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望感与未来[1]

——当代文学叙事中的个人主义意识危机

 

张 翔

 

 

 

【内容提要】此文尝试把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意识分析的文本,分析了《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三个三重奏》、《很久以来》、《革命后记》和《风流图卷》等作品所透露的当代个人主义意识危机。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居民出现剧烈分化,人们强烈意识到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积累对于个人生活历程的高度重要性,开始从经验上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彰扬的“个人奋斗”意识其实只是一种错觉,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这意味着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危机,也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视野的回归。与个人主义意识的危机同时呈现的,是平等政治的困局。认为社会等级秩序无法根本改变的社会意识,与平等政治失败所带来的政治虚无感密切相关。

 

 

历史终结论并未真正终结,但毫无疑问遭遇了严重的危机。一方面,虽然这一论断的提出者似乎调整了自己的看法[①],但它仍然以各种形式存在于当代社会意识之中。一个重要的症候是,其他可能的未来并没有真正地在终结论的阴郁氛围中突围。新的未来图景,很少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展现出来。另一方面,“未来”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开始在当代创作中若隐若现了,目前它主要是以“绝望感”这一似乎相反的形式呈现的。“绝望感”问题在近年小说创作中频繁出现,不同程度地揭示了历史终结论在今天的危机。这些绝望感并不能简单地视为对于中国未来前途的绝望感,本文要分析指出的是,它们其实意味着,作为历史终结论基石的个人主义意识形态,[②]在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中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危机。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是历史终结论终结的开始,是其危机的深层表现。而在对于个人主义危机的“深描”中,在那些试图突破个人主义意识的努力中,蕴含了未来的可能性。

本文将分析三组叙述不同时代内容的作品,一是以叙述新世纪社会基层的绝望感为中心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方方),二是描述了“九十年代”面对权钱勾结“黑洞”的绝望感以及“八十年代”想象的《三个三重奏》(宁肯),三是在“文革”叙事中触及政治虚无感问题的《很久以来》(叶兆言)、《革命后记》(韩少功)和《风流图卷》(叶弥)。可以把这些作品都视为当代社会意识的文本,通过对这些文本的解读,分析出它们所包含和呈现的当代社会意识结构及变化。

笔者在此尝试把文学批评作为社会意识分析(或可称为意识形态批评)的一种主要形式,并与以往常见的社会批评与形式批评相区分。具体做法是,把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意识分析的文本,通过文本解读,把握社会意识构成的各种状况,同时结合对于相关历史与现实的理解,分析这一社会意识状况在历史进程中的特点和含义。把文学文本作为社会意识分析的文本,亦即把文学作品看作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它们不仅在内容上呈现了社会意识构成的各种状况,文本本身也参与并形构社会的进程。正是社会性、文本性及主体性三者的同构与互动,组成了巴赫金所谓“互为文本性”的基础。[③]本文将文学视为社会文本的一个部分,在历史的进程中分析这些文本的特点与含义。这需要综合文本分析与社会历史分析,致力于揭示文学文本中所包含的、作家自身也未必有自觉意识但又非常关键的那些信息,尤其将叙事者本身也作为分析的重点对象,从中梳理出一些值得注意的线索。本文是初步的尝试。

 

 

“个人奋斗”的错觉与社会性视野的丧失

 

方方的《涂自强的个人悲伤》叙述了当代底层尤其是青年的绝望与沉痛。作为偶例的个体绝望感,并不是新鲜的事物,但绝望感突出为一种醒目的社会存在,却是改革开放进展到今天的阶段,才呈现出来的新状况。[④]

涂自强这个名字,可以理解为“图自强”或“徒自强”的谐音,暗示了涂自强这个人物的特征。小说叙述了出身贫苦山村、食不饱腹的涂自强考上大学之后,如何坚持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一点点创造自己的未来;又是如何一步步遭遇挫折乃至绝望,包括因父亲自杀的变故而放弃考研,毕业后只能找到缺乏保障的临时性工作,屡换工作之后却发现自己患了晚期肺癌,最后在把经常去尼姑庵里帮忙的母亲委托给老尼姑之后,无息而别。涂自强这类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揭示今天的社会状况,在他的身上呈露出来的社会绝望气息究竟能多大程度代表今天的社会心理,并不是我们讨论这部小说的重点问题。

