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香港的居住空間環境狹窄。與此同時,香港與其他現代城市一樣,發展高度商業化與同質化,消費成為了城市的核心意識形態。即使是離開了狹小的私人空間,我們在社會上仍然是以一個一個孤獨兼原子化的消費者身分存在。人感覺渺小並不盡是因為居住空間狹小,倒更源於個人不能與一個更大的集體世界連結。

去年在香港發生的占領運動與空間關係密切。不少論者認為,運動裡示威者尋求在實質與虛擬空間裡(重新)建立連結,並重奪公共,令我城的同質與商業化空間,轉化為「異質空間」。

本文參考此前在其他地方爆發的社會運動的共同地方,即通過社交媒體動員群眾這一特點,去探究我們可以如何重新理解現代城市空間裡的公共與私人概念,以及「渺小」的感覺如何成為現代人的集體心靈表徵。

公共與私人

由「阿拉伯之春」、西方國家的占領運動、以至2014年台灣「太陽花學運」占領立法院以及香港的「占領運動」,不少論者對全球各地的「人民起義」大表讚揚,認為是公民重奪公共空間表達政治訴求的現象。各地運動的其中一個特點,是社交媒體發揮了強大的動員力量。一些學者認為,互聯網廣泛應用,不但改變了虛擬空間裡的人際連結,也通過公開抗議活動改變了城市空間的實質布局。Christian Oggolder以2011年埃及開羅塔希爾廣場為例,指出這一年並非首次有示威者在首都市中心廣場示威抗議,但2011年卻是第一次通過社交媒體與新資訊工具動員群眾。不過,作者同時強調,「埃及革命」遠遠不只是互聯網的革命,當時的總統穆巴拉克並不因為臉書用戶按「讚」而下台,而是因為示威者在虛擬空間活動之餘,亦上街示威。多虧互聯網這個愈來愈與現實世界水乳交融的媒介,城市得以建立了新的空間。(註一)

Linda Herrera同樣對資訊科技與現實世界相連以建立新的城市空間抱有樂觀態度。作者同樣反對把「埃及革命」定性為互聯網革命,而是認為人們使用社交媒體去創造新的內容。她在一篇題為《埃及革命2.0:臉書因素》的短文裡,指出「政治與社會運動不屬於通訊工具或通訊科技,而是屬於人民。」而手提電話、互聯網、twitter、臉書等「沒有主體、沒有道德宇宙,也因此不對任何一方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取向採取預設的態度。人們怎樣塑造便是怎樣。」(註二)

不過,問題是,Herrera 把「人民」與「人們」說成是一個同質的整體,卻沒有把政治經濟語境列入考慮之列,也沒有考慮各人之間的階級、種族、性別、性向等分歧,以及當中牽涉的權力關係。與此同時,她認為數碼通訊媒介讓學習、認知、社交等都得以「革命化」,「促進新世代行為與意識的發展」。

這種「新世代行為與意識」是怎樣的行為與意識?Hampton and Gupta於2008年發表的研究指出,無線網絡與手提電話盛行,因而出現了「公共空間私有化」的現象:人手一機,雖然身處公眾場所,但依然選擇與私密的圈子遠距離聯繫。該項研究的調查對象是美國西雅圖與波士頓咖啡店的手提電腦使用者,調查發現那些使用咖啡店作為工作地點的人積極擋開場所的公共性,避免與其他人有眼神或語言上的接觸。(註三)

今天,多功能智能電話與平板電腦比上述研究進行的時候更加盛行,「公共空間私有化」的現象可謂更普遍。用者不但可以隨時隨地與私人圈子遠距離聯繫,還可以在公共空間裡(包括公共交通工具上)使用電子通訊工具埋首個人娛樂當中,看電影電視劇、玩網上遊戲等等。如果戴上耳機,用者更可以同時在視覺與聽覺上跟身處的環境完全切割。流動資訊科技建立了「個人化的空間囊」,就像劃出個人「領土」的機器,奪取、挪用實質的城市空間,以服務個人用途,以及個人與個人之間的私密聯繫。(註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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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米田共

