成「原教旨主義」(intégrisme);把「伊斯蘭」(Islam) 寫成「伊斯蘭主義」(Islamisme)。這兩個錯,沒有逃過身為高等院校退休教師的法蘭克的法眼。他在給我的回信當中,指出我這兩個錯,前一個錯說我沒有看清楚猶太社區抗議法國政府融入回教徒政策的聲明;後一個錯,他說我應該搞清伊斯蘭和伊斯蘭主義的分別。

今天重看這封信,我進一步知道我這兩個錯,除了因為自己學藝不精,不能用生疏了的法語準確表達政治概念,亦因為當時我已經須全靠傳媒接收來自法國的訊息。「原教旨主義」與「伊斯蘭主義」,都是法國主流傳媒在談到伊斯蘭的時候,經常使用的字眼。這些詞語,亦在不知不覺之間,進入了我的語言當中;而我在不無情緒的情況下給法蘭克寫這封信時,匆忙間就把這些帶有歧視的字眼滲進語言當中。

我在給法蘭克的回信裡,承認我寫錯字。不過,我同時指出,我已經表達過,用法語去和他討論這個問題,對我來說有難度。而且他應該能夠從我的上文下理,知道我確實想說什麼:我想指出的是,法國主流白人社會以「共和國理念」、「世俗價值」要求回教徒「融入」,但他們可曾考慮過,制度上、文化上、經濟上、社會上對回教徒和阿拉伯人的種種歧視,其實是造成這個群體嚴重被邊緣化的根源。「共和」、「世俗」價值,真的是色盲嗎?真的是那麼「普世」嗎?

事實上,從法蘭克的回覆,我就知道,雖然我寫錯了兩個關鍵詞,但他根本完全知道我在說什麼,因為他在信中指回教徒不能融入法國社會,關鍵在於他們威脅到法蘭西共和國列祖列宗建立的「自由」和「民主」。在法蘭克的回覆裡,「自由」和「民主」都是大寫。法語用大寫的時候比英語或德語都來得少,因此看到法蘭克以大寫去表達 Liberté 與 Démocratie 這兩個概念時,我開始感到有幅牆,壓倒性地豎了在我面前。

當提到他的猶太人背景時,法蘭克一如以往地對自己的民族表示自豪,因為他們為人類歷史作出很多貢獻和犧牲,而且猶太人沒有因為回教徒在街上的衣著識別而攻擊他們。法蘭克指的,當然是在法國發生的多宗戴了猶太圓帽的猶太人遇襲的案件。

也當然,法蘭克沒有提及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人的長年壓迫是什麼一回事。猶太「民族」和「歷史」,如同法蘭西共和國的自由與民主一樣,在法蘭克的論述裡,都是大寫。

我感到,在法蘭克這一連串的大寫「歷史」、「自由」、「民主」面前,我頓時變得很渺小,而且開始進入失語的狀態。兩年的巴黎政治學院地獄式訓練,以cum laude拿了個碩士學位,沒有讓我有足夠辭彙與論述去回應法蘭克。他那一套論述是如此地宏大,如此地密不透風,如此地有備而來,我根本無法與他平等地對話。我嘗試轉換頻道,用英語去回應他,但我很快就發現,這其實不僅是語言問題,不僅是我法語不夠靈光的問題,而是他那套論述背後,有整個強大的政治經濟建制在撐腰。無論我法語多流利,只要我不認同這個制度或其背後的假設,我便馬上立於高牆之下,無法穿破它。

對於自己的失語狀態、有口難言,我既焦急又憤怒。我怒自己,怒法蘭克,怒這個世界。那一刻我發現,我很想打人。一個不能以言語表達憤怒的人,的確是會想動手的。

除了想打人,那一刻,我也想起向以色列士兵扔石的巴勒斯坦人。我認同了他們,甚至能夠認同自殺式炸彈襲擊者。我毫不費勁地進入了以身體暴力去回應制度暴力的軌道。我完全理解,在一個什麼樣的情況之下,暴力成為了被壓迫者的語言、吶喊。

至今,我依然不相信暴力。但我也認為面對連串的暴力悲劇,有以下的必要性:如果我們譴責暴力,就必須同時譴責制度的暴力、「文明」的暴力、語言論述的暴力、軍事的暴力。我們必須看到,迫使受苦受難者走向暴力襲擊的制度、文明,已病入膏肓。要真正結束暴力,我們必須對抗壓迫人的制度與文明。

《查理周報》遇襲,我也同時譴責媒體的暴力。

(三)

上面提到,與法蘭克的通信裡,我處於失語狀態,無法以屬於自己的語言去反駁他,既著急又憤怒,那刻我想打人。但事實證明,我仍然是個腦袋先行的現代人,因為想到那一刻揮拳的話,我只會打爛自己的電腦,便打消了這個念頭。

動用粗言穢語,遂成為我下一個明顯的選擇。

可是,書到用時方恨少,原來粗話也一樣。平時不好好練習,到用的時候只能乾著急。而且,很快我又發現,學識所限,我認識的法語粗口裡,大都以侮辱女性為主。以這些粗話去罵法蘭克這個大漢,感覺簡直是在罵自己,十分不對勁。

結果,與法蘭克來回了幾封電郵,知道不能穿破他在我面前築起的那道高牆後,我度身訂造了一句罵他的說話:我說,對他這個困在巴黎舒適住宅裡的被寵壞了的老而不的世事評論,我感到很嘔心。

法蘭克回信,覺得我侮辱他,並說我「精神有異」。此後,我們再也沒有來往。

今天,想起這宗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為了國際政治與朋友絕交的事件,沒有太大遺憾。我甚至由衷地、罕有地慶幸,自己是生於現代的女性。想起法蘭克說我精神有異,在某個離我們不太遙遠的年代裡,我可能已經因我的言論被關進精神病院。地點是法國。

我也想起,去年為了備課而重看《阿爾及爾之戰》,留意到以前我沒有特別注意的一幕:進入電影尾聲,在法國殖民統治者殺害爭取阿爾及利亞獨立的革命戰士後,阿爾及爾晚上經常會聽到女性一同發出吶喊聲,響徹夜空。旁白說,這些吶喊「沒有人聽得懂,而且很可怕」。今天,我會進一步補充,阿爾及利亞婦女們的吶喊不被白人男性主導的「文明」聽得懂,因此很可怕。而這正是她們的力量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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