这部小说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在小说叙及的涂自强的所有同学和同事中,只有家境最差的涂自强,认可“个人奋斗”的信念,坚信依靠自己个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我命运。涂自强与他的同学、同事们对于个人奋斗有着不同的理解和想象。涂自强的同学和同事们指出了,个人发展最关键的实际上恰恰不是单独个体的奋斗,而在于编织各种社会关系网络和积累各种社会资本,在于获得、建立和进入社会关系网络的机会;表面上说的是要“个人奋斗”,实际上要积累的是社会关系资源。真正的不平等,在于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关系资源方面的不平衡和不平等,在这个所谓“拼爹”的时代仅靠个人是没有希望的。他们与涂自强的各种讨论有一个相同的要点,就是希望涂自强从个人奋斗的严重错觉中走出来。最重要的一次讨论发生在他与同宿舍同样来自乡下的马同学之间。马同学说,家庭背景很重要,他选择女朋友要看对方的家庭背景,“你以为靠我们自己单打独斗能行?没机会的”。[⑤]

方方在此改写了“个人奋斗”的话语,通过涂自强的同学与同事在社会关系积累方面对涂自强的各种“启蒙”,揭示了强调依靠个人的个人主义意识只是一种错觉。众所周知,强调自我中心、个人主义和独立自我其实是当代社会一直流行的主流意识,它在现代社会诞生以来即如影随形。把个人看作是完全自由、完全独立的人,看作是在“内心”完全独立自主的、与其他人相隔绝的“封闭的个性”,这种个人观有着悠久的传统。[⑥]涂自强的同学和同事的社会意识,表达的仍然是强调个体利益、个人主义的主流意识,但是他们从社会再等级化的现实中看出,只有在集聚足够社会资本的情况下,其个人奋斗才能成功。他们面对涂自强这个极端的“另类”(其实也是同类),表现率直,从市场社会逻辑和认同不平等秩序的角度,阐释了所谓人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动物(社会性是人的本质属性)这一人们耳熟能详的论断。所谓仅仅依靠自我个人,只是一种错觉,因为个人从小就必须依赖他人生活,这是人生的基本事实,自我主体的建构总是要在自我与他人的关系中才能完成。[⑦]

不过,难道只有涂自强一个人不懂这个道理吗?并非如此。涂自强决绝地放弃与采药的恋情,再清楚不过地显示,他处理社会关系有自己的方式和逻辑。小说在开篇即写了他与女友采药分手的情节,明确提示了涂自强的个人奋斗理念的复杂性。他考上大学后,落榜的女友采药赠诗分手,他在潜意识中对自我“个人悲伤”的命运亦有焦虑,决心不再去找采药。这一开头意味深长。狠心割舍与采药的恋情,是涂自强个人奋斗的起点和前提。在他看来,他与采药之间存在着“不同的人生”之间的鸿沟。后来,和他一同在学校食堂打工的女同学放弃与他的友情,而与一位富人谈朋友,他回应说“我也理解”,他认为这就像自己跟采药分手一样,没有太多的难过。在他看来,他放弃采药,与女同学放弃他,有着相同逻辑,即看清双方“不同的人生”,他毫不抱怨地接受不平等的现实,“觉得不平等是摆在面上的。可是他又想,这世上何曾有过平等的时候。……该认的,你自己都得认,然后自己下气力改变就是了。老是抱怨反倒是折损自己的硬气。”[⑧]他的不同只在于,把“硬气”的个人奋斗视为对于不平等状况的唯一反应方式。在个人奋斗的视野中,爱情(意味着一种社会共同体的可能性)应该被切割,他首先要处理的问题,是自己如何改变命运,建立一种自我与物(财富)的新关系。在《三个三重奏》中,这种对爱情的切割被称作“(残酷的)理性”。涂自强的个人奋斗呈现了近代以来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即人把自身作为个体的同时,强调的是人与物的关系(平等只是从这个意义上说的),人与人的关系则退居次要位置;人与人的关系,乃是从“人与物的关系”来加以看待的。这是对传统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人跟物之间的关系来得重要”的一种颠倒,它与近代财富观念(资本主义)的出现是密切结合的。个人奋斗要处理的中心问题,正是“人与物的关系”。[⑨]在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心方面,涂自强的同学同事们与他并无区别;他们的区别在于,前者努力地让人与人的关系服务于建立人与物的关系的需要,而后者试图仅仅依靠个人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