聲音技術的確改變了現代城市的公私空間面貎。社會學家桑內特曾經在《再會吧,公共人!》裡慨嘆,面對繁囂的城市,現代人的對策是在公共空間、特別是街道上保持沉默。現代社會愈來愈「私密」,「私」騎了在公共頭上。(註五)不過,Michael Bull認為,現代通訊科技發展已經改變了桑內特點出的那個「沉默令公共空間私密化」的現象。今天,人人都在街上拿著手提電話甚或智能電話,大部分人都與一個不在現場的朋友或親人通話,其實是噪音把公共空間私有化。愈多人與「遙遠他方」通話,空間愈喧囂,現場卻愈孤寂。而且,人們不但奪取自己的空間,還剝削了他人的空間。(註六)在香港,相信大家都對這個現象毫不陌生:很多人不但在公共場所大聲講私人電話,還會拿著智能電話扭開音響看電視劇看電影。城市每一個公共空間角落都有不同聲響發出,但這些聲音與「公共」沒有關係,遑論互相對話。

由此可見,現代通訊科技所造就的「新世代行為與意識」,是把私人滲進公共空間,甚至把公共空間私有化。基於這個分析,就著Herrera指出的以下一點,即臉書等社交媒體「不對任何一方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取向採取預設的態度。人們怎樣塑造便是怎樣」,我希望作進一步檢視。

如果把焦點拉回我們身處的地區,的確,港、台兩地近年出現的政治與社會運動的一個共通點,都是缺乏任何對現況提出根本批判改造的另類政治願景或想像。以香港的占領運動為例,運動一直高呼「真普選」或「民主」口號,但其內容仍然有待嚴肅論辯。歷時兩個多月的占領運動裡,並沒有產生任何清晰的政治論述或願景(倒因為運動的右翼、反共、排斥「不潔分子」的性質,而埋下了民粹排外的伏線)。2014年12月14日《明報》刊登何慶基的訪問,認為運動「較靜態、具持續性」,當中的「政治表述沒有刻意營造」。

在台灣,趙剛認為,太陽花學運一代的政治認同是「小確幸」,而「小確幸」這種感覺結構,則意味著1960年代到大約1980年代台灣政權與社會運動訴諸的正反「理想主義」或「宏大敘事」的失落,或對其中的問題性的反動。(註七)有論者也許認為運動沒有強而有力的中央領導,是導致運動缺乏清晰政治願景的原因。在香港占領運動裡,占中三子、學聯或學民思潮的領導地位甫開始便受到極大的挑戰質疑。占領運動結束之後,各大院校更相繼出現退出學聯的公投。台灣的太陽花學運也有參與者挑戰、反對學運領袖的行動。

如果我們將占領運動或太陽花學運放回它們的城市語境,沒有組織、缺乏中央領導的個體得以走在一起行動,也可以歸因於現代通訊科技。通過社交媒體以及流動通訊設備,參與者可以互相連結,而毋須依靠任何正式組織或領袖的動員。對此類網絡社會抱持樂觀態度的論者認為,虛擬空間融入城市空間,令城市失去中央點,空間組織成為名副其實的網絡,由互相連結的節點組成。

城市失去中心點,改由互相連結的節點組成的想法,如果與城市裡的人扣連起來,就會把我們引到諸眾(multitude)的概念。麥可‧哈德與安東尼奧‧納格利近年大力提倡這個概念。納格利在一本訪談錄中對概念作出了以下澄清:諸眾不僅是一個集體分散成無數單一體或重新組合成聯合體的形式概念,而是單一體不斷重新組合、重新配置成為一種語言的概念。(註八)

哈德與納格利2011年2月24日在英國《衛報》撰文,讚揚諸眾在「阿拉伯之春」裡發揮了組織自我的力量,毋須依靠中心。他們認為,諸眾的力量正在於不靠領袖組織或受傳統意義上的團體所吸納;臉書、twitter等社交媒體組織的反叛行動是這種組織結構的表徵,而非其原因。「這是一種表達模式,一眾聰明的人懂得使用這些手上的工具,自主地組織起來。」

