嶺南大學文化研究學者向來站於社運前緣,為各色社運提供理論指導。2014年秋天占領運動期間,包括嶺南社運導師在內的一眾「左膠」被本土右翼踢出場後,他們沒有氣餒,更不斷在理論上推陳出新,尋找介入運動的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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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占領旺角現場。

自許寶強去年為光復行動的本土法西斯主義者提供正當化的「左翼」理論外衣後,本年農曆大年初一與初二晝夜之間,旺角發生了本土法西斯暴亂。要為事件尋找理論外衣,殊不容易。醞釀一個月之後,虎地文化研究系終於找到了新的介入點。三月六日,先是葉蔭聰以十八世紀英國城市騷亂為參照點,在《星期日明報》發表文章<香港,回到18世紀的英國>,指出目下的香港可以跟當年英國相比:城市騷亂僅是平民「蹣跚學步,學習抗爭」的過渡階段,並引用英國文化研究鼻祖、左派歷史學家湯普森(E P Thompson)的研究,認為暴民政治可以是「左翼政治的源頭」。

然後,三月二十七日,許寶強繼續引用湯普森的論說,去為旺角騷亂罩上「平民起義」的理論外衣。在這篇題為<「去國立化」與「旺角小事」的道德經濟學>的文章裏,許寶強把幾宗「九唔搭八」的事件(許的原用語)拉在一起討論,目的就是繼續沿用泛民的政治議程,把特區的一切問題推到特區政府與特首梁振英頭上。

時間與精力所限,本文並不打算一一回應許寶強文中列舉的事件,而只擬就他討論湯普森的內容為起點,思考如何回應目下香港本土主義的問題,特別是為何香港「左翼」無法抗衡本土民粹政治之餘,甚至會淪為民粹政治的一部分。

「狹隘的『階級利益』」

對於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和《共有的習慣》,許寶強有以下解讀:

英格蘭十八世紀的民眾騷動,建基的並不是工資或工時等狹隘的「階級利益」,而是守護過去社群認可的倫理價值和生活習慣,或湯普森所稱的「道德經濟」(moral economy)。例如,在糧食失收的年代,民眾會透過集體行動,迫使商人無法運送穀物往外地倒賣;又或闖進入商店「強買」麵包,放下未瘋狂提價前的錢幣數值,以作「交換」;以至把想發災難財的投機商人的麵粉銷毁,而非據為己有。這些並不以極大化個人物質利益為目標的抗爭行動,依據的是民眾對怎樣才是一種合符傳統道德的交易,以至為社群認可的人倫關係的堅持。他們所反對的,基本上是政商上層過分的貪得無厭,破壞社群一直持守的「核心價值」或「共有傳統」。

首先,香港目下的情況如何與糧食失收的年代、食物瘋狂提價的情況類比,許寶強並無具體解釋。他在文中列舉康文署刪去藝團人員台灣學歷中的「國立」兩字一事,誠如他所言,只屬九唔搭八的例子。至於旺角暴亂,亦與糧食失收或食物瘋狂漲價沾不上邊。唯一比較可以讓許寶強借題發揮的,只是「民眾騷動」這一點。許寶強與葉蔭聰一樣,仍然把旺角暴亂認定為「由小販擺賣而起」,把事件說成是源於民眾不滿政府「趕絕小販」。兩人都無視暴亂翌日即有小販親口證實,旺角暴亂是「借刀殺人」;暴亂當晚,食環署並無驅趕小販,而是有人借支持小販為名,以暴力反政府為實。許葉兩人都忽略這個重要事實,結果是他們得以繼續利用小販去說事,以英國十八世紀的街頭運動,去為二十一世紀旺角的「街頭」暴亂提供合理化論據。

不過,上述一段引文最值得關注的,還在於許寶強對階級的看法:

英格蘭十八世紀的民眾騷動,建基的並不是工資或工時等狹隘的「階級利益」,而是守護過去社群認可的倫理價值和生活習慣。

這裡,我沒有打算進入十八世紀英國民眾騷動的歷史,討論其客觀性質,而僅是針對許寶強對這段歷史的解讀進行討論。

對許寶強來說,工人的工資或工時是「狹隘的『階級利益』」,當中,他特別為階級利益打上了引號。曾於嶺南翻譯系任教的許寶強對於語言運用,向來甚為敏感;句子甚麼時候打上引號、動名詞可如何轉換等問題,他向來一絲不苟。我認為,「狹隘的『階級利益』」這個片語,反映許寶強是站在工人的對立面來看待工資或工時這個問題。這裡,他沒有或不能明確下判斷,工資或工時是否就是階級利益,因此要打上引號。不過,無論有沒有打引號,他所謂「階級利益」,就是與「整體利益」相對、是局部的,其實就是說,(增加)工資與(減少)工時,只對工人有利,與社會整體利益無干,甚至是有衝突。許寶強在文中狠批的「政商上層」,往往就會以代表社會整體利益自居,從而打擊工人運動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而且,無論工資或工時是否階級利益,對許寶強來說,工資或工時都肯定是狹隘的,因此,他必須強調英國十八世紀的民眾騷動「建基的並不是工資或工時」。相比起「守護過去社群認可的倫理價值和生活習慣」,這些「狹隘的『階級利益』」在道德上肯定會被比下去。