涂自强从一开始就接受自己缺乏社会关系背景的弱势命运的现实,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在发现自己已是肺癌晚期之前,涂自强已经清晰意识到,他以“个人奋斗”的方式改变自身状况的努力失败了;他的认识已经发生了逆转,即从出身的不平等并不能决定命运,可以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转变为出身的不平等可以决定命运,而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有欠,不足以改变命运。他的父亲因为村子修路、祖坟被平的屈辱而自杀,是其转折点。在此之前,他基本相信能通过个人努力,改变自己的经济状况与相对社会位置。而在父亲出事、错过考研之时,他第一次明确意识到,采药的个人悲伤恐怕也是他自己的个人悲伤。到因照顾母亲丢掉暖气公司工作前后,他开始真正明确地意识到无力改变自己既有的弱势。他的认命和对自我的怀疑,是比连续遭遇挫折本身更为严重的失败,但即便如此,他仍然保留了依靠个人努力谋生的愿望和意志。他认为,无论是改变状况还是苟活于世,都只能靠个人努力和“拼命”。

涂自强意识到社会关系的重要性,却一再强调“个人奋斗”,主要不是认识问题(或者性格执拗),而是因为缺乏社会共同体纽带和相对平等的社会联系,是对此种状况的自我保护性的反应方式。涂自强突出的个人特征是原子化状态。除了残缺的家庭和个别同学之外,他是一个自始至终与外在社会没有建立起任何其他牢固联系的社会个体。在生命的终点,他将母亲托付给了老尼姑,这是他在最后时刻很偶然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同情他的小赵同学,是他另一个可以有所拜托的对象。涂自强在社会关系网络方面的极度匮乏,促使他紧紧抓住依靠自我个体这一错觉,不断强调要靠自己个人走人生的路,以此去除关系匮乏的不愉快感受,并得以享受到满足。[⑩]这一错觉会遭遇危机,例如意识到个人奋斗并不足以改变自己相对于他人的命运,但他会将此错觉转移到致力于不断改善自身境遇之上。愈是遭遇挫折,涂自强愈是用力地坚持这一错觉,显得似乎丧失了社会关系的视野。他将不抱怨的个人奋斗理解为“硬气”,便是自我保护意识的表达。看起来最执着地信守个人奋斗信条的涂自强,恰恰在同样具有个人意识的人们面前显得另类和不合时宜。他的不合时宜,不在于坚持个人奋斗的表述,而在于他既无社会资本的承继,更缺乏积累社会资本的自信与能力,因而不能不依赖个人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

涂自强不合时宜的个人奋斗提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即以建立人与物的关系为目标的个人奋斗,无论是依赖个人,还是征用人与人的关系,它们的出发点和终点都是日益等级化的社会关系结构。最后小说中所有人都认为,不平等现状无法改变,问题只是能否主动适应这一状况;如果只依靠个人,缺乏社会资本积累,连自身命运也无法改变。个人挑战不平等状况的双重不可能,让整部小说弥漫着一种绝望感。值得注意的是,近代以来形成的个人主义思想包含了对于“平等”的追求,[11]这是涂自强在“个人奋斗”问题上显得有些认死理的内在原因。这部小说描述的不平等秩序无法改变的社会普遍意识提示我们,基于个人主义的、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心的平等追求,并不致力于改变、更无力改变事实上不平等的社会阶级关系结构。涂自强的同学和同事们意识到个人奋斗其实是一种错觉,将社会关系问题重新提升为中心问题,为重新思考“人与物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的从属关系,也为以“人与人的关系”[12]作为中心问题的平等观重构提供了契机。

