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維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九日,四五行動在銅鑼灣國慶酒會現場附近示威,成員劉榮錦被警方打至重傷。劉教授去年七月接受《思想香港》訪問時回憶道:

還未步出百德新街街口就被警方截停了,一個名為貝利的洋警司不讓我們前進,於是就發生了衝突;我們互相僵持了一段時間,最後一次衝突中我們事實上有推鐵欄,情況都有點混亂,接著那位洋警司突然從後一推,把我推向六、七名軍裝警察,然後在馬路中心「警棍齊飛」

當時香港只有兩家電視新聞台,如果你說警察失控他們真的是失控了,在馬路中心六、七警察真的是亂棍齊飛,怎會看不到呢?後來吳仲賢告訴我,其中一間電視台拍到警察打人的片,但沒有「出街」

當時應該有不少記者目睹,但沒有人出聲。有一個獨立紀錄片制片人拍到一個片段,後來我被送到瑪麗醫院羈留病床,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拘留了四十八小時;然後就送往法院提堂⋯⋯代表律師要求保釋外出,當時洋警官反對我們保釋,那個法官就批准我們保釋,但告了我四項罪名,應該是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厲的控罪,包括:使用暴力、煽動他人使用暴力、襲警及非法集會。

1)今天,某些香港人「緬懷」港英統治年代,認為當年連警察也較回歸後「仁慈」。九二九事件提醒我們,港英時代,警察對真正手無寸鐵的示威者亂棍齊飛,劉榮錦不但被打至重傷,亦被控以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厲的罪名。當時,把劉榮錦推向六、七個警察讓他被亂棍毒打的,是一名洋警司。

2)年初一/初二旺角法西斯暴亂期間,初時警察幾乎處於捱打的狀態。事後的消息也透露,警隊高層下令前線警員守在防線,事後更以「香港警察被視為全亞洲最克制的警隊」而自吹自擂。警隊高層的處理,固然反映在媒體年代,一切都是「形象」與「公關」,但也側面反映,警方以至政府的評估,是香港可以承受暴徒的衝擊,為了顧全形象,寧願讓前線警員捱磚頭。

3)當年手無寸鐵的四五行動招致警方毒打;而二月八/九日暴徒在旺角鬧市扔磚頭,放火燒雜物燒的士油缸,警方卻如此「克制」。這就引伸一個思考問題:如果警隊高層與政府處理手法的嚴厲程度,果然可以反映其對事情的評估,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推論,當年手無寸鐵的四五行動對香港建制的衝擊,比今天手持磚頭氣罐的暴徒更大。

4)當年四五行動有行動有綱領,衝著的既是香港殖民地政府、也是中共的官僚統治;被毒打的劉榮錦先生是鐵錚錚的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四五行動不但被港英政府視為眼中釘,亦被主流民主派與傳媒排斥,以致劉榮錦與其他成員在九二九事件被捕後,處於孤立狀態。劉先生接受《思想香港》訪問時憶述,當時民主派資深大律師認為警方的處理「正確」,支聯會領導人亦不肯支持四五行動,直至支聯會大會上,與會會眾認為應該支持四五,支聯會領導才不得不改變立場。

5)法西斯暴徒在旺角扔磚頭、放火,旋即得到不少「雨傘運動」支持者的無限理解、包容,「永遠站在反抗者的一方」。此外,他們得到民主派大狀義務支援,也得到泛民傳媒的厚愛與掩護,由暴徒化身為「示威者」、「市民」,大大有別於當年四五行動得到的對待。

6)法西斯暴徒使用暴力,政治上則極端保守、反動。在建制眼中,極端反共的暴徒會構成一些治安與社會秩序問題,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既有秩序,沒有造成任何根本的衝擊。因此,無論是很著意保持國際形象的特區政府高層、展示其「正義」一面的尊貴大狀,還是朝向法西斯僂儸投射「革命」浪漫情懷的小資們,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容忍甚至擁抱暴徒。政治與思想上,他們全屬同一個光譜。

7)四五行動的馬克思主義者手無寸鐵,但他們的政治與思想具有顛覆性,正面衝擊資本主義,也與帝國殖民主義者為敵。當局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一開始就猛烈鎮壓。鎮壓後,大律師、資產階級傳媒全都站在政府的一方。

8)香港目前面對的,並不是什麼暴力「革命」,而是反共反革命的狂熱推向了另一個高峰。這股反革命狂熱,與資產階級建制及其代理人的整體利益沒有根本衝突,得以繼續燃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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