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翻開《星期日明報》,讀到一篇題為<過門都係客:佔領與光復>的文章。讀了幾段,起初還以為又是「左翼青年理論重炮手」一類水平的文青傑作。不耐煩之下,滾下去看作者名字,原來竟是左翼中年理論重炮手的傑作,不禁「嗤」了一聲。

香港的左翼中青年水平,果然是低處未算低。而且,細讀文章後,驚覺香港的「左翼」話語,與民粹右翼正式出現了「有機整合」,這是不得不讓人深深警惕的發展。

納粹與「光復」

2012年,左翼社運大師已在一篇文章裏為今天的民粹右翼「反水貨」進行思想上的鋪路。對此,尾崎崇實已有批評,不贅。今天,同一位左翼社運大師正式與「光復行動」結合,通過詭辯去為民粹右翼運動提供正當化的外衣。驚人之處,在於左翼社運大師連同納粹德國的罪行,也一同淡而化之。

齊澤克曾指出,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同理,香港「光復」行動中出現的「排外/拒中」傾向,也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而是植根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的香港社會脈絡。

我認為,這一段話除了讓人對左翼大師「刮目相看」之外,亦讓我們看到,為何當今「左翼」與民粹右翼往往只有一線之差;「左翼」話語可以如何通過詭辯,去為右翼民粹服務。

首先,連「納粹德國之反猶,並非源自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基於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這樣一句道理顯淺的話,都要引述自身也有種族主義之嫌的齊澤克,固然說明了當下左翼導師如何盲目,也如何可悲。大師好像發現新大陸的告訴大家,納粹反猶,其實並不因為猶太人的「特性」,而是因為德國社會的問題。而且,這頁歷史引述至此終結,沒有下文;既要引用納粹德國這段慘絕人寰的歷史去引伸到當下的香港,卻又只以「反猶」去輕輕帶過納粹的罪行,究竟是有意的遺漏,抑或潛意識作祟,在很多人都把香港目下狀況與納粹德國作比較的當兒,同時淡化納粹罪行與「光復行動」的法西斯傾向?

大師以「同理」作轉折,去說明引伸香港的「光復」行動。詭異的是,納粹德國這段歷史,在左翼大師眼裏,並不是用以警惕世人目下香港排外反中的種種危險傾向與後果(連排外和拒中,大師也要打上引號,以說明他對香港目前出現排外和拒中或反中的說法「存疑」);反之,在左翼大師的詭辯中,「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是可以用作理解納粹德國的反猶;「同理」地放在「香港社會脈絡」裏,就是雖然反水貨可以與反猶作類比,但既然連反猶也有「德國社會自身的問題」作為基礎去理解,那麼「光復」也是可以用香港社會的問題去理解。

左翼大師當然很懂得什麼叫政治正確,指出光復的排外反中傾向,不能「歸罪於『陸客』(或『水貨客』)的『特性』」。不過,正如大師用「德國自身的社會問題」去理解(實質作用是淡化)納粹的罪行,卻絕口不提更根本的問題——納粹反猶的嚴重後果(其實納粹屠殺的遠遠不止猶太人,還有大批羅姆人。這就是人我二分的排斥邏輯的危險之處;以排斥十三億人為起點的「社群」,根本沒有前途可言),大師把光復行動歸因於「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便完全避過了「光復行動」裏明確出現的法西斯思想、言論與行徑。

情況就是:面對香港一群大香港法西斯主義者以極其噁心、侮辱性的言行去驅趕來自大陸的水貨客、遊客、居民、新移民,左翼大師要我們理解,雖然這些所謂「光復行動」與納粹有幾分相似,但它背後有著「政府管治不善、發展速度過速、旅客數量過多、貧富嚴重不均」為基礎,於是,我們可以絕口不提納粹的暴行,更加可以不去深思香港法西斯將會把香港引向一個什麼樣的深淵。

看不到的文化建制派

說特區政府是「本土主義」的始作俑者,因為它一直迴避管治體制不善,也不解決貧富懸殊、階級分化的問題,卻高調提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等虛假命題,一方面令社會的「深層次矛盾」不斷積累,為「本土主義」所倡議的「勇武抗爭」埋下伏線。

至今,左翼導師依然認為「『港獨』、『戀英/殖』或『外國勢力』」是「虛假命題」,無視「占領運動」以來出現的種種港獨、親英親帝親殖言論,亦無視眾多外國勢力介入的現場證據。我開始有點懷疑,左翼導師是否住了在另一個星球?還是虎地校園生活實在太安逸,讓在文化研究系落戶多年、頭頂光環、生活無憂的一眾社運導師,無法得知人間何世?

又或者可否提出一個大膽假設:左翼導師自己也是港獨、戀英戀殖或/及外國勢力的(廣義)陣營一部分?以致他無法看到這些已然是香港本土政治不容視而不見的勢力?