小说叙述了超越“人与物的关系”的多种契机。一是涂自强对母亲的保护。对他而言,他与家人的关系是唯一牢固的社会关系,他为寻找母亲不惜丢掉工作,并且敢于质问公司经理。他对待亲情的态度与对待恋情很不一样,创造了一种超越市场利益计算(“人与物的关系”)的社会关系,以逆水行舟的、既弱小又强大的努力抵抗市场机制的常规安排,来为自己的母亲提供保护。二是赵同学对涂自强的同情,以及篇末沉痛而含义复杂的一问:“他想,果然就只是你的个人悲伤么?”三是由于涂自强缺乏社会关系,会更积极地从他人对自己的“好”和温暖中感到愉悦。这些契机都包含了突破“人与物的关系”笼罩的可能性,但这些感受都是不自觉的。涂自强意识到了社会关系的重要性,但并没有将新的社会关系的创造视为超越“人与物的关系”、突破既有不平等秩序的可能途径。这意味着社会性视野的丧失,社会个体走向社会团结的可能性的丧失,是社会不平等最深层的表现。

这部小说显示,相对于个人主义、个人利益、个人奋斗等等强调个人的主流问题意识,关注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构成、状况和性质这类问题逐渐得到关注。这一问题意识的变化,也是社会变迁进入到新阶段(新的秩序已经确立,那些构成社会分层的社会机制已经成为今天中国的主导性要素)的强烈信号,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

 

 

“征服”的“理性”与“纯”“真”的想象

 

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相呼应的是,宁肯的《三个三重奏》显示,在“个人解放”意识兴起的八十年代,人们已经意识到,社会再等级化乃是一种必然。区别在于,八十年代之后社会主流意识赤裸裸地说出了这一认识,而八十年代的主流意识对此的表述是含蓄的,个人主义意识事实上发挥了遮蔽人与人的关系日益不平等趋势的意识形态功能。《三个三重奏》强调了这两个阶段社会意识状况的区别,小说叙事者“我”将八十年代“欲望有理想罩着”的状态称为“人文”和“文化”[13]。与《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不同的是,《三个三重奏》的叙事者“我”要做的事情,恰恰是把社会关系的问题意识重新拉回到个人主义的问题范式中去,尽量不去追问这一问题,将它重新遮蔽起来。

《三个三重奏》的故事框架与2000年立案的李真(曾被称为“河北第一秘”)的案情有颇多相近之处。[14]这部小说的中心事件是兰陵酒厂厂长杜远方与河北省主要领导秘书居延泽之间的权钱勾结,叙事者却对此一笔带过,重点写了杜远方逃匿期间与小学教师李敏芬的遇合,以及作为实习生的居延泽与杜远方的情妇李离在1988年的遇合(及杜远方对居延泽的“培养”)。八十年代以居延泽为中心的部分情节,是以居延泽在警方审案时回忆的形式展开的。这一别致的结构突出了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的差异,以及九十年代以来对于八十年代的想象。

作家为全篇设定的中心问题是“欲望与理想”。权力与资本联盟是基础性的背景,“欲望与理想”是联盟形成进程中的一种自我表达。无论在叙事者“我”那里,还是在杜远方、居延泽、李离那里,“欲望与理想”都是理解自我或他人的一对核心词。法学教授谭一爻与居延泽对话的叙述,是具代表性的一处例子:

 

八十年代,思想解放,人的觉醒就是欲望的觉醒,理想还是欲望谁又能说得清呢?两者很难剥离,当九十年代人们惊讶于欲望赤裸裸的时候,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就已经孕育了。……女人,权力,一对美妙的兄妹,那时居延泽就见识了。只是在女人和权力之间那时还有文化,还有整个八十年代说不清的精神氛围罩着,……总之有恋人间所有的一切。

 

居延泽对谭一爻说,“那个年代是真动感情的,现在就是床,交换。” [15]根据居延泽们的自我表述,所谓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或“人文”,主要是对于男女之情的“真”或“纯”曾经抱有“理想”。