換句話說,「左翼」社運導師把工人階級爭取工資(改善工人生活條件,特別是在十八世紀英國的語境之中),以及爭取縮短工時(減少為資本家賣命的時數,奪回工人發展自我的空間與時間),視為局部的利益爭取,是狹隘的。在這位「左翼」眼中,工人這個「階級」,與城市資產階級或小資產階級平起平坐,沒有任何進步性可言。左翼社運導師不但否定工人階級爭取增加工資與減少工時的正當性,他實質上是否定了工人運動的進步意義,進而否定以工人階級為主體的革命。取而代之的,是階級模糊的「群眾」運動,而且是守護舊有倫理價值和生活習慣的右翼運動。

這種「左翼」,能不令人「刮目相看」嗎?

吊詭的還有,許寶強這裡是引用湯普森的研究來取消工人階級的革命位置。而湯普森著作的名稱,卻正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湯普森的核心關注,是被許寶強取消革命位置的工人階級。湯普森在書中以大量篇幅介紹英國十八世紀社群的「倫理價值、風俗習慣」,並不是為了守護什麼固有價值,而是指出,階級是在特定的歷史時空裡形成。他並不認為階級是「結構」或某種先驗的「類別」,而是發生在人類關係之中。對湯普森而言,脫離了歷史,就根本沒有階級,而只是面目模糊的諸眾的重重分散經驗。他認為,正如沒有愛人就沒有愛情一樣,階級是歷史現象,既有客觀的歷史與社會條件,也有個人的主體性與經驗;階級的唯一定義,是由人們如何活出歷史所界定的。

湯普森以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為著作命名,當中的 Making,意思正是階級的出現是一個積極的過程,既有客觀條件造就工人階級,但工人並非就是被動的,而也有他們的主動性與主體性。因此,Making 有「塑造」的意思。在這個意義之下,書名的中文翻譯「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是未能充分反映工人主體這層意義。湯普森之所以被奉為文化研究其中一位鼻祖,正在於他從工人的實際生活經驗出發,「由下而上」為工人階級的形成提供理論建構。

從湯普森的研究可以看到,由下而上建構理論、研究日常生活是文化研究的特點,工人階級、歷史始終牢牢存在於湯普森的視野當中。但我們看到,當湯普森落入許寶強手中,其階級與歷史視野便完全被去掉,湯普森所研究的「風俗」、「傳統」、「習慣」,甚至日常生活,就變得異常反動,成為了要「守護」的「核心價值」或「共有傳統」。

由此可見,傳統或日常生活本質上並不進步或保守,而是端視乎我們放在什麼框架或視野看待之。而階級與歷史,是必不可少的視野,否則任何左翼理論,都只能是自欺欺人的幌子。

許寶強與香港眾左翼社運導師的問題,正在於他們抱著反中的買辦意識形態,不能誠實地面對中國革命,也就是不能誠實地面對歷史,因此才會有本事把牢牢關注工人階級命運的左派文化研究論著,扭曲成「守護核心價值」的呼聲,並把工人運動說成是陝隘的階級利益,道德上不及右翼民粹運動。

至此,許寶強的右派面目,已是十分清楚。

沒有歷史也就沒有階級

許寶強大概會認為,他並非沒有階級視野。他甚至曾經呼籲人們重返階級分析。在2013年11月號的《思想香港》,他撰寫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香港本土主義的政治經濟起源〉一文。不過,王顥中日前在其臉書發帖,已指出了許文的問題:儘管許寶強呼籲人們回到階級,但問題是,我們不可能把現存的「香港」與香港之外的區分框架全盤接受,然後在此之內談階級或其他關懷。

借用趙剛的說法,這充其量是洋左(順帶一提,趙剛的《幌馬車之歌》代序<救贖的歷史,歷史的救贖>反思很深刻,對理解香港左翼社運也適用)。許寶強或文中他引述馬國明所談(與中國大陸隔絕)的「香港」,本身就是帝國資本主義侵略中國的產物,香港與中國大陸分隔,也是這個歷史產物,如果要把本土問題放回歷史,就不得不面對、處理這段歷史。馬國明強調香港「本土性」並不訴諸殖民統治前的歷史。王顥中認為這是一個認同的篩子,我同意。香港本來就與華南密不可分。舉例說,祖父家裡在香港現今西環一帶開雜貨店,年青時,他可以隨時在香港與廣東其他地方出入往來,只是到後來兩地嚴格分隔,祖父才留在大陸,直至去世。

