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天,米共寄來參加是屆區議會選舉的「八鄉朱凱迪」的臉書頁面【倒數11日:人盡其才,物盡其用】,說裡面提到垃圾工,問我怎樣看。

這篇就是讀後記。

朱凱迪在文中寫道,他在構思「廢物處理政綱」時,只留意鄉村垃圾亂堆及缺乏回收渠道的現象。直至某天早上在N村村口向村民查詢什麼是「最逼切要處理的垃圾問題」,村民馬上回應道:清潔工好辛苦!朱表示,這句話叫醒了他這個「見垃圾卻不見清潔工」的候選人。

「真的太笨了,寫垃圾政綱怎能不去請教垃圾站的清潔工?」

於是,朱凱迪連忙跑去找N村的清潔工姨姨。他寫道:

姨姨見難得有人前來請教,一邊拖着大垃圾桶一邊帶我環繞村落視察了一圈。姨姨說,十多年來,每條村都只有一名清潔工負責清垃圾,但人口和垃圾量就不斷增加。形狀較長的村就特別難做,因為村民堆放垃圾的點會更多,而清潔工將垃圾拖到垃圾站的距離也更長。

這個描述令我想起梅窩舊村。舊村的布局也是長形的,蜿蜒的小路伸進村內,一座一座村屋疏落地在路兩旁建成,直到米田共倆和我的舊居那裡,才算比較集中地聚集了大概十來間村屋。幾個垃圾收集點分布在小路沿路上,隨著人口增加,特別是近年跨國資產階級大舉搬進梅窩,動不動就把大量「垃圾」(不少其實是簇新的傢俬與物資)掉到垃圾收集點,清潔工的工作量直線上升,特別是大熱天時,看到清潔阿姨手推著一大車垃圾從村中運送到大地塘的收集點,我也替她們難過。為了幫手減輕清潔工手推車的重量,我認識的窩友中,有些會把家居垃圾帶到垃圾車能及的垃圾收集點才丟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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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正由於舊村交通不便,而且很多方面還實行高度自我管理,棄置在垃圾站的物資並不如現代化管理的市區那樣、很快便給運走。放在那裡的傢俬與物資,吸引著路過的村民的眼球,有時他們也會發現合己用的物資,動手將之搬回家。我曾經在舊村的垃圾站找到幾本英文小說,質量很好的鐵線(固定信箱用),托盤等,也收過米田共在垃圾站找到然後轉送給我的物資,包括戶外椅子。米田共和其他鄰居在那裡找到的其他物資,歷年來不計其數。慢慢地,我們也知道,如果家裡有不再使用的物資,把它抹乾淨,整齊地放在綠色大垃圾桶旁邊,其實就是一個給鄰居或路人的訊號:「有用的話,請隨便把物資拿去。」本年初,我搬離梅窩時,就是通過這個方法,把很多物資分發出去的。

說回清潔阿姨,如果連我這種離地城市人都能在幾年之間領略鄉間垃圾站的物資中轉用途,清潔工哪有不知道的理由?他們肯定是各種循環再用物資的知識寶庫,往往一眼就能看到眼前各種「垃圾」的價值(包括使用及交換價值)與用途,也往往能夠用平時訓練有素的強健體力馬上把各樣物資化整為零,抽取有用的部分。垃圾工也是物資分配轉發點,眼珠一轉可能已為相關物資找到新物主或出路。因此,朱凱迪給一言驚醒,發覺垃圾工的知識被埋沒,匆匆跑去請教他們,是有道理的。

朱凱迪說,清潔工很辛苦,也用了一點篇幅去描寫清潔工的狀況:

一個盛滿垃圾的大垃圾桶,重量超乎想像,對一般行人無甚障礙的小斜道和減速躉,對清潔工來說則是大難題。「不是間中拖一次喎,而是天天拖,一日兩轉,大時大節時一日三轉。」姨姨說,她的腿走起路來之所以一拐一拐,正是因為垃圾太重,拉傷了。