这套自我描述的说法有自相矛盾之处。在居延泽等人那里,“真”、“纯”的情感、“文化”,在八十年代已经与权力关系和利益关系紧密捆绑、无法分割。他们的自我表述,企图将情感和“文化”从这些权力和利益关系(“欲望”)中分离“提纯”出来,构造出八十年代的“真”或“纯”。居延泽强调,八十年代的“‘不单纯’也还是一种单纯”[16],这种明知不可而为之的努力,很好地说明了这是一种对错觉的有意识建构。

杜远方、居延泽等人变化的真正要害,在于将八十年代所谓“纯”“真”的“理想”、“人文”、“文化”从其与“欲望”的共生状态中排斥出去的“理性”。这是小说对八十年代的叙述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排斥“纯”、“真”感情的“理性”的形成(放弃与采药的恋情的涂自强也有这种“理性”),以及基于“理性”而放纵欲望,才是真正的核心问题,才是“个人解放”和个人主义意识的关键所在。从这些人物对自己变得内心黑暗、冷酷或者“理性”的陈述来看,[17]他们的变化最晚都是八十年代期间发生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内心黑暗、冷酷已经是八十年代的一种特征。不把握“理性”这一关键,就很容易被叙事给出的意识形态话语牵着鼻子走。

小说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理性”。杜远方、居延泽和李离共有的“残酷的”、“冷的”理性,是主要的一种“理性”。小说叙事者指出,这一“理性”的关键内涵是在人对人的“占有”关系中寻找自己的位置。李离对居延泽所说的话,“我是他的人,你也是”[18],颇具代表性。此处提及的“严酷的理性”指的是对“是他的人”这种附属性关系的认可,以及将这种关系复制到自己与其他人的关系之中。杜远方所谓的“冷”、“黑暗”等等,核心也是这种附属性关系,对于他而言,他与李离或李敏芬之间是一种征服者与依附者的关系,其基础是权力—资本网络。

小说还偶尔提及了另一种与平等意识有关的“理性”。叙事者“我”认为,个人主义的启蒙观点有多种发展的可能,一种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建立起平等意识(以“人与物的关系”为中心的平等),这是“完整的理性”,另一种则是在个人主义基础上形成征服与臣服、头羊与群羊的关系,这是不完整的理性。[19]根据“我”的逻辑,可以兼容“欲望与理想”的是前一种理性,这是理想型的理性,而后一种理性则只有欲望没有理想。这两种理性状态的对比,实际上也是形式平等与征服/臣服关系的对比。如上节所分析,无论是否依赖个人,形式平等的结果仍然是社会等级化,这两种情况并没有本质差别。以个人主义来界定个体,作为一种想象性的建构,事实上起到了将社会关系性质这一关键方面遮蔽起来的作用。

确立征服/臣服关系的“理性”被认为不是“完整的”,这意味着,无论在叙事者“我”这里,还是居延泽和杜远方这里,社会不平等关系在道德上的正当性都还没有建立起来。正是由于对于社会不平等关系在道德正当性方面的亏欠有自觉意识,人们才会不断地建构“欲望与理想”并存的、“纯”“真”的八十年代想象。对于不平等关系的社会批判潮流在八十年代已经出现,但小说的叙述显示,在八十年代,创造社会不平等关系的社会阶层相对有道德自信。在九十年代之后(尤其今天),这种道德自足感逐渐消失了,权力—资本结构的优势虽然越来越大,对于权力—资本同盟的正当性论述却不仅没有建立起来,而且遭遇了严重的道德危机。

