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燒地契」,1975 年,油畫。攝自《毛澤東時代美術》

中環填海,要拆掉天星、皇后兩個碼頭。拆碼頭小兒科耳,卻掀起軒然大波。天星碼頭是私營的公眾碼頭,「知天命之年」,垂垂老矣。皇后卻高貴得多,皆因當年,大不列顛「日不落帝國」的女皇或港督,不欲紆尊降貴從普通碼頭上岸,來統治東方「賤民」。港英當局為迎合洋老爹的旨意,專門修建這座「皇后碼頭」。

填海、拆碼頭,是大英帝國落日黃昏,送給港人的「玫瑰園」一小角;只因他們走的匆忙,來不及完成這壯舉。洋人自有他們的小九九:相信他們精心培育的「精英」定會「蕭規曹隨」不踰矩。果然,新政府研了討,討了研;量了測,測了量;顧了問,問了顧;磨磨蹭蹭近十年,眼看就要動手了。「一從大地起風雷,便有精生白骨堆」。推土機無情地吊上屋頂,剛剛響起,有情的「環保」鬥士,卻搶先佔領了屋頂陣地,「誓與碼頭共存亡」!受「民主」唆使的年輕人,扯起「文物保育」和「集體回憶」的旗幟,冒雨爬上天台,歇斯底里大叫大喊。他們的「真理」是:「大叫大喊就有真理!」

真的。他們一叫喊,高官,精英們,全都手軟腳軟……

「文物」是什麼?路邊豎一根桩子,海上遺一張破網,樹下放一塊石頭當神拜;過上十年八載,算不算文物?!

記得細伢時,第一天上學:校長端坐教台前,為同學們的新書寫名──未開蒙的伢崽細妹,還不認得自己的名字哩──從校長手裡接過課本,才驚異地發現,自己的名字,竟有恁多的橫橫豎豎。手捧書本,眼光落在油光錚亮的教台上。這是一張考究的黑漆木桌。四條腿,兩個抽屜,桌面光可照人。老師說,它的袓家是本村財主。打土豪分田地時,因是浮財,被沒收。這樣的桌子不止一張,其它的放在另外的教室裡。……老師說,為做這幾張桌子,財主只要工細,不論成本。木料是從南洋專門進口的花梨木,木工漆匠也由外江請來。工匠們精雕細琢,描龍繪鳳,整整花了三年功夫,令財主心滿意足。

土改時,能分到浮財的貧下中農,都是窮到燶的人家;屋爛牆破不打緊,個個骨瘦如柴,衣不蔽體,有飯吃才是第一要務;再好的桌子抬回到,也沒地方放。與其「屎桶紮花箍」,不如一升米落肚!土改工作隊與農會長一碰頭,果斷決定:「放學校去」。於是,我們這些蒙童學子,就在它腳下讀書識字,學文化,學知識,學做人,明教化,樹立起人生的坐標。……

上中學後,假日仍會回去,瞻仰「給我文化」的教台。當第一代有文化的新農民後,就再「無顏見江東父老」咯。「修地球」的二十三年間,學兄學弟都大有長進,當國家幹部的,當這家那家的,當醫生的,當老師的,還有當解放軍軍官的;就是「同一命運」當農民這些,也能撈個書記、隊長、記工員什麼的當當……

只有自己一個「扶不上牆的爛泥巴」,能不揪心麼?

1981 年秋天,是我的春天。口袋裡揣著單程「港澳通行證」,就要拜別老淚縱橫的母親,就要離開生我養我的故土,就要捨棄給我悲愴苦難、卻又戀戀不能割捨的田地山川,離鄉背井而去,就要做「香港客」了,再不看看那張教台桌,於心何忍……還是那張桌子,還呆在那個地方,還四平八穩。只不過,黑漆表皮清楚地刻劃著,一代又一代老師辛勤的印記,成了「花面貓」。粗糙的手摩挲著斑駁桌面,心潮起伏。我的老師,曾在這裡教我們科學文化知識,教我們做人的道理,教我們報效祖國,回饋社會;為我們指明前進的方向,讓我們豎起人生座標。可是,二十三年裡,看得見前途,找不到出路。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沒有立錐之地,不得不要流落異地,到「資本主義黑染缸」裡,去過那神仙、老虎、狗、不知深淺的「生活」……

 剛做港客頭幾年,每次回鄉探親,都會去學校望它一眼。

後來,學校幾經拆建,早已人事全非。慈母仙逝後,又到吾垂垂老矣。「榮歸故里」的雄心也漸次減退。春去秋來,竟不知那張桌子可還「健在」也否?……

回頭說到天星、皇后兩座碼頭。早在1993年,中英雙方就訂有協議,包括遷拆天星、皇后碼頭,預留中環海旁,供駐港解放軍修建海軍軍用碼頭。「民主」們激烈反對遷拆的主因,就是反對這一預定計劃,「不得讓解放軍在鬧市耀武揚威」!

 掛環保的羊頭,賣哪家狗肉,還用畫公仔畫出腸來嗎?

 (2007年5月25日)

【本文摘抄自江燕基著《簍》,作家出版社,北京,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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