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今日的批判熱潮

早自佔中/雨傘運動的醞釀階段,批判民主回歸就形成熱潮,然則所批判的究竟是什麽?

一是“交換論”,也就是以支持或接受回歸,交換民主的承諾;而今日宣稱承諾被背棄了,意味著“交換論”的失敗,看不透對方本質甚或自欺欺人的失敗。

二是“契機論”,也就是民主回歸純屬當時的唯一可行選擇,在從來就沒有民主的地方、在歷史夾縫中盡量爭取民主;而今日宣稱民主始終無望,意味著“契機論”的失敗,或一廂情願或非戰之罪的失敗。

三是“共同論”,也就是,無論如何總是應該共同建設民主中華,這是具有民族感情並追求民主者的責任;而今日宣稱中華愈走愈遠離民主並反過來禁絕香港民主,意味著“共同論”的失敗,執著大中華主義路線的失敗。

很難說這三種論調是否符合民主回歸的本意,或許在三十多年來的歷程中從來就沒有主流論調,沒有所謂本意;這反映了下文將要討論的現實,即,迄今的歷程始終是被動回歸,從沒有主動回歸的意願和實踐。這裏的關鍵是,這三種民主回歸論,以及現時這樣地批判它們,管各有其道理和根據,終歸是欠缺歷史視野,從而還是嚴重欠缺現實性和合理性。

 

2.現實性和合理性

對於作爲群體的香港人來說,“你無法逃避民主回歸”,這既是現實,也是合理性所在。

現實性簡單直接。回歸是必然的,在中英談判年代或更早之前就清楚不過,直至現在也無人能說不是這樣—-憧憬中共要垮台者知道,幻想中國要崩潰者也知道,奢言“普世原則就是香港人有權拒絕回歸”者同樣知道。現實上,唯有中國崩潰了還得再加上世界強權不顧自損的強力干預,才能避免/抗拒回歸,而這種前景的概率是零。在這個現實底下,真心追求民主者無法否認,民主回歸是最好的出路。

然而還有高呼“抗命不認命”者要不顧一切抗拒回歸,還有不管真心如何總之是咀咒著“中國人本質就是天朝/帝國/殖民主義”者要播種仇恨,這就必須回應他們或盲從他們者以合理性話題。

民主的前提是人民,是生息在特定界限的共同享有的土地上的人民,而人民是一個歷史性範疇。“中國人民”這個範疇,是在整個20世紀的反抗歷史資本主義的革命歷程中界定的,這個界定使得作爲群體的香港人一如其他各省各地區的民衆群體,成爲中國人民的組成部份。毫無疑問,這個歷史過程的正義性,遠遠超過歷史資本主義,不僅是當初的英國主導的世界體系即直接的殖民主義(須知中國革命是唾棄英帝國體系的聯合國憲章的重要推動力),而且是隨後的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須知在東亞在全球範圍多番踐踏聯合國憲章的是美帝國體系)。與此同時,這個歷史範疇是千千萬萬的、來自各省各地區的民衆以流血犧牲鑄成的,其正義性遠遠超過部份群體或個人的認同與否,包括部分甚至是全體的香港人的認同與否。所以,就作爲群體的香港人而言,關鍵是不能將自己置於與中國人民相敵對的關係,這是合理性的底線。

然而,即使歷史進程的合理性得以承認,這裏還是大有可能出現兩種對上述論斷的質疑、否定。一是,時至今日,中國人民的組成和意識、以及相應的政治經濟構造和國體政體,是否真的具有充份的合理性,尤其是相對於今日美國主導的世界體系而言,或相對於這個體系所承認/宣揚的原則即體現在聯合國憲章的“普世價值”而言?二是,宏大的歷史或道理難道就是至高無上,就真的可以置地區的特殊性、以至於個人化的鮮活體驗於不顧,不顧香港本身的歷史和社會的特殊性?

 

3.再認識“中國人民”

如果認定小道理不應蓋過大道理,那麽,大道理就不能不講清楚。確定“中國人民”的歷史進程、20世紀中國革命,以及來到今天的革命的結果,這裏有什麽正義性?