权力—资本同盟的道德正当性危机的逐渐爆发,是九十年代以来的重要社会现象。小说借居延泽之口,提及了九十年代社会上升通道缩小的重要变化[20]。把上述两部小说结合起来,可以看到对于社会分化和不平等加剧的不同反应方式,一是认识到社会资本积累的重要性,处心积虑建立社会关系网络(如涂自强的同学和同事们),二是为避免在不平等的关系结构中受伤害而强调“硬气”的个人奋斗(如涂自强),三是自觉并有能力建立政商关系网络,反而并不强调关系积累,而是用其他的解释模式(如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的对比),突出个人奋斗与个人“纯”“真”理想之间的矛盾(如杜远方、居延泽)。第三种人深刻地影响乃至塑造了前两种人的社会意识,这三种人的区别在于,第三种人实际做的一套与话语表述的一套有所不同,第一种人认识到了第三种人实际做的一套,按照他们所做的那样去做和说,而第二种人的做和说,都较多地受到了第三种人说的一套的影响。第三种人的所做与所说之间之所以存在矛盾和分裂,原因是他们不仅希望在经济社会层面占据主导地位,而且希望为此提供一套说法。其实在九十年代,他们曾经不加掩饰地以“效率优先”来论证社会不平等加剧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这套说法在九十年代中后期遭遇了思想上的挑战,但它们的社会危机要到新世纪初才全面爆发,当时社会公众通过网络等媒介批判所谓“新三座大山”造成的社会严重不平等,并通过“郎顾之争”、SARS危机等事件的激烈辩论衍化成一场反思改革的社会浪潮,深刻影响了国家政策的调整,推动“公正”和“平等”成为执政党执政纲领的核心概念。正是由于对社会不平等状况的社会批判的兴起,九十年代俨然成势的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丧失了道德权威,也很难继续把“效率至上”当作替不平等辩护的主要理由。

面对这种道德危机,以政商结合为基础的新兴社会群体需要寻找新的说法,来论证自己的道德正当性,争取社会意识的领导权。“八十年代”作为一种话语[21],与“公正”话语一样,都被挪用来为其正当性做论证。相对而言,对“公正”话语具表演性的精心挪用,是更为主要和全面的策略[22],对“八十年代”想象的营构,则如《三个三重奏》所呈现的,主要是为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道德正当性做相对被动的辩护。在这部小说中,杜远方、居延泽有另一种绝望,即他们对政商勾结、违法乱纪的可能命运(死刑)的预判,这是杜远方所说的“黑洞”。对于他们而言,回到八十年代,多少可以获得自身的救赎。问题是,八十年代的所谓“纯”、“真”,能让他们从政商结合体的道德危机感(乃至面对“黑洞”的绝望感)中解脱出来吗?这一八十年代想象只能缓解道德亏欠感,并不能将政商结合体合理化与合法化。

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八十年代”想象之所以能成为当下的一种未来蓝本——像八十年代那样就好,另一原因是,它相对于“文革”时期显得有正当性。除李离之外,居延泽们“残酷的理性”都与“文革”无关,但“文革”的负面存在,是“我”叙述杜远方、居延泽与李离的“欲望与理想”的正当性的重要基础。“八十年代”之所以被视为理想的载体,是因为人们认为它比“文革”与“九十年代以来”都要好。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社会关系问题是否相应地开始在今天的“文革”叙事中成为核心问题?个人主义在其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是接下来分析“文革”叙事所要关注的问题。

 

 

政治虚无感的产生与社会性视野的重建

 

当前“文革”叙事所关心的问题出现了一些有意识的调整,其中的代表作是叶兆言的长篇《很久以来》。叙事者“我”通过叙述中国作家与国外作家对双方历史的隔膜与误解,以及一些中国作家对现代史的教条化理解,表达了试图突破流行的历史叙事的自觉意识。“我”希望“远离”伤痕文学趣味,并点出了他关心的基本问题乃是社会关系结构的状况:

 

哪朝哪代,做官的还是做官。做官永远会是个好买卖,老百姓永远老百姓。逞一时之快的造反派根本没快活几天,“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分子,基本上是为了收拾他们。“文革”以后清查“三种人”,也是针对那些曾经一度大出风头的运动积极分子。当官的被打倒,知识分子和文化名人遭受苦难,远没有大家假定的那么严重。事实上,很多人只要扛过一时,熬过最艰难的那几天,眼前便会豁然开朗。……有的人苦难一时,苦难变成永远的资本。有的人苦难一世,苦难永远是苦难,……

 