哈德與納格利認為,雖然阿拉伯之春的普遍訴求是結束極權與專制統治,但背後有一連串的社會訴求,這些訴求不但關乎結束貧窮,還關乎阿拉伯各國人民奪得權力與自主。「〔突尼西亞前總統〕本.阿里、〔埃及前總統〕穆巴拉克或〔利比亞已故領袖〕卡達菲下台,只是第一步。」

現在,我們都知道,穆巴拉克下台後,穆爾西成為第一位民選總統,復在2013年被軍方推翻。執筆之際,穆爾西被指在2011年的「革命」期間協助武裝分子大規模逃獄,被法庭判處死刑。

諸眾的特點是缺乏任何中央領導。然而,正如把穆巴拉克下台視為「人民奪權與自主」的「第一步」過於倉卒,我認為哈德與納格利把諸眾缺乏中央領導等同為自主的說法,同樣值得商榷。以下我將以電影《V煞》闡述看法。(註九)

「他是我們所有人」

《V煞》是2006年推出的電影,被視為對抗極權的政治寓言。片中主角V長期戴上的蓋伊.福克斯面具,也一度成為了全球各地社會與政治反抗運動的象徵。不過,如果說電影象徵了社會與政治運動,它主要還是象徵了當代社運的病態。

片中,V號召英國人起來對抗極權政府,呼籲人們不要保持沉默,而且要以「信念」達致「團結」。V戴上蓋伊.福克斯面具,據說代表著意念:「面具之下是意念,而意念是防彈的。」不過,影片由始至終都沒有進一步解釋 V 抱持的是什麼信念或意念,觀眾只知道他要向極權政府發動報復。我們看到的反而是,一群面目模糊的群眾被動地坐在電視機面前,觀看 V 散布言論,就如他們被動地坐在電視機面前收看極權政府的演說與宣傳一樣。影片多次連環出現幾個一家四口的小家庭坐在私人住宅的客廳裡看電視的場面,以驚嘆、憤怒或其他情緒回應電視台轉播的演說;多次出現的,還有一大群顧客在酒吧裡邊飲酒邊看電視的場面。

在這些場面當中,幾乎沒有任何一個電視觀眾說過一句話。他們由始至終都是被動而沉默的,只等待電視裡的人說話,或以笑料去娛樂他們。無論是坐在私人住宅還是酒吧裡的電視觀眾,他們都是原子化的消費者,消費著文化工業與娛樂工業提供的產品。(有關孤獨消費者的討論,請參考零時光讀書筆記。聶振斌,縢守堯,章建剛著:藝術化生存)真正的自主是人們意識到自身的狀況並積極為命運尋求出路。在這個意義下,消費者並非自主;在獨裁者與V的演說之間,只是一個消費者選擇,而非真正的民主政治自主﹣﹣提供給電視觀眾的,是預先製好的產品與人物,相互之間只有最表面的分別。影片裡,在 V 與獨裁者兩者之間,觀眾所能說出的最大分別,是前者戴上了象徵抗爭的面具,後者則因為他的名字 Adam Sutler 而令人聯想起希特拉。然而,從二人的演說內容以至傳播演說的媒介渠道,我們看不出他們的真正分別在哪裡。事實上,V 與獨裁政權一樣殘暴,只要能夠達到目的,V 都會毫不猶疑殺人或施虐,包括為了「治療」女主角的恐懼而使用與政權一樣的暴虐手段。

在電視前觀看 V 演說或政府宣傳的電視觀眾,相互之間並無任何真正的聯繫或交流。他們每個人都是孤立和原子化的個體,容易受到宣傳言論煽情擺布。電影接近尾聲時,群眾被 V 的言論以及一個諷刺獨裁者的電視娛樂節目弄得熱血沸騰,成功動員起來。一大群示威者戴上 V 的面具,在英國國會即將被炸之際遊行到那裡。當時 V 剛死了,女主角被問道 V 的真正身分時,答道:「他是我們所有人。」接著發生什麼事?觀眾並不知道。我們只知道示威者反對現在的獨裁者,但他們當中每個人究竟抱持什麼政治理念,電影沒有交代;更遑論他們作為一個集體,究竟會提出什麼政治主張?

