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星期,我在大三的通識導修課上,與同學討論楊政賢的《昨晚,我在港大介入了一場種族仇恨》。班上一位大陸來港的同學開腔,說她在香港受到各種歧視,無論是說普通話,還是在日常生活裡排隊靠左或靠右的問題上,都隨時會受到香港人攻擊批評。她認為,應該有更多像楊政賢的聲音,客觀持平地為大陸人發聲。

課後,同學和我單獨談了一個多小時。她說,在課上對著近二十位香港同學說上述一番話,她需要鼓起很大勇氣。這個我當然同意;同學的回應,也促使我把對楊文的看法寫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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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同學:

那天在課上傳閱楊政賢的文章,最直接的原因,是配合這門通識課的批判思考主題。大家每天接觸到的資訊量很龐大,在現今香港的政治環境,也有很多靠言辭技巧鼓吹某種政治主張的文章。所謂批判思考,應當包括穿透各種言論的能力,理解對方說了、寫了什麼,但更重要的,恐怕還在於理解對方沒有宣之於口的潛藏價值觀甚或意識形態。關於這一點,楊的文章該可成為分析對象。

初知道楊政賢在臉書寫了這篇文章,我沒有太感興趣,主要在於個人不太喜歡矯情造作的行文,也感到文章內容有不盡不實之處,名義上是由一宗「中港衝突」引發他「哭濕了一包紙巾」,繼而反思;實質上是作者很自覺「不是 nobody」,因為「介入」了一場可能會影響他政治前途的日常衝突並被拍下影片,事後發出這篇長長的免責聲明。不過,文章在社交網絡上廣泛流傳,然後相繼有傳統報章與網上傳媒轉載。這點就引起了我的興趣,進而在課上與你們一起探討:文章的吸引之處在哪?

我在課上提出這個問題時,你很快就給我回應,認為在現今大陸同學動輒得咎的社會環境裡,作者客觀持平地為大陸同學抱不平,這類聲音應該在社會上得到進一步宣揚。

作者很政治正確地指出個別「中國同學」是「無辜」的,不應受到無理謾罵,這是各傳媒看上文章的表面因素,也許亦是許多認為本土派不合理的讀者把文章廣發的原因。與此同時,也有「本土派」指稱楊政賢此舉是為本屆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其中一個候選內閣「煥然」拉票,讓選民不要投票給其對手「星火」。無論楊政賢寫此文的動機為何,他為大陸同學抱不平是值得肯定的。我想,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會認為,香港同學以粗口大罵大陸同學的行為十分不對,而楊政賢在文章那些兩地不應互相仇恨的話,也是任何稍有理性的人所不會反對的。

為「中國同學」抱不平的經歷,佔楊政賢三千字文章的三分之一篇幅。我的疑問是,文章另外三分之二的篇幅,帶出了什麼訊息?

如果你細讀文章,當會發覺,作者在標題已把在港大小食店前發生的衝突界定為「種族仇恨」,也就是說,作者不但視香港與大陸為兩國(「中國同學」之說貫穿文章),甚至視之為兩個種族,並以荷里活電影為思考資源,將「香港人」與「中國人」之間的矛盾類比為白人與黑人之間的矛盾 。楊政賢被香港同學質問為什麼要幫大陸同學,他在文中以「介入不等於我維護另一處的人」作為自辯。此外,楊在文中指出,他之所以在當時幫那兩位「中國同學」,除了認為他們是無辜的,「也因為我怕那兩個同學會從此仇恨香港人起來,加入中國國家及民族主義的狂潮中」。

換言之,楊政賢把中國與香港區隔成兩個截然二分、甚至是對立的實體,並把兩地人構建成兩個不同甚至是對立的民族。他進而把港大小食店前的這場「種族仇恨」類比為電影American History X裡的黑人與白人之間的種族仇恨,除了是看荷里活電影看太多的關係,想想也的確有現實的對應點:香港人對著大陸人的優越感,就像白人對著黑人的優越感一樣,是需要通過不斷把對方的面貎扭曲繼而模糊化、醜化、矮化、弱化、邊緣化來實現的。

回到楊政賢筆下,我們很仔細地知道事發的時間地點場景﹣﹣手錶指針踏在10時20分的位置,楊政賢在等候小食店女工為他準備墨魚丸加芝心丸米粉,這都是作者的主觀視角,他也很詳盡地複述香港同學罵人的內容,以及他介入的說話。

