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網上有關義和團的討論好不熱鬧,這裡我希望從側面提供一些思想資源,讓關心此事的朋友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思考,今天一群泛民左翼把義和團抹黑為「黑社會」、「盲目反對洋人」,到底有什麼文化政治上的意涵。

先交代一點背景。去年,我完成在大嶼山梅窩的研究,寫成博士論文《全球資本主義下的另類發展:大嶼山梅窩1997﹣2013》。接近十年的生活與觀察,讓我很具體地看到資本的滲透:既滲透空間,也滲透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中。隨著近年本地及外籍資產階級大舉遷入梅窩,跨國資本主義及其對本土的衝擊,對我來說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很具體、很活生生的體驗。「文明」及其背後的秩序,包括衛生現代化、語言、法律等等,一旦進入社會關係,如何以「進步」之名去壓迫被視為「落後」與「野蠻」的群體,對我來說也是有血有肉的霸權建立過程。

梅窩研究這個底景,也讓我看到目下香港種種關於「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論調,在論述及實質層面上的推進,勢將加速、加深跨國資本主義在香港的進程,真正的本土空間只會進一步被蠶食。

以下我重新整理論文其中一章的理論探討,希望有助大家思考近日關於義和團的討論。這一章我從「衛生現代化」的角度,探討「不潔」的文化意涵:以城市為主導的論述,往往把鄉村表述為「落後」;鄉村地方使用化糞池,亦被視為衛生程度不及城市。

這種「衛生現代化」的論述,正可以追溯到義和團起義。中國沿海菁英利用「衛生」作為與內地貧民同胞切割的手段,以示自己可以與現代化的洋人看齊。歷史學者盧加斯基(Ruth Rogaski)的研究指出,義和團起義及後繼事件觸發了「衛生現代性」,「衛生」成為文化優越感的中心指標,是中國低人一等的佐證,「衛生」也等同了外國人所倡導的科學。不久,中國的菁英們就利用「衛生」以示自己有別於農民及城市的低下層。

盧加斯基認為,衛生作為有關「缺陷」的論述,讓中國的菁英階層與低下層同胞保持距離。如此看來,列強割據固然暴力地令中國與過去撕裂,但空間上它也加劇了沿海租界菁英們與內陸居民之間的分割。無論關乎衛生與否,這些菁英都不能忍受這些所謂「缺陷」加諸他們身上的重擔。通過擁抱現代性以及各種等同「現代」的用品,中國菁英避過「不衛生」的責任,爭取與全球衛生秩序看齊,而不衛生的標籤就留給中國農民及城市的低下層去背負。當時,有錢的租界居民使用舶來衛生健康產品,如保健藥、廁具名牌American Standard的馬桶等。他們只要有購買力,就輕易可以想像自己躋身全球衛生秩序,在衛生現代性的行列中佔一席位。

「不潔」其實也是一個文化概念。人類學者瑪麗.道格拉斯在《純潔與危險》裡指出,不潔具備象徵意義,也是相對的概念;哪裡有不潔,哪裡就有一個制度或世界觀。要維持制度或世界觀的秩序,就要排除不潔分子。

用日常生活的語言去理解,成年人對小孩子說:「髒!」其實也是協助孩子建立一套世界觀:哪些東西是「不可以碰」的。

在香港早期殖民地時代的語境裡, 20世紀初期在香港定居的歐洲人要求與華人實施種族隔離,正是認為華人集非理性、不衛生、不文明於一身。他們聚居在太平山下,一切皆有別於歐洲的文明秩序;黑暗、嘈吵、疾病、混亂等問題,在華人身上一一體現。

這裡呼應著愛德華.薩爾德在《東方主義》的討論:歐洲人把「東方」表述為落後及次等,其實也是一種權力宰制,背後牽涉「我們」歐洲人與「他們那些」非歐洲人對立的集體概念。薩爾德認為,組成歐洲文化的一大重要理念,是歐洲人自覺較其他所有非歐洲人種及文化高等,以致歐洲文化在歐洲內外皆佔據了霸權的地位。此外,歐洲對「東方」也抱持著霸權概念,認為東方文化落後、次人一等。

然而,結合上述的「衛生現代化」,可以說,東方主義並非外國人獨有,即使中國人亦會對本國抱有東方主義的觀點。雖然盧加斯基的研究發現,早於列強侵華時期,中國沿海菁英已利用「衛生現代化」的論述以示自己較本國的低下階層較為優越,但這種優越感在全球化年代裡尤其明顯:某些接受過西方教育或生活西化的華裔居民,自視為有別於也優越於本國沒有受過西方教育的同胞。跨國資產階層的出現,凸顯了這種「內部成見」。

德里克(Arif Dirlik)在討論全球現代性時指出,伴隨全球化而來的不單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且也是文明以至國族內部的文化分歧。隨著中國與全球經濟體系接軌,沿海甚至其他內陸地區湧現了一批中產階級,與較窮地區形成強烈對比。學者弗利曼(Edward Friedman)指,這些因中國經濟改革而受惠的階層,會利用貧困地區較落後的觀念來套在同胞身上。遷徙到大城市幹粗活的低收入農民工被視為「鄉下人」、「流氓」,是罪案、骯髒及混亂的來源。

基於這種「上等」、「文明」人的跨國特質,在研究裡我借用了社會學家斯克萊爾(Leslie Sklair)的研究, 藉「跨國資產階級」一詞來指涉梅窩一個新興社會階層,他們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是高收入專業人士,包括金融證券從業員、飛機師、律師、企業管理層、在國際學校工作或以外籍英語教師條件受聘於本地學校的教育工作者;第二,他們說著共同的語言:以英語為主,並掌握法律及官僚技術的語言。顧名思義,跨國資產階級的概念超越種族或國籍分界,他們可以來自西方國家,也可以是長期在西方國家接受教育及生活的華人。在文化意識形態的層面上,這個社會階層不但有著類似的職業,而且有著類似的教育背景及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說,不同國家的跨國資產階級之間有著的共通點,比起他們各自與本國的非資產階級之間有著的共通點更多。前面提及,全球化不但帶來文明之間的衝突,也會導致國族或文明內部的文化衝突,背後也是這個原因。

很明顯,斯克萊爾對「跨國資產階級」的定義,已超出了馬克思對資產階級(即擁有生產資料的階層)的定義。不過,在金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年代,控制著資本流通與分配的階層,與控制生產資料的階層,在一個所謂跨國統治集團裡可謂平起平坐。

斯克萊爾曾經指出,非西方國家的跨國資產階級在本國推動跨國集團利益,其實就是抱持一種「買辦的心態」。

因此,如果有朋友不贊成用「跨國資產階級」去形容這群現代的反義和團義士,我認為稱之為「買辦」,亦無不可。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