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作本文有一個基本設定,即:必須心平氣和,誠懇、嚴肅討論。這是對自己的要求,也是對潘毅和盧映西兩位、以及其他基於知識興趣或政治熱枕願意參與討論者的期盼。在討論中帶著激情或憤慨本無不可。只是,如果情緒反應竟至於蓋了討論本身,那是知識上不負責任;相對於所討論課題的重大意義,如果因為情緒反應而竟至於推導出違背了(自己或彼此都認同的)基本立場的判斷、結論,從而誤導了實踐,那是政治上不負責任。

課題的重大意義來自潘毅的設定,即,她提出的問題:今日中國是不是世界資本的中心?

這裏,解答問題所需的關鍵判斷,一是今日世界資本主義的主導運作邏輯,二是中國的情況。就前者,潘毅判斷是新自由主義,盧映西認同,我也認同。然而何謂新自由主義?

 

理解新自由主義

潘毅在第一篇文章中(《從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資本的中心》),將新自由主義界定為自1980年代初以來“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主導運作邏輯,這是我所認同的,也就使得彼此的對話能有一個共同基礎。

在此基礎上,我在短評文章中進而引伸(《中國與新自由主義》):

“對應於現實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運作(也即系統性的資本積累模式),新自由主義歷經三代政策信條的演變,在1980年代強調市場化,在1990年代強調私有化,在2000年代強調金融化。所以,大致上從1990年代中後期至今,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和主導運作邏輯是金融霸權…”

這段引文的最後部分應該略作修正,或許可以改為:自1990年代初期(大約是自1992年英鎊被金融投機者迫出歐共體貨幣體系的匯率聯系機制起始)至今,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是金融霸權,主導運作邏輯是經濟金融化。

我理解,經濟金融化,意味著資本的投機化導向,投機活動擠壓生產性投資、長期投資。其邏輯後果,一方面是投資不足,再加上收入分配惡化壓抑了消費,導致系統性的需求不足成為常態,構成危機的基礎;另一方面,投機活動性質上只是分配利潤而非生產利潤,在生產愈趨受擠壓的情況下,系統性危機往往就是首先以金融危機形式爆發出來。總括而言,新自由主義的極致形態即經濟金融化具有內在的不可持續性,邏輯上是不可持續的。

然而事實是經濟金融化持續了相當長的期間,管有這裏那裏的金融和經濟危機(其中最慘烈是1997-98年的東亞危機),就整個資本主義體系而言是一直持續至2007-08年。何故?因為全球化,就是資本主義體系的空間擴展,在全球範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將遊離於體系之外的生產性資源廉價吸納進來,構成新的利潤來源。這個過程可以概括為“掠奪性積累”,即,一方面是貨幣金融形式的財富劫掠,另一方面,更根本是在生產過程中的價值榨取。

從資本主義體系的外圍經濟體的角度看,“掠奪性積累”對於它們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理論上大有可能是負面的(而非新自由主義建制所宣揚的正面),實際情況也正是如此。所謂生產性資源,在最根本意義上是指勞動力,全球範圍的積累於是表現為資本追逐廉價勞工,設立低勞動技能的血汗工廠,支付低水平的工資,推動外圍經濟體之間競爭到底,導致它們墮進“低技能、低工資的發展陷阱”。更有甚者,“掠奪性積累”一方面擴大了全球範圍的(盡量以勞動替代資本的)生產能力,另一方面又加劇了全球範圍收入分配不均,導致需求不足更為惡化,系統性危機更易爆發,而首當其衝的正是欠缺內部需求作為緩衝的外圍經濟體。

 

局部與整體,屈從與抵抗

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變革、融入世界資本主義過程,總體而言,可否說是屈從於新自由主義邏輯?潘毅在上引文章以及隨後的回應文章中(《再論“世界工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都是明確說是,而我卻在自己那篇短評中說不是。分歧在哪裏?