1971年喬冠華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對此做出精確的概括:“國家要獨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這個概括絕非今日已經被汙名化的什麽“國家/民族/國族”主義,因爲,它的根本是“人民要革命”,而人民是以勞動者階級爲主體,是要爭取免於歷史資本主義的剝削的解放。中國革命的起源是1925年的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其目標是要打倒帝國主義及其附庸即軍閥和買辦階層、摧毀由帝國主義強加下來的社會和權力關係,其體現是中國的勞動者階級歷史上首次動員起來,正是這種動員使得當時勢孤力弱的廣州成爲全國革命的主體。隨後的漫長的革命歷程,直至今天,始終可見這種性質的延續和發揚。

20世紀的歷史資本主義,不論是上半葉的英帝國體系還是下半葉的美帝國體系,其系統性的資本積累,始終是以剝削勞動者尤其是後進民族的勞動者爲基礎的。在我們這個時代,這體現爲金融霸權(所謂“華爾街-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美國財政部綜合體”及其遍布全球的政治經濟附庸),及其建立在這種剝削的基礎上的“掠奪性積累”。所以,中國革命的性質,就是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和權力關係,必須具有超越歷史資本主義的正義性,使得中國人民能夠抵制歷史資本主義的系統性積累的剝削。

從這個視角看,中國革命其實是一個遠未完成的進程,而直至今日這個進程卻又是充滿歷史的複雜性。複雜性之一,是始終處於世界資本主義的包圍之中,作爲一個後進民族因此難以避免內部的社會和政治分化,從而,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和權力關係一直面臨倒退、變質、顛覆的危險。複雜性之二,是要超趕和超越資本主義離不開原始積累,即使力爭強化其社會主義性質始終也還是原始積累;在這種情況下,作爲一個個個人的勞動者往往難以認識到階級利益,這就使得革命所建立起來的社會和權力關係欠缺最堅定的捍衛者。縱使如此,這些複雜性並不意味著可以放棄革命迄今的成果,相反,即使是成果有所喪失了也還是應該爭取回來。

 

4.對整體中國的意義

革命尚未完成和歷史複雜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政體問題,這恰恰是民主回歸爭論的焦點所在。

20世紀中國革命一直走著“以黨建國”的道路,所謂建國其實就是革命,也即上面所說的要讓中國人民在面對歷史資本主義的壓迫中得以生存,在正義性上超越歷史資本主義。而這個過程需要動員全體人民、整個民族的力量,需要強有力的領導,從國民黨到共産黨都是以此爲指導原則,只不過是歷史上國民黨沒有通過革命的考驗,而直至今日共産黨仍在經受著考驗。

不能脫離歷史地斷言這個指導原則純是蘇聯的影響所致,斷言國民黨和共産黨的地位純粹都是布爾什維克主義催生的。關鍵是革命推進了,是在極爲嚴苛的歷史條件中推進了,包括抵擋住英帝國體系的急先鋒即日本軍國主義的全面侵略、抵擋住美帝國體系的全面封鎖。由此可以推論,“以黨建國”取代了民國初期的憲政式政黨競爭,這其中自有歷史的道理、人民利益的要求,並不是國民黨或共産黨的權謀就能做到的。

這樣說並不是歷史命定論,事實上,在好些轉折關頭上,歷史都暗示著或呈現出透過不同的道路推進革命的可能性,例如在1925-27年和1946-47年(是否還有1966-67年這值得探討),從而,也就不能斷言今日的中國只有一條路可走。這樣說,目的是要指出,對待現實不能采取非歷史態度,不能依靠神學式歷史觀,純粹以普世價值—-無論是資産階級的還是社會主義的—-要求歷史,那只能是“普世價值政治”,反映著歷史觀望者所在的既有權勢的利益。

無論如何,應該承認也不難觀察到,今日中國的政體有其先進性和落後性,相對於美帝國體系是這樣,相對於這個體系所承認的原則即承載於聯合國憲章的普世價值是這樣,以更高的政治和道德標凖即公正和解放等社會主義原則衡量之,也是這樣。所以,要實踐正義性的關鍵,是在歷史條件允可中盡可能推進優越性、克服落後性,民主和回歸一併落實就是這個進路,是真心追求民主者的不二選擇。

 

5.兩種沙文主義之外

革命尚未完成和歷史複雜性的另一個重要方面,是國體問題,這是近來有關民主回歸爭論所帶出來的更根本問題。這裏所說的國體,不是指國家的階級構成和階級關係,而是關乎中國人民內部的整體與部份的關係,簡化地說,就是單一制與聯邦制的取捨、或兩者的相關元素的合理組合。

