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蔭聰回應拙文<去階級的佯左>,以下是我的回應。

首先,葉蔭聰認為,既然法西斯主義是我提出的判定,則解釋「什麼是法西斯主義」,應是我的責任。

在<去階級的佯左>與較早前的<從警權思考香港二月暴亂的性質>裡,我已逐步梳理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的意涵。我的確沒有如許多政治學教科書那樣,把何謂(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的定義,以點列形式作出,因為任何簡單定義皆有遺漏的地方,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不是一個能夠簡單概括的概念。

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乃晚近的現象,與全球資本主義的擴散直接相關,如何理解這個現象仍是現在進行式,但不代表這個現象現時不能討論。相反,在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萌芽的階段便認真討論,有助我們警惕與回應。兩位首先提出此概念的學者 Robinson & Barrera 已經指出,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與1920-30年代經典法西斯主義有類同的地方,但由於資訊科技與控制意識形態的消費娛樂工業更趨細緻,因此當代法西斯主義可以以更「友善」的面目出現,而不失其社會控制的爪牙。我在這兩篇文章裡,已經列出 Robinson & Barrera 文章的參考條目,所有關心討論的人特別是知識分子,都可以隨時參考這篇文章,也可以隨時提出,為何他們認為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不適用於香港。雖然我提出以法西斯主義去分析本土主義,但我不認為解釋法西斯主義為何適用於香港,僅是我個人的責任。我認為,所有知識分子都有責任搞清楚,目下香港的本土主義為何(或如何)是(或不是)法西斯主義。

我由二月旺角暴亂前後開始撰寫的博客文章與臉書帖子,有數篇都是關於本土主義,都收錄在本博客之中,雖然未必每篇都明晰地直接討論法西斯主義,但都直接或間接把 Robinson & Barrera 的研究引伸到香港,思考本土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關係。換句話說,這些文章全部都在回答或梳理「為何與如何用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去分析本土主義」的問題。直到目前為止,我認為香港本土主義呈現了強烈的法西斯主義特徵:本土主義塑造妄想被害的香港民族或社群,號召一個並不存在的神話(英殖統治的「光輝歲月」),去對抗一個假想的敵人(被妖魔化的中國),抱著極端的民族優越感(宣稱「香港民族」比中國大陸/大陸人更優越),不惜虛構各類謠言、插贜嫁禍於這個虛構的敵人(各種「蝗蟲論」、中國/中共萬惡論),又宣揚與歌頌暴力,以此面對目下真實的資本主義危機。這些就是經典法西斯主義的元素。

葉蔭聰問,「如今香港的本土派應類比為1920-30年代德國以至歐洲其他地方的法西斯主義?還是當代歐美的極右?」他指出,法西斯最後透過選舉加上恐怖手段奪權,而當代歐美的極右到現時還沒有執政的可能,以此區分兩者的不同後果。

我認為,雖然本土派仍未有奪權執政的條件,也沒有一個很具魅力的領袖(但梁天琦的「辯才」已得到建制右派的稱許),但當政治力量與大商家(據稱已有富商資助本土派)認為時機成熟,本土法西斯在政商資助之下壯大力量,並非不可能或遙遠之事。諷刺的是,葉蔭聰與許寶強所反對的中國政府,是迄今最能夠阻止本土法西斯上台的政治力量。

葉蔭聰寫道:

我與土伏苓的分歧,似乎在於我沒有用「法西斯主義」,也沒有她那樣強調本民前及年初二騷亂的危險,或對危陰性重視不足。不過,「重視不足」如何構成一種有利條件?還是剛好相反,那些高度強調本土派危險的「重視」(不管理由是左的還是右的,不管是建制派還是北京政府),才是讓它得以發展的條件?北京政府及建制派指出他們危險的「重視」,很明顯是讓它得以發展的條件。至於土伏苓的「重視」,我則不敢妄下判斷是否也「提供有利條件」。可是,土伏苓卻要斷定我及許寶強的論述是提供有利條件。

我的確重視本土主義的危險,因為我認為凡事總有開始。才一年前,本土光復行動期間,一些中產泛民支持者不願「重視」本土派,認為他們只是一小撮激進分子搞事,不成氣候,毋須過分擔心。一年後,本土民主前線在新界東立法會補選中獲得六萬多票,撒播仇恨與恐懼的港獨電影《十年》獲得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兩事告訴我們,本土法西斯開始的時候「不入流」、「不專業」,但它開啟了(仇恨與恐懼)情緒這道閘門,一發不可收拾。一俟政治團體、資本家發現這些情緒可以吸納為己用的時候,就是本土法西斯發迹之時。