潘毅兩篇文章的主要部分,其實都是在強調一點,即,中國是“世界工廠”,而且是富士康模式那種超剝削工廠。對於這一點我毫無異議,甚至還要引伸指出,這種模式正是典型的“低技能、低工資的發展陷阱”,來到今日也正面臨上文所述的系統性危機。但是,正如我在短評中強調的,“世界工廠”只是中國的局部,而非整體。也就是說,中國在面對新自由主義中,“迄今既有屈從成分也仍在頑強抵抗”,從而得出依循新自由主義運作不可能得到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建樹。

不難驗證,承載著“世界工廠”特性的外商投資企業,其生產率提升速度一直以來是遠遠滯後於整體中國工業部門的平均表現,而工資水平提升速度的對比也是這樣。這個表現,再加上我在短評中指出的事實,即外資流入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很小,以及外商投資企業占工業部門的產出比重即使在最高峰年份也就是三成不到,應該能顯示出“世界工廠”及其運作邏輯只是中國經濟的局部,而非整體。

換一個角度看,30多年來中國的經濟增長,就整體而言其主要推動力是來自生產率進步,而非對工人的超剝削(但是超剝削現象廣泛存在),這種情況顯然是與“掠奪性積累”的邏輯相對立。而生產率進步的主要推動力來自持續快速增長的生產性投資,生產率進步的成果很大程度上轉化為社會消費的持續快速增長,這同樣是顯示出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如此種種,從世界範圍視野和國際比較角度看,應該是清楚不過也是不容輕視的。

(一些簡單明瞭的數據指標。以平均每一勞動者生產的國內生產總值量度生產率,在1978-2014年期間,年平均實質增長率是8.29%。以固定資本形成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量度生產性投資,在1980-2013年期間的平均數值是40%,而包括中國在內的全部發展中經濟體的相應指標是28%。以消費者物價指數平減,在1978-2014年期間,社會消費年平均實質增長率是9.25%。以平均每一勞動者生產的工業增加值量度生產率,在1993-2007年期間,全部工業企業的年平均名義增長率是17.54%,其中外商投資工業企業的同一指標是10.65%。在此期間,全部城鎮企業職工的名義工資年平均增長15.36%,其中外商投資企業的同一指標是11.93%。)

 

國有企業——無關要緊,可有可無?

在較具體層面,我在短評中列舉三方面的情況,作為中國抵抗新自由主義的例證,即,私有化問題、債務陷阱問題、金融化問題,分別對應於新自由主義的三代政策信條。潘毅在第二篇文章中評論了我關於國企和私有化的論斷,盧映西另加評論了債務陷阱論斷(《中國不是資本中心?》),兩人都沒有評論關於金融化的論斷。

就國企問題,我在短評中說:“(中國)在1990年代很大程度上屈從於私有化,但遠說不上徹底,…在2000年代穩定了國有部門的比重,相應地強化了超越利潤誘因的生產性投資的能力、以及一定程度上恢復勞工的權益。”對此,潘毅和盧映西有兩點回應,一是質疑現實概括也即數據是否正確,二是質問這樣概括有什麽意義、憑什麽說這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抵抗。

潘毅列舉了一系列有關國有企業的數據,將之與非國有企業對照,從中得出的結論:“無論從工業產值比重、資產總計、企業數量、用工人數上,國有企業都無法與私營、港澳台商及外商企業相抗衡。”這裏有一個不恰當引用數據問題,關於2014年的資產總計數據,列出的國企數據只是涵蓋純粹國有的工業企業,所以只佔全部工業企業的7%,遠低於私有企業的22%和外資企業的21%。然而,自1990年代中期以後,因為普遍的股份制改造,國企的定義擴闊至“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這應該是所謂國際通用的定義);以此計算,國企在全部工業企業的資產總計所佔比重是39%,遠高於私企和外資企業。或許更重要是對數據的分析和討論,單就工業企業而言,很容易計算出,在2014年,每一國企的平均資產總計是非國企的12.11倍,每一企業的平均職工人數是非國企的4.31倍,每一職工的資產總計是非國企的2.81倍。這些對比意味著,在中國工業部門內部存在著分工格局,國企主要是聚集在資本密集的大工業行業,非國企則主要聚集在相對上勞動密集和企業規模較小的行業。