具體地描述工人的工作狀況,讓人們具體地了解勞工的勞動,肯定是好事。朱凱迪後來補充說,「當鄉村治理系統隨着人口增加不勝負荷時,底層工人捱義氣承擔了額外的工作,實在值得村民給他們更大的關注和尊重。」關注和尊重底層工人,也是應有之義。

不過,開始令我有障礙的,是朱凱迪接著寫道:

我們一直沒有好好善用清潔工對處理垃圾的知識和經驗,反而令他們把大部分體力和時間耗在搬運垃圾上。得到姨姨的指點,八鄉的「處理垃圾政綱」不單止希望減少垃圾,也希望能逐步將清潔工的工作重點,由搬運垃圾改為促成「資源共享」,為送到垃圾站的資源尋找堆填區以外的出路。

這段內容是重要的。清潔工對處理垃圾的知識和經驗,關乎工人的主體性、力量、創造力,如果這些知識和經驗能夠有效轉化,讓工人能夠自發地、發自內心地肯定整個階層以勞動創造價值的過程與成果,是有利於工人階級意識的形成與提升。

不過,在朱凱迪的想法裡,清潔工對處理垃圾的知識和經驗,是要加以「善用」,一如資本家要「善用」勞工,為其創造剩餘價值一樣。這裡,「好好善用清潔工對處理垃圾的知識和經驗」的並非資本家,而是朱凱迪口中的「我們」。朱凱迪是知名社運人士,素有「香港王丹」的美譽,現在參加區議會選舉,既然他沒有言明「我們」是誰,那我就按常理將之理解為「社運人+文青+政客」。

社運人、文青、政客自覺要善用清潔工對處理垃圾的知識和經驗,並視之為「資源」,與資本家如出一轍,把工人視為生產鏈的一環,是生產資源的一部分(所謂「人力資源」),要納入到商品與商品價值的生產系統當中。社運人、文青、政客並不如資本家那樣累積金融資本,他們累積的是政治、文化、社會資本,指向的是他們個人或整個中產知識階層的利益。此外,朱凱迪們一如資本家那樣注意到,他們不應該只限於吸取勞工的體力,還應該把他們的智慧與情感納入到價值生產當中(「我們一直沒有好好善用清潔工對處理垃圾的知識和經驗,反而令他們把大部分體力和時間耗在搬運垃圾上」)。

朱凱迪像發現新大陸那樣驚覺清潔工有的不只是體力,原來他們還有知識與經驗,是一個完整的主體。我們沒有理由懷疑朱凱迪自我批判的誠意(「真的太笨了,寫垃圾政綱怎能不去請教垃圾站的清潔工?」),但事實上,他一點都不笨,反而是像資本家那樣精明。清潔工就算自磐古初開以來已充滿智慧,對朱凱迪們來說,都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清潔工的智慧一天尚未成為可以善用的資源,一天都沒有生產的價值。清潔工充滿智慧,要待社運成為一門行業、文青可以混飯吃、「環保」可以頭頂光環兼寫進政綱,對朱凱迪們來說,才是有價值的。因為要到這個時候,清潔工的知識才可以納入中產「環保」的知識生產體系當中,成為社運人、文青、政客可動用的「資源」,讓他們好好累積政治、文化、社會資本。朱凱迪在臉書發一個垃圾工帖,馬上吸引粉絲們投懷送讚,也證明朱凱迪獨具慧眼,在適當的時候善用資源,能夠把其政綱的市場價值極大化。

也因此,當朱凱迪談罷善用清潔工的知識與經驗,略花筆墨談及他們工作的辛酸,轉入直路吐出八字真言:「人盡其才,物盡其用!」之後,就只有資源、資源、與資源。在他眼中,人和物都要盡用,都是資源。清潔工自然也成為了朱凱迪們的資源的一部分。到最後,清潔工是隱形的,消失於社運人、文青、政客共享的資源背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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