這是一個必須提出的根本性問題,因為成千上萬「諸眾」一起步向即將被炸的國會大樓,是一個高度政治性的集體行動,隨時令社會與政治制度轉向;如果沒有任何具體的政治願景把社會帶往進步的方向,那麼推倒了現在的獨裁政府,會否導致另一個獨裁?回到香港的占領運動,這是筆者在運動還在醞釀的時候,嘗試提出關注的問題:反對現在的特區政府甚至把它拉下台之後,我們希望香港如何往下走?很可惜,即使是支持占領的朋友,除了躍躍欲試,跳上反對政府的列車之外,無法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

此外,以「他是我們所有人」(意即「所有人都一樣」)作為「團結」的前題對抗極權政府,是把階級社會裡的權力關係模糊化,製造所有階級利益皆一致、沒有矛盾的假象。

1968年的巴黎五月風暴,其中一句最常見的口號,正是「我們都是德國猶太人」。當時,有著德國猶太裔背景的學運領袖龔本第被法國當局遞解出境,這句口號固然是與學運領袖團結一致的表達,但更深層的,恐怕就如Jacques Rancière的分析:這也是數以十萬計上街群眾的政治主體化過程。學運不再是關乎大學生自身的利益,而是關乎如何脫離大學和其他建制。如果以二次大戰法國建立維希傀儡政權、與納粹德國共謀的這一段歷史脈絡去看,這也是戰後嬰兒潮一代,拒絕認同某個自我,擁抱「他者」的表現。(註十)

今天,類似的口號反復出現,但我認為要小心逐一檢視。去年,《明報》前總編輯劉進圖遇襲受重傷,同樣出現了「我們都是劉進圖」的口號。我反對暴力、也強烈譴責暴力,但當我看到大學校園多處旋即出現一式一樣、預先印備的「我們都是劉進圖」的黑底反白標語,是打從心底的抗拒:不,我們都不是劉進圖;劉進圖也不想成為「我們」。如果在1968年5月的語境裡,德國猶太人是巴黎城市資產階級和精英的「他者」,在今天的語境裡,「劉進圖」及其代表的,卻是香港社會的核心統治階層,是精英分子。這個精英圈子以外的「我們」,才是「他者」。此外,在毫無證據之 下,就一口咬定劉進圖遇襲與中共有關,除了製造恐慌,或對《明報》重拾一些「公信力」有所裨益之外,我看不出對香港社會或民智的進步有什麼好處。即使中共是個專制政權,它並不就是我們唯一甚或最大的「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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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有甚者,把現實裡的中共或《V煞》裡的英國極權政府塑造成大魔頭,客觀效果卻是把「政治」極度狹窄化:只有來自北京或倫敦的政治操作,才算「政治」,而掩蓋了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年代裡,資本才是最政治的事實。以香港為例,最反對中共干預香港的《蘋果日報》(卻又經常出現種種似是而非、甚至虛假的干預消息),同時也是最支持「自由市場」和資本利益的媒體,絕非偶然。全球化理論告訴我們,在全球資本主義年代,國家或本國政府只是跨國管治集團裡的其中一員;國際組織、跨國企業、傳媒都是這個跨國統治集團不可或缺的幾環。到處流動的跨國資產階層,是跨國資本利益的代表和代言人,控制著全球財政、金融與文化資本的流動和分配。

「找你自己那棵樹」

在電影《V煞》的敘述裡,只有政府控制的媒體的宣傳才屬政治性宣傳,反觀媒體工業和背後的資本卻被描繪為沒有惡意,或至少是中性的傳播工具。可是,資本已成為空間與日常生活的指導邏輯,這種把資本去政治化的做法吊詭地十分政治化,因為它把最尖銳的政治現實抹掉,製造某種虛假意識。從上述的討論看到,「不對任何一方的意識形態或政治取向採取預設態度」的諸眾,很容易就把消費主義全單照收。下面我們將會進一步看到,作為一個一個原子化消費者的諸眾也隨時受個人主義以及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所影響。

