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根據警權一文改寫,加入了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的討論,於苦勞網首次發布〕

農曆大年初一與初二晝夜之間,香港發生了近年最嚴重的暴亂。這個向來自視為很理性和平、政治上則十分保守的社會,似乎理應對暴亂齊聲譴責。然而,一致譴責暴力的情況非但沒有出現,眾多支持「雨傘運動」的中產階級人士、傳媒,更紛紛以各種理由為暴徒的行徑開脫;部分「左翼」也為「勇武抗爭」提供理論上的掩護。其中一個辯護理由是,警察是「國家機器」一部分,穿上制服的都是沒有主體性的人,只聽命於國家,因此打警察不但沒有問題,還可以彰顯革命的正義性。

這種因「警察是國家機器一部分」,由此推演到「警察必然是壞人」的思路,把警權極度簡單化。鏡子的另一面、也是更重要的含義,則是把「對抗警權」的任何行為不問情由地視為正義。根據這種極度簡單化的推演邏輯,暴徒只要打警察,就可被捧為正義之師,哪怕那是一群法西斯暴徒。

警察如何行使權力,的確體現了國家機器在特定時空之下的意志,反映國家如何評估對手可能帶來的震盪、衝擊。那麼,更具體地分析不同事件中警權如何行使,該可以讓我們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事情的性質。基於這個前提,本文嘗試從警權的角度出發,思考香港目下面對的「暴力抗爭」的性質。

首先,得由香港在港英統治時期發生的一宗警察暴力鎮壓示威者事件說起。

警察作為國家機器

1989年9月29日,政治團體四五行動在香港銅鑼灣舉行的十.一國慶酒會現場附近示威,成員劉榮錦被警方打至重傷。劉教授接受《思想香港》2015年7月號訪問時憶述道:

還未步出百德新街街口就被警方截停了,一個名為貝利的洋警司不讓我們前進,於是就發生了衝突;我們互相僵持了一段時間,最後一次衝突中我們事實上有推鐵欄,情況都有點混亂,接著那位洋警司突然從後一推,把我推向六、七名軍裝警察,然後在馬路中心「警棍齊飛」

當時香港只有兩家電視新聞台,如果你警察失控他們真的是失控了,在馬路中心六、七(個)警察真的是亂棍齊飛,怎會看不到呢?後來仲賢告訴我,其中一間電視台拍到警察打人的片,但沒有「出街」(按:即公開播放)

當時應該有不少記者目睹,但沒有人出聲。有一個獨立紀錄片制片人拍到一個片段,後來我被送到瑪麗醫院羈留病床,不知道外面發生甚麼事,拘留了四十八小時;然後就送往法院提堂⋯⋯代表律師要求保釋外出,當時洋警官反對我們保釋,那個法官就批准我們保釋,但告了我四項罪名,應該是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厲的控罪,包括:使用暴力、煽動他人使用暴力、襲警及非法集會。

今天,某些香港人十分緬懷港英殖民統治年代,認為當年連警察也較回歸後仁慈。九二九事件卻提醒我們,港英時代,警察粗暴對待真正手無寸鐵的示威者。劉榮錦不但被打至重傷,亦被控以六七暴動以來最嚴厲的罪名。當時,把劉榮錦推向六、七個警察讓他被亂棍毒打的,是一名洋警司。所謂港英較特區統治更開明的說法,固然完全沒有事實根據;而且,這種嚴重脫離事實的懷舊情緒,把殖民地時代美化、神話化,並把今天香港面對的一切問題歸咎到中共、大陸(人)這個「共同大敵」頭上,正好提供了上佳土壤,令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得以在香港抬頭。

二月八/九日旺角暴亂期間,初時警察幾乎處於捱打的狀態。後來,前線警察在社交網絡流傳的消息透露,警隊高層下令警員守在防線,事後更以「香港警察被視為全亞洲最克制的警隊」而自誇。警隊高層的處理,固然反映在媒體年代,一切都關乎形象與公關。但這同時側面反映了,警方以至政府的評估,是香港可以承受暴徒的衝擊;為了顧全形象,當局寧願讓前線警員捱磚頭。

由此可見,當局對九二九事件與旺角暴亂的處理手法迥異。當年手無寸鐵的四五行動成員被警方毒打;而二月八/九日暴徒在旺角鬧市扔磚頭、放火燒雜物、燒計程車油缸、以破玻璃瓶刺傷在場採訪的電視台記者,警方卻高度「克制」。這就引伸一個思考問題:如果警隊高層與政府處理手法的嚴厲程度,果然可以反映其對事情的評估,那麼我們是否可以推論,當年手無寸鐵的四五行動對香港建制的衝擊,比今天手持磚頭氣罐的暴徒更大?