許寶強或馬國明沒有或不願正面面對列強侵華(也就是香港與大陸分隔的原因),在於這樣做的話,他們就不得不面對、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本身就是中國人民與帝國資本主義進行激烈鬥爭、並為此犧牲無數的成果。於是,他們唯有左閃右避:許寶強談階級,竟然可以完全略去中國革命;馬國明談本土日常生活,卻可以一下子把華南居民的日常生活經驗任意篩走。因此,儘管他們的語言裡充滿左翼修辭,但出於反中與親西方的意識形態,他們無法誠實面對歷史之餘,還硬把新自由主義和貧富懸殊的責任一股腦兒推到中國頭上。

這裡,許寶強運用了香港左翼的一貫伎倆:貌似批判地挪用一堆西方理論,把新自由主義批判一番(過程不免會提到「階級」),然後就把這些批判不加驗證地套到中國,說中國就是新自由主義甚至帝國主義的表表者,「壓迫香港」。「分析」上,則一如既往守在泛民立場,許寶強呼籲大家不要忘記階級分析,其「政治經濟分析」,卻竟然是「缺乏民主普選的香港,比英美等地顯然更容易滋長刼貧濟富的分配制度,因此成為全球貧富懸殊最嚴重的城市」。這幾句說話裡,全無政治經濟分析,亦無香港現時所面對的全球化政治經濟脈絡可言,倒更像是競選宣傳口號。

沒有階級意識  也就沒有階級可言

許寶強與葉蔭聰等嶺南文研導師這個時候捧出湯普森來為旺角暴亂掩飾,可謂自打嘴巴。許寶強去歷史、去脈絡化的「階級分析」,恰好從反面證實了湯普森是對的:沒有歷史,就不可能有階級,而只會有諸眾重重的、分散的經驗。在許寶強那裡,這些經驗就是以「九唔搭八」、互不相干的形式出現。

湯普森在《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一書裡還指出,沒有階級意識,就沒有階級。階級並不客觀存在,而是需要人們感受到在所屬的階級裡彼此利益是一致的,而且能夠把這個階級身分表達出來。在這個過程中,他們需要意識到所屬階級的利益與其他階級的利益並不一致,甚至是相悖的。湯普森研究傳統、價值系統、思想、制度形式等,因為這些範疇體現了人們如何面對其階級經驗,是階級經驗通過文化範疇表現出來的方式,這就是階級意識。

湯普森用以研究工人階級意識的文化範疇,卻被許寶強說成是泛階級、跨階層的「社群」「一直持守」的「核心價值」或「共有傳統」,藉此掩蓋階級社會的矛盾,視工人運動在道德上不及泛階級的右翼運動,把爭取工資與工時視為狹隘的階級利益,實質上是在取消香港本已低迷的工人階級意識,在資本主義全球化、階級矛盾與貧富懸殊程度無比尖銳的情況下,消滅工人階級的力量。

我要做選民(1)
占領運動結束後,中大校園隨即出現「我要做選民」的標語。(2015年1月)

同是虎地文化研究系社運導師的葉蔭聰,在<香港,回到18世紀英國>一文中不是沒有全球視野。他意識到,當下歐洲各國極右派紛紛再度冒起,是個警號;美國的特朗普現象,也是社會經歷了新自由主義之後,底層白人以法西斯面目進行復仇。不過,他認為全球現象不能解釋掉香港的特殊性。

那麼在葉蔭聰眼中,相比起西方民主國家,香港有什麼特殊性呢?

香港的公民政治文化先天不足,只能算是半真半假的進化。我們的半調子民主自由勉強算是爭取回來的成果,但卻更大程度是「賜予的」,是港英統治晚期(加上與中共協商)培植出來的,扎根本來就不深,拔苗助長下,卻一度以為繁花似錦,妄想躋身民主地區之列。現在看來,我們勉強只是18世紀的英國階段⋯⋯而香港人則被困在無法動搖、難以認同卻又名實不副的「一國」憲制之中,爭取小城自己「一制」的憲制權利,至今妾身未名。