影片中,V 很喜歡重複收看《基度山恩仇記》1934年的電影版本的最後一幕。當時,阿爾拔.莫迪高偕女伴詢問坐在樹上的基度山伯爵唐泰斯和美黛絲:「我們可以上來嗎?」對此,唐泰斯搖搖頭,說:「找你自己那棵樹。」V 看這一幕時,會與戲中的唐泰斯同步唸出這句對白。而女主角Evey 很明顯又受到V影響。《V煞》臨近尾聲時,她獨自觀看《基》這最後一幕。我們看到,Evey深受感動,可以說,她認同了這一幕,視之為她自己的狀況。如果要與其他人建立聯繫,她唯有寄望與某人組織小家庭,住在私人住宅裡(「找你自己那棵樹」)。如果她不能做到這一點,便會孤獨孤單告終。

私人主義導致渺小的感覺,是因為我們被打散成孤立的個體,不能感受到跟其他人與更大的世界有任何聯繫。在私人空間裡組織核心小家庭是我們的希望所在,可是,與其他家庭成員身處這個私人的空間裡,我們依然是原子化的個體,消費著文化工業提供給我們的消費品,哪怕是娛樂抑或政治演說,這一點在《V煞》整部影片裡顯露無遺,反映這個「希望」並無出路。這種無力感源於私人主義的意識形態,使個人在面對無孔不入的文化工業與資本邏輯時,更覺渺小。

政治上,私人主義與自由主義關係密切。已故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曾經揚言:「沒有社會這回事」。在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之下,我們每個人據說都要為自己作戰奮鬥。如果我們努力,就可以擁有優質生活;如果生活不好,也只能怪自己「不幸」或不夠努力。由於「沒有社會這回事」,也就沒有公共可言,每個人的努力也只是為了個人與私人目的。

如此充滿政治性的意識形態,通過「戲中戲」﹣﹣《V煞》裡的《基度山恩仇記》中,一對年長夫婦對年輕情人的教誨傳播開去,表面卻是一個非政治化的浪漫場面。《V煞》被譽為政治運動的寓言;諷刺的是,這個看似最非政治的一幕,卻是整部電影裡最具政治含義的一幕。上文提到,如果《V煞》可以象徵社會運動,它預示的主要還是社會運動的病徵。個人主義與私人主義的意識形態在現實的社會運動與政治運動中隨處可見,包括占領運動。

占領運動結束之後,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接受英國期刊《新左評論》2015年3/4月號訪問,一開始便表示他的父母最初來自低下層,他們「努力讀書,取得好成績,然後入讀香港大學。取得學位之後,他們得以覓到中產的職位。因此,我在一個典型的香港中產家庭長大,住在一個私人屋苑裡。」

黃之鋒把父母的成功歸因於個人努力與個人成就,我們當然不會排除或否定二人的個人努力或成功或成就,但問題是,世上付出努力的人何其多,那為什麼不是每個努力的人都得以「成功」,謀得中產職位?黃之鋒提出的是一個直線敘事,也是一個十分典型的自由主義論述,把個人成功或失敗歸因於個人因素。

吊詭的是,黃之鋒在訪問的後半部分,批評香港「極度保守」,並以「右翼」去形容「低下層的取態」,亦解釋了他在訪問一開始如何詮釋父母成功背後的意識形態。「普遍的信念是,只要努力,便能成功,亦能致富。如果你不富有,那是因為你在學校沒有取得好成績,也沒有把工作做好。」

雖然「占領運動」充滿各種「左翼」論述,但類似黃之鋒批評的「普遍信念」隨處可見。示威者占領金鐘不久,該處便出現了「自修室」。自修室的意念據稱源自一名中六生與家人意見不同,堅持參加占領,幾個大學生想到應該還有類似這位同學的情況,既想留守又要讀書,於是搭建了幾張木板在路中作書桌用。很快,自修室成為了占領金鐘的其中一個地標。小學生由支持民主的父母帶到這裡,打開各式補充練習埋頭苦幹,中學生則在這裡準備公開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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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米田共

經歷過公開考試的香港人都知道,自修室通常設於公立圖書館或社區中心,是香港狹窄的居住環境的應對方法,讓學生得以在寧願的環境下溫習。換句話說,自修室為沒有私人溫習環境的學生提供了一個私人空間。此外,自修室與社會流動關係密切,更是黃之鋒上述的「普遍信念」及其本身信念的根本象徵:在公開考試取得好成績,預示個人將會有份理想的中產工作,及至擁有私人住宅。因此,公開考試季節是自修室最繁忙的時間,因為那是學生爭逐大學學位的時候。

