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6月,華東師範大學呂新雨教授與幾位來自大陸、台灣、美國的學者就華語電影、主體性、少數旅裔等問題,在復旦大學進行過一次很有意思的交鋒,值得一讀(對談記錄,詳見此鏈結)。

我不是研究電影的,但在馬料水文化研究學部度過幾年光景期間,身邊大部分同學、老師都以研究電影為職志,歷年來累積了一些疑問。上述的上海對談,也正好讓我稍為梳理一下心中的疑惑。

如果說,香港電影構建了香港「主體性」,那麼我們就無法迴避一個根本的問題:香港電影工業(以至電視及娛樂工業)長年以來,是通過邊緣化「大陸人」這個他者──無論是把大陸同胞醜化、罪惡化、弱(智)化,還是受害者化──來建立香港「主體性」的。無論是香港、大陸、抑或海外中國知識分子,若果可以接受這種主體性,對於其邊緣化大陸人這個他者的根本立足點缺乏批判,那麼他們亦必須面對一個問題:他們是站在什麼位置去討論香港主體性?若果他們認為站在「世界主義」(cosmopolitanism)角度就因此可以超越民族國家,那麼這個究竟是誰的「世界」?為什麼一個排除/排斥世上十三億人的世界,仍然可以稱為「世界主義」?

此外,如果有人認為以「世界主義」描述香港或上海更加有效,那就正好說明了,世界主義與殖民現代性的千絲萬縷關係,以及世界主義包含的買辦性質。沿海城市、殖民地、租界菁英通過晉身「世界秩序」,讓自己能夠與本國的貧民與農民區別開來,與他們切割,從而與世界各國其他菁英階層互通聲氣,聯成一線。因此,世界主義遠非如對談中魯曉鵬教授那樣認為是具備普遍性,因為這個概念本身已經排除了中國以至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屬大多數人口的廣大貧民與農民。與普遍主義剛好相反,世界主義充滿著階級性與階級歧視。

這也解釋了為何世界主義這個立足點,可以讓菁英們對排除本國大量同胞的「主體性」抱持理解甚至擁抱的態度。

最後,如果因為「華語電影」更加適合描述全球化資本流動之下的電影生產而主張沿用這個去政治的詞彙,認為這就可以避開民族國家的政治認同,那是漠視或企圖掩飾在全球資本主義年代,資本才是最政治化的現實。那麼恰恰就表明了,「華語電影」這個描述,其實是高度政治化的操作。「華語」一詞指涉與涵蓋的範圍,十分有利於資本與跨國資產階級在全球跨境跨界流動。這也解釋了,為何香港、台灣以至星馬的資產階級及其代理,如此熱衷於推廣「華語」、「華文」電影與藝術。

文化研究

文化與政治、資本與政治、他者與中心的關係,全部都是文化研究的核心關注。

文化研究的理論資源,是可以對上述的種種問題提出批判性思考。不過,一個很根本的現象,是現今文化研究學者大都完全欠缺階級視野。然而,在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年代,資本與資本邏輯已到了無遠弗屆、無孔不入的地步,造成尖銳的貧富懸殊與矛盾,這種忽視是不可諒解的。

而且,文化研究學者本身也往往深陷於全球化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當中。在他們眼裏,身分政治彷彿完全沒有階級存在;彷彿每個人都是自由來,自由往,可在「身分市場」當中隨意挑選合己用的標貼。難怪當今大部分文化研究「批判」是乏力的,甚至為資本對全球勞動人民的壓迫充當說客的角色。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