爭論可以導致對立也可以朝嚮合理的解決。這邊廂,有關一國兩制,現在中央明言“全面管治權”,這本來就是單一制國體的邏輯延伸。只是,從當初中英談判年代直至2003年國家安全立法受挫、甚或直至2012年出現反國民教育運動之前,總有領導人的宣示隱含著中央量撒手不管的意味。那邊廂,自佔中失敗之後,香港的要求參與(甚至在某些程度上自主)修改基本法的聲音愈來愈響,這種要求倒也不一定就是從“民主拒共”滑落到“民主拒中”的反映,但是始終是挑戰著單一制國體的原則。這些代表整體的明言和宣示,以及代表部份的要求,在香港問題上已經是對立如斯,要是到了台灣問題無疑對立只會近乎無限地擴大。

對立的合理解決,必須對應於恰當的歷史條件,也就是上面所說的革命的完成程度。在中國人民面臨生死存亡之際,全民動員是必需,部份只能服從於整體,甚至包括一定程度上的不合理服從。至於合理的服從就更不用說了,要摧毀由帝國主義強加下來的社會和權力關係,就是必須打倒地方上的帝國主義的附庸,不能容許任何形式的地方沙文主義構造。中國革命歷史上,以單一制取代民國初期的地方割據、否決了“聯省自治”的要求,這也是自有歷史的道理、人民利益的需要。

那麽,現代以來的整個中國歷史,是否一步步朝向合理安排人民的整體與部份的關係?換言之,來到今日的中國現實,是否具備歷史條件,克服整體和部份各自的沙文主義?有根據作出樂觀的判斷。一是今日中國已經有足夠發達的物質力量,使得中國人民再也不是直接的外部力量所能顛覆的(即使是美國“亞太再平衡”將60%的軍事力量配備到東亞外加美日軍事同盟也還是不行);二是今日中國人民所面對的最大的顛覆性危險,是內部的政治和社會分化,更確切說,是內部某些權勢集團的變質以應和、附從世界資本主義霸權;三是,今日的中國人民,已經廣泛地具有抵制美帝國體系意識形態的意識和能力(所謂“蔚藍色文明”之類夢呓在今日只會被用來笑話),在肯定現有世界體系所宣揚的、甚至乎社會主義原則的普世價值的同時,抵制“普世價值政治”,抗禦歷史資本主義的內外勢力。這樣,面向未來繼續推進革命,其實是更加有賴於民衆在政治和社會領域上的廣泛動員和參與,有賴於整體的普遍性與部份的特殊性的兼容,這也是超越歷史資本主義的正義性的要求。

上文這樣的論述,不論道理如何,其實是很難被香港那三種民主回歸論者、及其同樣是非歷史的批判者聽入耳的,這是因爲,現在成爲壓倒性主流的是所謂“認同政治”、“身份政治”話語。可以想象會有這麽一種诘問:以整體蓋過部分,以宏大歷史蓋過地區特性、個人化的經驗和認同,以“中國人民”壓制“香港人”,這豈不是沙文主義?對此只能回應:有可能,不一定,民主回歸正是要克服這個可能,既不能容許以地方的沙文主義顛覆整體,也不能容許以整體的沙文主義壓制地方。

 

6.民主回歸仍然在前

無論是從現實性還是合理性看,香港人要獲得民主的唯一憑藉,就是與國內民衆良性互動,作爲中國人民的一部分,共同建設超越歷史資本主義的中國未來。

港台猶如疆藏,其問題不僅是地方問題,而且關係全國,要解答“香港向何處去”,同時就必須解答“中國向何處去”。而或許並非巧合,“五十年不變”的盡頭,正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構想中的行將結束,這兩個問題因此必須得到一併的解答。

一旦確定方向是要建構超越已有世界體系的正義性,那麽,香港三十多年來的那些民主回歸主張、今日的民主回歸批判,都是必須糾正的彎路。一是必須認識到自己是國家的主人翁,化被動回歸爲主動回歸;另一是必須認識到權利與責任的對稱,合理爭取自治的同時尊重整體人民的權益。這樣,真正的民主回歸,仍然是在未來。

 

(2015年7月16日寫於香港沙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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