黃之鋒在《新左評論》的訪問裡慨嘆其公開考試成績欠佳,因為考試正值2014年3月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之時。事件令他「困擾」。「因此我的成績很差,不能考進港大或中大,而只能進入公開大學,那是八大最差的一間,很多教學只以網上PowerPoint馬虎了事。」

《新左評論》這樣直接刊登一位因未能如願進入中港兩大而感到遺憾的活躍學生的片面之辭,把公開大學形容為「八大最差的一間」,到底是否公平,我十分懷疑。公開大學1989年成立之時,使命是要為成年人提供高等教育機會。自2007年起,它提供全日制本科課程,循「大學聯招辦法」招生,這也是黃之鋒得以進入公開大學的背景。

回到公開大學成立的初衷,就是所有人莫論考試成績,只要有心都可以獲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因此,不少學生是成年在職人士,遙距教學遂成為教學的重要部分,也反映「公開」的理念。我們可以檢討甚至質疑公開大學能否貫徹公開教育的理念,但我認為開放高等教育、使其不再成為考試尖子的專利品,至少是值得肯定的想法。

事實上,中港兩大是中學畢業生或家長的首二之選,大概不是因為兩大的教學並非「只以網上PowerPoint馬虎了事」。眾所周知,兩大教學無論有沒有網上PowerPoint,同樣可以馬虎了事。其實,大家都知道,兩大之所以受家長和學生歡迎,乃因為學生的就業前景較佳;畢業生步黃之鋒父母後塵,進入中產階級生活的機會亦最高。

因此,金鐘占領區的「自修室」與爬上(或維持)社會階梯有密切關係。那些在自修室裡溫習的學子身處占領區這個「異質空間」,卻抱持同質時間觀,好好「利用」在占領區守候的時間,努力溫習,務求進入「最好」的大學, 為個人前途鋪路。而「好前途」又是以有份中產職位、擁有私人住宅為指標(有關生活時間的討論,請參看零時光,仙人掌的時間觀)。過程裡,學生視同儕為「競爭對手」,因為大學學位有限。「僧多粥少」是筆者自升中開始不斷聽到的教誨:即使是感情最要好的同學,最後都是升學上的對手。 至今我每次聽到這個四字詞,都有些作悶的感覺。這種「人人皆我對手」的競爭心態,固然十分符合支撐自由主義運作的意識形態,但同時也令學生在情感上(被迫)與同伴同輩切割,因而感到更加孤立。

渺小的感覺﹣﹣公共空間私有化

承上討論,金鐘自修室是學生在一個暫借的私人空間裡為個人前途打拼的象徵。因此,「遮打自修室」與其他自修室一樣,理直氣壯地豎起了「請勿打擾」、「請勿訪問學生」的大紙牌。在占領運動的中心地帶﹣﹣也是香港核心商業區的心臟地帶,示威者把公共空間私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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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米田共

要是情況如納格利所言,諸眾裡的單一體不斷重新組合、重新配置成為一種語言,那麼這種語言就是公共的私有化。前文我們討論到流動通訊科技把公共空間變成私人空間,通訊科技使用者無論何時何地俱能夠與私人圈子保持聯繫,而且還可以投入個人娛樂當中,觀看電影與電視節目。流動電話的廣泛使用令街道與其他公共空間充斥私人論述,以致每個可想像的公共空間都落入私有化的下場。

占領運動缺乏「刻意營造的政治表述」,意味成千上萬的示威者大部分時間依然是分散的個人。占領者通過社交網絡上載影像或與朋友交談,一些人則看書或打機。Bull指出,十九世紀,歐洲的中產階級旅者乘火車時會看書,是為了打發沉悶的車程時間,亦避免跟同卡的陌生人產生眼神接觸,以避開尷尬。(註十一)有趣的是,占領以「等待清場」為整場運動的核心策略,同樣充滿悶場,某些左翼理論青年甚至把這場超過兩個月的等待形容為「苦等」。看書及使用現代流動通訊科技不但令占領者得以捱過占領的悶處,亦可避免與陌生人接觸。