面對本土法西斯的危險,我本著擺事實、講道理的原則,以我相信的政治去回應事件,迎頭痛擊所有反動派及反動派的幫兇。因此,我不但揭發本民前與旺角暴亂的危險,也揭發所有「左翼」姑息以至掩護本土法西斯行動的言論。這是我寫多篇文章,包括<去階級的佯左>的初衷。我的所謂「重視」的內容就是如此,可以如何構成葉蔭聰的問題(我重視法西斯的危險,是否為本土主義「提供有利條件」?)?葉蔭聰要麼提出論據來,否則請收回他的問題。

葉蔭聰又問:

 條件指的是甚麼?它似乎指的是我及許寶強的論述合理化它。

葉蔭聰這裡指的是,我在<去階級的佯左>文末指「許寶強與葉蔭聰們的論述,為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在香港擴散,進一步提供有利條件」。<去>文雖然同時討論到葉蔭聰與許寶強的文章,但我沒有把兩人打成一片。在我的分析裡,許寶強早在去年已經為本土派的光復行動提供理論化妝,把他們的行動合理化。至今,我沒有看到葉蔭聰這樣做過。我在文末指二人的論述為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進一步提供有利條件,指的是兩人提倡繼續深化西方代議式民主制度在香港的推行,把基層力量吸納到選舉機器身上,最終會如歐美各國那樣,令基層群眾改革的希望幻滅,結果令缺乏階級意識的基層群眾遷怒於「外敵」,步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這就是 Robinson & Barrera 的美國個案研究對奧巴馬上台以來的分析,在<去階級的佯左>一文中也有具體討論到。

葉蔭聰似乎沒有閱讀到上述分析,而我卻認為文中已表達得很清楚。

葉蔭聰也完全沒有回應我文章的核心論點:階級意識是左翼政治的前提。群眾運動並不必然是進步的,不去回答群眾的組成以及運動「為了什麼」的問題,任何群眾運動都會變成盲動,最終受有預謀的政治力量擺布。葉蔭聰在回應裡澄清:

我其實想指出,它[指二月的旺角]發展成後來的騷亂,似乎並不是某個團體的預先策劃,即使有這種策劃,許多參與其中的人也不見得就是本土派團體組織,他們的參與有一定偶發性。情況有點像2014年佔領旺角時,參與者既有不少右翼本土派團體,但有大量群眾背景及思想並不能如此歸類,相當雜亂。

我同意,並非所有參與占領旺角或旺角暴亂的人都必然是本土派。我對占領運動與旺角暴亂的分析正在於:缺乏階級意識的群眾受消費主義與個人主義支配,當他們以群眾運動的形式動員起來,「輕者」是進一步鞏固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形成右翼運動。「重者」就如旺角暴亂那樣,成為本土法西斯利用的棋子。

葉蔭聰指出,他寫<香港,回到18世紀的英國>一文目的不是要為本民前定性,而是提出一個歷史或歷史想像來理解它。對此我沒有誤解。他以十八世紀英國作為參考點,指暴民政治可以是「左翼政治」的開端。關於這一點,我在<去>文已指出:「階級是歷史現象,是在特定的歷史條件之下形成的。此外,工人的經驗與意識,也是形成工人階級的必要前提,在此基礎上,我們才可以談得上『左翼政治』」。我在文章裡指出:

那麼,香港現時處於一個什麼歷史時空呢?帝國主義者掠奪各地人民生命財產的行為並無停止。以美國為首的帝國資本主義機器,在全球各地以不同形式發動戰爭與代理人戰爭,製造永不休止的破壞、重建,為龐大的軍事—工業—金融政商混合體,創造驚人的利潤。香港向來處於美國圍堵中國的前緣,這個位置沒有隨著「冷戰」終結而結束。相反,隨著帝國娛樂消費工業的「軟實力」更趨細緻,本土「新生代」更心甘情願為帝國主義者效力,前仆後繼,勢要取消中國勞動人民的革命成果。

換句話說,這種「雜亂」在目前的香港根本沒有發展成為左翼政治的條件,反而成為以美國為首的帝國資本主義機器利用的亂局。提出「左翼政治」的葉蔭聰,在回應裡由始至終都迴避了<去>文核心提出的階級問題,我相信也是這個原因,他才沒有閱讀到我對他和許寶強的核心批評。更重要的是,在缺乏形成勞動階級意識的歷史時空下,葉蔭聰不但未能以左翼政治去回應本土主義,更以去階級的分析對本土法西斯的排外運動「重視不足」,在極需要勞動階級為主體的基層力量回應全球資本主義危機的當下,葉蔭聰與許寶強視「民主抗中」為香港的出路,主張把基層力量動員吸納到選舉機器身上。這如何構成有利於二十一世紀法西斯主義的條件,文中已有闡釋,上文也再次重申了,在此不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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