其實,潘毅所列舉的數據、以及上面由我補充的與之相一致的數據,有不夠系統之處,因而沒有充分反映國企在中國工業的位置。在產出指標上應該使用增加值而非總產值數據(因為國企與非國企的內部一體化程度有顯著差異),在資產指標上應該使用固定資產而非總資產數據(因為流動資產主要是佔用外部借貸資金),另外應該使用涵蓋全部工業企業的數據而非上面這些僅是涵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數據。將這幾點納入考慮,可以估算出下列結果。一是國企佔(包括規模以下企業的)全部企業工業增加值的比重,自1978年的78%持續下降至1997年的33%,此後確實是穩定下來,至2008年仍是33%,再之後才稍為下降至2014年的30%。二是國企佔全部企業工業固定資產凈值的比重,自1978年的90%持續下降至1997年的46%,此後同樣是穩定下來,至2014年是45%。工業部門之外,國企佔全部企業的產值和資產比重也應該大致如是,從而也呈現出與工業部門相同的國企與非國企的分工格局。另外還值得指出,在非國有控股的大型股份制企業中,其實有很多是國有單位透過多層持股安排實質控制的,例如有研究揭示,世紀之交時候在上海股市掛牌的企業就有近80%屬於這種性質。在2012年,以銷售額計算的全國最大500家企業中國企佔了62%,其中前38家全為國企,這從另一側面也是反映了國企佔據中國經濟的關鍵位置。

以上這些現實概括究竟有什麽意義?是否真的具有抵抗新自由主義的成份?這樣提問好像有點怪異,既然私有化是新自由主義的核心目標、是市場化和金融化的基礎,國有企業的普遍存在當然就是對新自由主義的抵制,何況是系統性的以國企佔據整體經濟的所謂制高點或戰略部門的情況。

然而討論還是可以更加深入和具體,更加明確。潘毅和盧映西在評論中都提出國企的利潤導向甚至乎資本主義化問題,對此,我既有同意也有不同意之處。無疑,自1990年代的所謂“下崗增效”、買斷工齡等等的改革之後,國企的體制和行為都是市場化了(雖則遠沒有非國企那麽徹底),而事實上官方對國企的定位也不再將之作為社會主義的載體,國資委的“管人管事管資產”模式固然如是,去年提出的國企改革新方案強調純粹管資本增值就更加如是。然而不是社會主義就一定是資本主義嗎?就一定是新自由主義嗎?就前者,潘毅和盧映西都確鑿說是,我存疑;就後者,我敢明確否定。國企的利潤導向有其限度,距離新自由主義原則即股東利益最大化尚為遙遠,面對職工和其他利害相關者尚有一系列非市場承擔,面對國家尚有一系列發展或社會責任,例如超越利潤導向的基礎設施投資、技術攻關投資、對外戰略投資等等,就是非市場承擔的反映,更與新自由主義運作邏輯相對立。

 

債務陷阱和金融化問題

談到債務陷阱問題,我是這樣說的:“(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從沒有墮進‘債務陷阱’,而這種陷阱30多年來在世界範圍上持續肆虐,是市場化尤其是外貿自由化所導致的頑疾。”這裏其實是指外債陷阱,是按照發展研究文獻的慣常用語寫出的,所以將債務陷阱與外貿自由化聯系起來。或許正是因為我的闡釋過於簡略,盧映西以為我說的是內債,於是就指出中國已經是債務雪球相當嚇人了,以此作為反駁。

先將我所說的闡釋清楚。市場化和外貿自由化往往導致持續的對外逆差,一方面是因為在消費模式示範效應之下進口衝動難以抑制,另一方面是出口能力因為技術水平不足難以相應擴展,由此必須依靠舉債來彌補逆差,從而墮進債務陷阱。在全球化年代,很多遵循新自由主義第一代政策信條的發展中國家就是這樣陷於危機,另外還加上遵循第二代信條的前蘇聯東歐集團國家情況更慘,即使是以出口導向著稱的東亞各經濟體也未能幸免,所以說債務陷阱是世界範圍現象並沒有誇大。中國在1980年代開放初期也是幾乎墮進這種陷阱,表現為外貿逆差持續和外債堆積,只是很快就有所警惕,自1990年代初期以後,依靠生產率進步和產業升級達至長期持續的外貿順差,擺脫債務陷阱的威脅。所以,以從沒有墮進債務陷阱的事實,作為中國抵抗新自由主義的一個例證,這是有其道理的。