然而,除了功力還不夠深的左翼青年偶爾不慎透露真情之外,占領運動基本上成為了書生們把理論大派用場的上好機會。列斐伏爾的空間理論便是一例。在他的空間概念裡,表徵空間是「直接通過相關的影像與象徵符號而活出的空間,因此它是『居民』與『用者』的空間。」(註十二)本地左翼學者鑽研朝拜相關理論已久,卻一直苦無實踐機會。以中產及準中產占領者為主的金鐘占領區,遂極盡意淫空間想像之能事。夏愨道的「占領區」被命名為「夏愨村」,占領夏愨道的示威者則是「村民」。一位新進地理學者本年六月份在中大一個研討會上指出,馬路本來是行車的,所以不是公共空間;占領把馬路還給了行人(有機會的話,我倒想了解這種石破天驚的新進公共空間理論可以如何自圓其說)。

許寶強2015年3月23日在《明報》發表文章,形容占領運動「重奪社會空間」。綜觀本文上述討論,許這個說法有些道理,但須加以補充說明。Bull 指出,在公共空間私有化的現象之下,用者的確是重奪了「表徵空間」,但方法正是將空間私有化。(註十三)

以私有化行動去「重奪空間」的現象,很快就在金鐘占領區出現。上文已討論了學生如何在金鐘自修室裡為個人前途打拼。此外,金鐘的帳蓬區很快就出現一個又一個私人單位的標記,以及私訂的「規矩」。例如,83號F室「主人」貼出告示:「抗爭體力問題,請大家12時後,將音量收細,讓我們有更好的睡眠環境」。類似的「請勿拍照」、「請勿打擾」、「請勿在此談話」等告示,在占領區裡隨處可見。占領者奪了公共空間,卻把它劃成/視為私有範圍,才會有這種現象,私訂各種規矩貼出來。在懸掛通告的占領範圍裡,這些「我們」、「請勿」都是排他的,不但排拒沒有參與占領運動者,也排拒其他參與占領運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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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米田共

占領運動最受歡迎的口號甚至不是排他的「我們」,而是排他的「我」;「我要真普選」或「自己政府自己揀」是當中的表表者。「我要真普選」在占領前後舖天蓋地出現,支持者毫不猶疑到處宣揚這句口號,多次在獅子山掛上寫上口號的直幡,甚至連沙灘也豎起「我要真普選」的牌子。(順帶一提,所謂「獅子山精神」象徵的正是黃之鋒所批評的香港「普遍信念」,認為只要刻苦耐勞,人人都可以成功。占領運動成功令「獅子山精神」復興,同時反映了運動的右翼性質。)一次又一次,公共空間被占領,以宣傳「我的」信念。這是另一種通過私有化的方法去奪取公共空間。

把公共空間私有化,也意味著拒絕與他人建立聯繫。以「我要真普選」為例,當中的「我」純粹是表達一己願望,沒有與他人建立對話的意圖。別人只能同意或不同意,但就連同意與否也並非關鍵所在,因為說話者只希望表達一己的想法,僅此而已,別無其他。在被占領的範圍裡,無論是「我要真普選」的橫額還是要求勿擾的標示,都只有排他的「我」存在;只關乎自己,不關乎其他人。

渺小的感覺正源於此,因為個人無法超越自己,或與一個比「小我」更大的主體建立聯繫。「諸眾」不但缺乏中心,而且由無數個互不關連、各自運作的小我組成。

渺小的感覺並非香港社運獨有的現象。在台灣,趙剛指出「小確幸」是「太陽花學運」一代學生普遍認同的感覺。「『小確幸』之所以『小』,在於它否定或掩飾時空深度現實,只圖一個『當下』,只爭一個『我的』。」趙剛認為,小確幸敘事所預設的社會空間,可能恰好就是戴卓爾夫人對新自由主義下的定義:「沒有社會、只有眾個人」。而「小確幸」敘事所預設的歷史時間,則是斷裂的、破碎的、當下的。(註十四)