不過,同樣在楊政賢筆下,由始至終兩個大陸同學都是面目模糊的,最初大概是因為兩人是背向作者,但即使楊政賢到最後向拍下事發經過的大陸同學B說,「我的身分有點尷尬,如果可以請不要把剛才的片段放上網上,謝謝」,兩個大陸同學依然沒有被直接引述過任何一句話,唯一間接被引述的話,就是用廣東話向楊政賢說謝謝。

楊政賢既能準確地說出事發在10時20分,生動地描述眼前的食物,也能詳細描述香港同學的身型(胖子)與說話,證明他並非對事情細節不敏感。但他抱不平的對象,卻竟然如此模糊,在他筆下落入整件事的襯托背景,就可知道「中國同學」在楊政賢心目中,實在是可有可無的小配角。

楊政賢這種忽略是否故意,我無法知道。無論如何,這種忽略可以讓他盡情借題發揮:「我怕那兩個同學會從此仇恨香港人起來,加入中國國家及民族主義的狂潮中。」那兩位大陸同學無故被粗口大罵一場,並且獲楊政賢主持公道,心存感激,直至這一點,他們都是受害者、是「無辜」的。然而,可以想像,一旦兩位大陸同學心有不甘,對香港同學還口甚至還手,就馬上會成為「中國國家及民族主義的狂潮中」的一分子。

由此可見,無論把對方受害者化抑或妖魔化,都是一體的兩面,都是「我城」塑造出來的「他者」。這個他者不能說話,也不可以說話,亦不能被賦予任何主體性,因為 「香港民族」需要一個任意塑造魚肉的他者,才能夠「想像」出來。更根本的,是因為「香港民族」本身沒有任何前進的政治或政治表述,而純粹是面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反動。

楊政賢接著寫道:

香港這城市活在驚恐、燥動當中,我們怕堅守的價值會被中共剥奪,年輕人、小中產每日勞動卻得不到安全感,深恐老年時陷於饑寒貧困。增加學位的訴求,爭取多年而不得要領;民主政制,在警察亂棍下打散了。

以上這一段,楊政賢把過去多年泛民與泛民媒體與知識分子努力經營的「香港景象」再說一遍,並把問題一概歸咎到特區政府與中共頭上。如果你細讀這一段,其實每一句都有可商榷甚至錯誤的地方,並不如楊政賢或泛民那樣認為是不辯自明的事實。他們的論述裡,故意忽略香港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城市之一;香港的大學學額比起殖民地時代大增,政制也較之前開放、合理得多;香港小中產深恐的是沒有向上爬的機會,也深恐不能置業,但「饑寒貧困」恐怕沒有進入多少個理性精明的香港小中產的雷達範圍之內。民主政制「在警察亂棍下打散了」,這個影像無疑很悲壯,挺適合放在楊政賢愛看的電視劇電影情節裏,但與現實則存在很大距離。

如果楊政賢介入的那場衝突中,香港同學與大陸同學果然是互不相識,楊政賢們這一類的言論肯定是大陸同學動輒得咎的原因。這類言論每天不斷在媒體與網絡上重複,說一百遍後便成為了真理,讓不少香港年輕人與成年人把香港想像成世上最苦難的「民族」,深受中國壓迫 。

不過,正如你也指出了,大家都看見,全世界最兇的霸權美國在介入香港政局,這個事實似乎只有香港同學沒有看到或不願看到。我會進一步補充,如果香港同學願意把眼光在時空上放濶放長一點,他們該可看到歷史上活於水深火熱的人民,也該可看到目前世上仍有很多人真正活於饑寒壓迫之中,屆時我想那些什麼「生於亂世」、「我城活於驚恐當中」的狂言笑話,是可以不用獻世的。

楊政賢不是一般定義下的「本土派」,他也不會自稱為「本土派」。他與轉載他這篇文章的媒體,以及文化研究的「左翼」學者一樣,不屑本土派的橫蠻,認為我們不應動輒以粗口問候「中國同學」,必要時還會以文明「介入」這些「種族仇恨」當中。不過,楊政賢在文中也表達了,經過港大校委會的衝擊事件,他知道與本土派「其實可以溝通,其實可以共存」。

更根本的是,「本土派」以蠻不講理的面目示人,有違文明原則,是不難看到他們的問題,亦不難以「不要歧視無辜者」的泛泛言論去反駁之。真正要命的,是以一副政治正確、貌似客觀持平的姿態示人,說了一番沒有人會反對的反歧視言論之後,繼續散播真正在製造「本土主義」的歧視性反動思想。這也是我寫這篇回應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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