回應盧映西的相關批評,其實還可以有兩點引伸。一是,即便我們討論的是內債,中國的債務規模究竟是否來到“陷阱”的地步,這也不是簡單明瞭或想當然的事,有需要考慮到債務是否有充分的資產作為支撐,以及做跨國比較時必須考慮到銀行導向的金融體系與市場導向的金融體系的差別,等等。二是,即便中國的債務規模真的是來到瀕臨“陷阱”的地步,畢竟過往30多年的現實情況是沒有出現,這就足以作為中國抵抗新自由主義的例證了。

由此可以進而討論金融化問題。跟上述有關債務陷阱的討論相同,首先是我在上一篇短評中確實並沒有闡明金融化的含義,其次是盧映西根本沒有弄清楚金融化是什麽,第三是她認為不管是什麽總之中國既沒有也不可能抵抗金融化、只有必然地走向金融化和危機。

我在上文將經濟金融化概括為“資本的投機化導向,投機活動擠壓生產性投資”,那麽,中國對此究竟是屈從還是抵抗?縱觀30多年來的經濟變革歷程,應該說,是抵抗為主,直至近年才出現根本的改變,但是整體而言仍未確定是屈從了。抵抗主要是體現在兩條防線上的拉鋸,一是在國內金融方面的商業銀行與證券市場的區隔,抑制銀行資本參與金融投機活動,二是在對外金融方面的資本流動管制,即是限制跨境證券投資,抑制內部資本外逃和國外投機資本進入。

其實,30多年來中國經濟的生產性投資持續快速增長,在世界範圍成為特例,這本身就反映了對金融化的抵制。而近年來從房地產到股市的泡沫和震蕩,影子銀行活動的膨脹,以及相應的生產性投資的增長急速回落,則意味著抵抗金融化的第一道防線的失守;而去年以來的巨額外匯流失,更意味著第二道防線也受到嚴重衝擊。縱然如此,30多年來的抵抗畢竟不能一筆勾銷,今日的失守和衝擊也不能無理無據地一句“必然如此”了事,另外也不能確定這是不可逆轉的趨勢;從種種跡象看,我更相信前此在短評中所下的判斷:在世界資本主義的金融霸權中,“中國政治經濟備受壓力(包括買辦投機集團有可能佔據決策主導的壓力),迄今既有屈從成分也仍在頑強抵抗。”

 

批判應該批判的,珍惜應該珍惜的

行文至此,算是回應了潘毅和盧映西對我那篇短評的各個論斷的批評吧。然而未完,一是她們其實並沒有回應這些論斷匯總起來的核心論題,二是她們又列出一些其實並非由我提出的論斷以作批判,三是她們在回應中又提出了一些新的論斷,正與我的核心論題相對立。

潘毅在第二篇文章中,花了很大篇幅談論三點。首先是批判“勞工成本過高”論,這個論調無論如何都是無法從我的短評中推導出來,而事實上我認為批判得對,在短評中也說了:“正因為剝削和破壞是事實,所以抵抗要繼續,要更深遠、更全面。”其次是認定中國經濟的危機前景,潘毅是分析,盧映西是斷言,我雖不同意但並沒有就此發聲,要討論得留待另文。再次,是說我“認為向上看才是經濟和現實,向下看只不過是道德和政治”,這確實不是我說的,也無法從我的短評中推導出來,我所強調的是“不能只看局部,必須看整體”。