這令筆者想起香港占領運動期間在大學校園出現的其中一句口號:「If not now, then when」(如非現在,那是何時)。這個口號隱含的視野就是,民主運動只有現在,現在就是一切,一切就是現在,與歷史上的社會運動沒有關連,甚至與任何歷史沒有任何關連。

占領運動期間出任學聯秘書長的周永康2015年4月4日接受《明報》訪問,表明「國家存亡不是最重要,人的福祉才是最重要」。很明顯,對周永康而言,個人的福祉與國家沒有任何關係。其實,以他這句說話的語境,可以理解為,他認為個人與由眾個人組成的社會沒有任何關係。即使沒有社會,個人也可以幸福愉快。再一次,這種想法與戴卓爾夫人的宣稱「沒有社會,只有眾個人」不謀而合。在同一個訪問當中,另一位學運領袖岑敖暉說,「還是讀書重要一點」,「如果畢業時候是third hon (三級榮譽)〔,〕就乜都玩完」。

結論

現代的城市空間高度商業化、同質化。個人在公共空間的存在經常被壓縮為一個又一個細小、原子化的消費者。2014年的占領運動號稱重奪表徵空間,讓人們再度成為「用者」與「居民」。本文討論了社交網絡的角色跟社會、政治運動的關係,以及解讀電影《V煞》,據此分析占領運動裡,包括學運領袖在內的許多參與者都受制於一個自由主義、個人主義式的社會想像,而他們的反抗僅是反對現政權,而非提出另一個政治與社會想像。渺小的感覺基本沒變,人依然以原子化的形態存在。人生的「理想」計劃依然是努力讀書、考進最好的大學、組織核心家庭、買下一個私人單位。「諸眾」看不到超越小我的意義與途徑,看不到如何與一個更大的時間與空間建立聯繫。只要情況依然如此,渺小的感覺將會延續下去。

(原文 ‘Feeling Small: Privatisation of Public Space in Hong Kong’s Occupy Movement’ 2015年6月12日於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中心會議 Between Monumentalism and Miniaturization: Thinking Big and Small in Contemporary Culture 上發表。)

註釋

(註一)Christian Oggolder, “Losing Centrality: Urban Spaces and the Network Society,” in Media and the City: Urbanism, Technology and Communication, ed. Simone Tosoni et al. (Newcastle upon Tyne: Cambridge Scholars Publishing, 2013), 72.

(註二)Linda Herrera, Egypt’s Revolution 2.0: The Facebook Factor. February 12, 2011. http://www.jadaliyya.com/pages/index/612/egypts-revolution-2.0_the-facebook-factor.

(註三)Keith Hampton and Neeti Gupta, “Community and Social Interaction in the Wireless City: Wi-fi Use in Public and Semi-public Spaces,” New Media and Society, 10(6)(2008): 833-835.

(註四)Seija Ridell, “The City As a Medium of Media: Public Life and Agency at the Intersections of the Digitally Shaped Urban Space,” in Media and the City, ed. Simone Tosoni et al., 41.

(註五)Richard Sennett, The Fall of Public Man (New York: Norton, 1992), 27.

(註六)Michael Bull, “To Each Their Own Bubble,” in MediaSpace: Place, Scale and Culture in a Media Age, ed. Nick Couldry and Anna McCarth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註七)趙剛,<說說「小確幸」,台灣太陽花一代的政治認同>,2014年12月24日,http://www.guancha.cn/ZhaoGang/2014_12_24_304278_s.shtml

(註八)Casarino, Cesare and Antonio Negri, In Praise of the Common: A Conversation on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Minneapolis,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126.

(註九)本文著手分析《V煞》一片,靈感來自Aaron,<《V for Vendetta》裡的政治符號>。

https://filmlanguage00.wordpress.com/2014/11/05/vforvendetta_symbol/

(註十)Kristin Ross, May ’68 and its Afterlives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註十一)Bull, “To Each Their Own Bubble.”

(註十二)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Oxford UK and Cambridge USA: Blackwell, 1991), 39.

(註十三)Bull, “To Each Their Own Bubble.”

(註十四)趙剛。<說說「小確幸」,台灣太陽花一代的政治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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