寫到這裏,我想起約翰.伯格提出的「觀看」問題。伯格在《觀看的方式》裏指出,他認為十七世紀歐洲「自然風景」油畫與地主階級對財產的觀念有莫大關係,遭保守派學者駁斥,認為伯格對財產很「執著」。伯格認為,保守派學者之所以看不到這些油畫與財產的關係,正因為歐洲藝術與私有財產的關係千絲萬縷,簡直是到了一個看似「自然」的地步,以致建制派文化學者無法看出兩者的關係。當有人指出藝術與地主的私有財產不分可割時,反倒會被指對財產「執著」。但其實執著財產的,是歐洲的建制主流文化。

伯格提出的這一點,其實對於從事文化研究的人來說,並不陌生。每當我們批判基於階級、性別、種族等的權力關係時,總會有保守建制派說,問題與此並不相干,因為他們深陷在權力的優越位置裏,階級、性別、種族的權力傾斜,在他們眼裏,比自然更加自然。

「同理」,早已成為學術與文化建制一部分的左翼社運大師,已經全然看不出社運的反動成分。甚至當他面對香港社運有港獨、戀英戀殖及外國勢力介入等批判聲音時,會一棒將這些聲音打為「虛假命題」。引伸伯格的觀看分析,左翼社運大師已經深深陷入了港獨、戀英戀殖以及外國勢力的位置當中,所以他才會認為香港不存在港獨、戀英戀殖及外國勢力介入這些路人皆見的問題,反而認為這些只是特區政府為轉移視線而高調提出的「虛假命題」。

去年,虎地大學一個講座上,一位資深文學教授直指,當年虎地大學成立文化研究系時,他曾經表示,連以批判為己任的文化研究也成為大學一個獨立學系,其實也就是宣告了文研的死亡。看到一眾左翼社運大師的面貎,我認為文學教授是言中了。

「左翼」的「語言轉向」

左翼社運導師至今仍然把問題一味推給政府,以及來自北面的自由行與水貨客,我則仍然認為這種「左翼」論述,無論套上多少個看似進步的修辭、再加幾多個英文括號,都不能逃避他們要為「本土主義」所倡儀的「勇武抗爭」負責的事實。

前天與米共傾談時,我們才說到從占領運動開始,一眾左翼社運人與革命導師被右翼團體與「民眾」掃出場,卻仍然不甘寂寞,戀棧「社運導師」的位置,不願在「運動」中被進一步邊緣化,因此也不願直斥右翼民粹言行。結果,左翼的介入出現了「語言轉向」:既然不能影響「實質」的「運動方向」,便憑著他們的固有強項——三吋不爛之舌,抓住一字一句,在文字上轉圈,無限發揮。

從字義來說,「光復」的相反詞,正是「佔領」。前者希望能夠收復舊疆,也就是返回「被佔領」前的生存狀態。因此,「光復」與被指認為帶有侵入、霸佔味道的「佔領」,顯然針鋒相對,在這層意義下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後續,似乎並不怎樣貼切。然而,香港的雨傘「佔領運動」,最初參照的是歐美等地的occupy movements,當中occupy(名詞是occupation)的其中一重意思,與reclaiming public space的reclaim相通,追求的是重奪社會空間,自在地做喜愛的事情,而非指向侵入、霸佔,這與中文的「光復」的意思更接近。

上述一段,左翼社運大師示範了,「正」如何可以說成「反」,「反」如何說成「正」;一切毋須基於事實的考證,只要查查字典,動名詞搬弄一下(連「occupy的名詞是occupation」這樣艱深的英文文法也派上用場,真是難得),就可以把自己先驗地認為有道理的「道理」發光發熱。

不過,再爛的文章都總會有幾分真相在內;最難以啟齒的事實,往往亦在不盡不實的文字裏滲透出來。

換句話說,雨傘「佔領」運動,從一開始已帶有「光復」的味道,希望reclaim香港舊有的、但正逐漸被劣質政治文化「佔領」了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循這角度,說「光復」是「佔領運動」的繼續,自然順理成章。

社運導師不諱言,「光復」與「占領」如出一轍,前者只是後者的延續。如導師所言,甫開始,「占領運動」就是要「光復」「舊有」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說了這麼多,不惜通過詭辯、扭盡人類的語言極限,左翼社運導師原來是要為一場維護「舊有核心價值」的右翼運動說項。我想向左翼大師進言,其實他是沒有需要這樣用盡吃奶之力的。雨傘運動之反動與右翼,其實早已處處滲透,只要不是自稱左翼者,都能夠輕易看出來。

導師甚至提出「舊疆」這個概念,占領與光復者要返回「被占領」前的生活狀態。我不禁問:什麼是香港的「疆」?什麼樣的「劣質政治文化」「占領」了香港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運動」要「光復」什麼樣的「核心價值和社會生活」?

以上這些,都是社運導師必須回答的問題。他一方面指「港獨」、「戀英/殖」是「虛假命題」,另一方面其港獨,要「光復」回歸前生活狀態的命題卻呼之欲出。我只能說,這與右翼的「本土」行動沒有兩樣,唯一的分別,可能只在於右翼本土運動比這些左翼更加「光明正大」。

無論左翼社運大師如何含糊其詞,都不能扭轉包括他自己在內的「左翼」自占領運動之後已告破產的事實。左翼大師這篇文章更進一步展示了一個可悲的現實,就是面對「反水貨」的法西斯,「左翼」不但沒有回頭是岸,還在話語上徹底地與之配合。左翼大師也許自我感覺還很良好?我無從得知,也不在乎。但我認為,歷史對此等「左翼」,早晚會有公論。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