當年四五行動有行動有綱領,衝著的既是中共的官僚統治,也是香港殖民地政府;被毒打的劉榮錦先生是鐵錚錚的馬克思主義者。事實上,四五行動不但被港英政府視為眼中釘,亦被主流民主派與傳媒排斥,以致劉榮錦與其他成員在九二九事件被捕後,處於孤立狀態。劉先生接受《思想香港》訪問時憶述,當時民主派資深大律師認為警方的處理「正確」,支聯會領導人亦不肯支持四五行動,直至支聯會大會上,與會會眾認為應該支持四五,支聯會領導才不得不改變立場。

與此相對比的是,二月八/九日暴徒在旺角扔磚頭、放火,旋即得到不少雨傘運動支持者的無限理解、包容,並宣稱「永遠站在反抗者一方」。此外,民主派大律師高調義務支援被捕者;在泛民傳媒的掩護之下,暴徒搖身變為「示威者」、「市民」。凡此種種,與當年四五行動得到的對待,可謂天淵之別。

全球資本主義與本土法西斯主義

從雨傘運動結束後出現的「光復」行動發展至今,種種跡象顯示,香港的「本土主義」帶有強烈的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特徵。Robinson & Barrera(註)指出,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是資本主義全球化引起的尖銳矛盾的產物;它與二十世紀經典法西斯主義有相類似之處,但由於今天媒體、文化工業與資訊科技更加發達、更加無孔不入,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可以以更「友善」的面貌出現,卻不失其社會控制的效果。此外,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軍事化與戰爭成為跨國資本累積資本的重大途徑(尤以美國的帝國跨國資本為甚),全球各地出現亂局,成為帝國資本攫取利益的機會。反共親美人士在全球各地以暴力手段製造亂局甚至奪權,非常符合以美國為首的帝國資本主義利益。

香港最新一波的本土主義乘著2014年秋天的雨傘運動而起,而雨傘運動的訴求,正是引入西方代議式民主的「真普選」,背靠的則是強烈的反共情緒。面對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矛盾,本土主義團體把矛頭指向一個「大敵」,將中共/大陸/大陸人妖魔化,並把「香港人/香港民族」塑造為受害者;與此同時,本土主義強調「(香港)民族」團結,以強烈仇共情緒號召群眾街頭運動,歌頌暴力。從旺角暴亂的過程中,我們可以看到,本土主義團體手段橫蠻專制,先是借支持小販之名發動群眾「暴力抗爭」,但為求製造混亂,到頭來卻不惜把小販的攤檔付之一炬。

回到當局的處理手法。法西斯暴徒使用暴力,政治上則極端保守、反動。在建制眼中,極端反共的暴徒會構成一些治安與社會秩序問題,但對資本主義制度的既有秩序,沒有造成任何根本的衝擊。相反,從上述的討論可見,站在戰爭經濟的角度,二十一世紀帝國資本在全球各地的掠奪過程中,法西斯主義者可以幫上一把。此外,法西斯主義者煽動起盲目而又強烈的仇恨情緒,把民眾的不滿導向為反共群眾街頭運動,把全球資本主義引起的尖銳階級矛盾,轉移為「族群矛盾」,舒緩了資本主義制度面對的求變壓力。

因此,無論是很著意保持國際形象的香港特區政府高層、極欲展示其「正義」一面的大律師及其他資產階級代理人、抑或是朝向法西斯僂儸投射「革命」浪漫情懷的小資們,都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容忍甚至擁抱暴徒。政治與思想上,他們全屬同一個光譜。

回到1989年的四五行動馬克思主義者,他們手無寸鐵,但其政治與思想具有顛覆性,正面衝擊資本主義,也與帝國殖民主義為敵。當局充分意識到這一點,一開始就猛烈鎮壓。鎮壓後,大律師、資產階級傳媒全都站在政府的一方。

由此可見,香港目前面對的,並不是什麼暴力「革命」,而是在法西斯主義者的帶領之下,反共反革命狂熱推向了另一個高峰。這股反革命狂熱,與資產階級建制及其代理人的整體利益沒有根本衝突,甚至能夠幫助帝國資本繼續在全球攫取利益,因而得以繼續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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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William I. Robinson and Mario Barrera, ‘Global capitalism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fascism: a US case study’, Race and Class 53(3) (2012). 筆者在此感謝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教授沙伯力(Barry Sautman)在2015年香港政治科學學會年會上,引用Robinson & Barrera的研究討論香港本土主義。相關討論對筆者有重大啟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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