葉蔭聰與許寶強一樣,與泛民如出一轍,視民主抗中為香港的出路,並以西方資產階級民主政體為模楷;也與台灣香港兩地社運一樣,以「公民政治」取代、取消階級鬥爭。

葉蔭聰甚至憧憬,二十一世紀的香港街頭,可以如十八世紀英國一樣,經歷暴民政治的寒冬之後,會出現左翼政治的春天。

湯普森認為,接下來世紀之交,以至19世紀爭取工人權益及普選權的憲章運動,就是這個難以定性的「暴民」(mob)傳統的後續,非國教派的激進工人領袖把它重新挪用及組織起來,成為左翼政治的源頭。

這裡我再次提出,引用湯普森之餘,也別忘記他所警示的:階級是歷史現象,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形成的。此外,工人的經驗與意識,也是形成工人階級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以談得上「左翼政治」。

那麼,香港現時處於一個什麼歷史時空呢?帝國主義者掠奪各地人民生命財產的行為並無停止。以美國為首的帝國資本主義機器,在全球各地以不同形式發動戰爭與代理人戰爭,製造永不休止的破壞、重建,為龐大的軍事—工業—金融政商混合體,創造驚人的利潤。香港向來處於美國圍堵中國的前緣,這個位置沒有隨著「冷戰」終結而結束。相反,隨著帝國娛樂消費工業的「軟實力」更趨細緻,本土「新生代」更心甘情願為帝國主義者效力,前仆後繼,勢要取消中國勞動人民的革命成果。

在這個歷史時空之下,許寶強連勞動人民革命的正義性,也要徹底消滅。

至於葉蔭聰提到美國底層白人以法西斯主義的面目反撲新自由主義,我認為這比起十八世紀英國,更加適用於今天的香港。Robinson & Barrera (2012)(註)的美國個案研究指出,奧巴馬在2008年當選,把底層大規模動員與徹底改革體制的呼聲,吸納引導為選舉工程。奧巴馬的計劃從來就不是動搖美國的體制,相反是有勢力集團通過奧巴馬政府重建他們在社會經濟既有秩序的霸權。奧巴馬的選舉工程有效吸納底層的動員,效果就是削弱左派從基層回應資本主義危機的政治力量;而由於奧巴馬工程從來不是徹底改革美國體制,底層希望通過奧巴馬當選而有所改變的願景終告幻滅。在左派政治力量式微的情況下,民眾不滿,讓右派有機可乘,為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創造了條件。

Robinson & Barrera認為,在這個意義之下,奧巴馬政府像是1920年代至1930年代初德國的魏瑪共和國。當時社會民主黨掌權,但沒有以左翼政治回應當時的資本主義危機,相反它一邊廂排斥工會、共產主義者與社會主義者,另一邊廂則迎合資本家,最終為納粹得以在1933年上台鋪路。

回到處於美國圍堵中國前緣的香港,本土派就是一群不滿泛民與左膠「抗中不力」的反共人士,宣稱要通過暴力抗爭,把香港與中國隔絕起來。無論受誰主動資助,本土派都能夠為中國與香港添亂,有利於帝國資本主義軍事—工業—金融的政商混合體。真正關心世界和平與人類福祉的人,都必須從勞動人民、特別是第三世界勞動人民的角度出發,辨清局勢,從而取態。

可是,眼見歐美資產階級代議政制一次又一次欺騙底層民眾,消解從基層尋求變革的左派政治力量,這個時候,先有葉蔭聰斷定香港的問題是不夠「民主」,香港應繼續以西方民主政制為師走下去;然後有許寶強一次過否定工人運動的進步性,拋棄政治經濟分析,以「道德經濟」為綱領,推出守護「倫理價值和生活習慣」的「社群」。

眾所周知,這個「社群」是以中國為對立面,以反中為定義。至於所謂「守護」,則必然是守護回歸前的英殖民統治狀態(這才會有葉蔭聰認英作「祖」)。也就是說,這個(妄想被害的)「社群」是號召一個並不存在的神話(英殖統治的「光輝歲月」),去對抗一個假想的敵人(被妖魔化的中國),以此面對目下真實的資本主義危機。這就是經典法西斯主義的元素。

再結合上述Robinson & Barrera的分析,許寶強與葉蔭聰們提倡西方政黨政治模式,實質上是倡導把香港僅餘的左派政治力量與普遍的民眾不滿吸納到選舉機器身上,最終亦無法避免如西方國家那樣,導致民眾的改革寄望徹底幻滅,在左派政治力量式微的情況下,讓缺乏階級意識的基層群眾步上法西斯主義者鋪下的路。

也就是說,許寶強與葉蔭聰們的論述,為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在香港擴散,進一步提供有利條件。

〔編輯與校對:米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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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William I. Robinson and Mario Barrera, ‘Global capitalism and twenty-first century fascism: a US case study’, Race and Class 53(3)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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