而“看整體”正是那篇短評以及本文的核心論題。潘毅的整體觀,是國家已經“從‘為人民服務’的公仆,變成‘為人民幣服務’的企業家”;盧映西的整體觀,則是“現代資本主義是經過改良的資本主義,而中國搞的則更接近於馬克思當年批判的‘原教旨’資本主義”(我誠心希望她關於TPP的話語僅僅是一時不察的失語,她必須明白原則上的普世價值與現實世界的“普世價值政治”不是同一回事,這是最基本的政治,是所呼喚的“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年代的最基本立場)。她們之間也還有差別,潘毅至少認為“在過去的三十年間,中國創造了經濟奇跡,特別是在減少貧困人口方面,這一成就令世界矚目。但是這樣的發展卻付出了沈重的代價…”,而盧映西的“原教旨資本主義”論看來是連這一點也要否認了。這正是我所說的,僅從局部就推斷整體的嚴重後果,即:“或是根本不承認中國經濟發展迄今的建樹,或是只能認定建樹僅僅是來自超剝削(所以從社會意義上講根本就不是建樹)…。”

那就看看社會發展。在2010年,中國的人口總數(不包括港澳臺)幾乎與世界的全部高收入經濟體合計相等,而以世界銀行定義的貧窮線,即每日收入1.9美元(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中國的貧窮人口是1.5億人,全部高收入經濟體的貧窮人口是6800萬人,前者是後者的兩倍有多——中國的窮人真多啊,當真是“原教旨資本主義”與“文明資本主義”的差距。然而可以這樣比較嗎?抑或是讓中國跟發展中世界比較:同年,不包括中國在內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合計的人口總數是中國的3.2倍,其中貧窮人口是中國的6.1倍——社會發展表現比“原教旨資本主義”糟糕近倍的應該叫什麽?或許更有意義的是,比較一下在新自由主義年代的社會發展表現的變動:在1981-2010年期間,中國的貧窮人口減少了7.3億人,而不包括中國在內的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經濟體合計是減少了四千萬,這算是“原教旨資本主義”抵抗了新自由主義,還是屈從於新自由主義?而中國貧窮人口的減少毫無疑問是與整體社會發展相一致,看看最重要的指標人均預期壽命,所有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等等狀況都應該在這個指標顯示出來,而且是累積結果:在2010年,中國是75歲,稍低於高收入經濟體的平均78歲,顯著高於(不包括中國的)中等收入經濟體平均的68歲,以及低收入經濟體平均的61歲。

列舉出這種種社會發展建樹是為了什麽?絕不是為誰辯護、吹捧,絕不是說現實已經很好無需批判無需推動根本改進,而是說,批判應該批判的,同時珍惜應該珍惜的。左翼政治實踐的出發點只能是以勞動者為主體的整體人民的福祉,它的對立面是作為整體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所以,整體性地“保衛已有的,爭取應有的”,這遠比政治信仰和立場重要,遠比抵抗部分資本的局部鬥爭重要。將中國整個政治經濟構造說成是“原教旨資本主義”、新自由主義、世界資本主義的中心,這是危險的判斷,很有可能導向與人民福祉相對立的實踐,以為現實這整個構造棄之不足惜,偏偏這種實踐正是迎合了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利益——畢竟,世界資本主義深陷危機,金融霸權正在虎視眈眈地盯著“掠奪性積累”的目標,中國人民勤儉積累起來的巨額財富正是它渴望掠奪的最重要目標。

 

2016年2月5日寫於倫敦

 

本文原發表於網上論壇《破土》2016年2月15日http://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6278.html

 

討論相關文章包括:

潘毅《從世界人民革命的中心走向資本的中心》
http://groundbreaking.tw/wordpress/archives/1453

盧荻《中國與新自由主義——簡評潘毅文章》
http://kakafuka.mysinablog.com/index.php?op=ViewArticle&articleId=12942999

潘毅《再論「世界工廠危機」與新自由主義——與盧荻先生商榷》
http://www.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5972.html

盧映西《中國不是資本中心?——對盧荻老師文章的再評論》
http://www.gegugu.com/2016/01/27/5589.html

李民騏《新自由主義的危機與階級鬥爭——與盧荻、潘毅、盧映西探討》
http://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6292.html

劉世鼎《誰的屈從,誰的頑抗?——與盧荻、李民騏、盧映西和潘毅商榷》

http://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6330.html

老田《圍觀潘毅與盧荻教授關於資本和新自由主義的辯論》

http://groundbreaking.cn/shehui/guoji/6392.html

劉剛《“超剝削”就是新自由主義嗎?》

http://www.guancha.cn/liugang/2016_03_12_35371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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