作家指出“文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常见的想象是,“走资派必定一直倒霉,知识分子必定被轻视,文化名人都会被别人看不起”。事实上“文革”曾“拐过无数道弯”,“每一段流程都有自己的故事”,下台干部“依然会掌握着不一般的人脉关系,办点什么事比一般老百姓要容易得多”。[23]“文革”并不是到1976年才出现大的转折,而是在此之前就有大的转折,例如深挖“五·一六”分子。

竺欣慰解放前是一位有钱人家的千金,一直试图紧跟时代的步伐。她积极参与“反右”;“文革”开始后,成了造反派组织的头目,但不到一年时间,就因受攻击而被造反派“抛弃”;后来开始反思,并与思想活跃的有妇之夫李军交往;在李军被捕之后,欣慰被“栽赃陷害”,被判七年徒刑,又因为在狱中执着反思的表现而于1973年被处极刑。“我”暗示了欣慰这一人物与林昭、李香芝等人的关联。冷春兰出身也不好,但她比较有主见,不赶风头。“我”以欣慰与春兰这对好姐妹在二十世纪的一生经历做对比,说明“所有折腾注定都是让人更吃苦头”(如欣慰)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大的事过去也就过去”(如春兰,以及《一号命令》中的起义将领赵文麟)这两种处世方式的区别,而后者是“文革”的“最大特点”[24]。“我”对“文革”的这一总结显出一种“看透了”的老练世故,包含了强烈的政治虚无感。

在《很久以来》中,这种政治虚无感来自多个方面的触发。其一,在“我”看来,对于“文革”提出的平等和无私等目标,千万不能太当真。其二,无论怎样评估“文革”初期的目标,在“我”看来,平等目标本身不可能实现(“哪朝哪代,做官的还是做官”),实际上也很快失败了。其三,“文革”结束之前数年,已经出现了大的形势转折,如果在此过程中一直紧跟参与,其命运很可能翻云覆雨。竺欣慰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她与同一阵营的造反派同样好日子并不长久。此后欣慰开始反思,其中要点包括人不可能活一万岁。从“我”的叙事可推测,欣慰和李军等人的反思,与深挖“五·一六”分子及老干部很快恢复工作的进程不无关系。“我”没有叙及欣慰等人对于造反运动接近失败的思考,其着重点是,通过欣慰的案例来讲个人在政治大变动中的处世策略,即越折腾越吃苦,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做官永远会是个好买卖,老百姓永远老百姓”这一带有政治虚无感的感悟,多少折射了深挖“五·一六”分子等重大事件的深刻影响。

《很久以来》与以往“文革”叙事的主要不同在于,它正面叙述了“文革”的复杂进程,尤其是造反运动在“文革”中已遇重创。欣慰在“文革”中的“造反”诉求不再只是以往叙事中常见的那种施暴者或权力追求者的诉求,而更多的是普通人的诉求(后来也被平反),并且事实上很快就失败了。欣慰其实是坦然赴死,她在生前并没有以政治虚无感来回应运动的失败;而是叙事者“我”通过发掘和叙述这一失败进程,表达了强烈的政治虚无感。这种复杂性,是理解这部小说的要害所在。

这种政治虚无感在“文革”结束前后便已大量浮现,例如各种形式的“幻灭”。其核心是对于社会等级化结构不可能改变的悲观认识。这一对于未来的悲观认识一直延续至今,并成为今天浮现的、前面所分析的社会绝望感的隐蔽基础。涂自强的绝望感,与居延泽、杜远方等人面对“黑洞”的绝望感,都包含了类似于“我”的政治虚无感。无论在新时期的“文革”叙事中,还是在关于当代的叙事中,这种政治虚无感很少成为主题,这多少说明它以一种政治无意识的形态存在于当代社会中。[25]

对于个人主义的“必然性”的认识,正是在这种政治虚无感的基础之上敷衍成势的。韩少功的《革命后记》叙述了他对“利益理性”主导社会意识的经验认识。其叙述和分析具有平衡感,对于“文革”时期比较强调“平等”的不可能,对于后“文革”时期则比较强调“平等”的重要性。一方面,韩少功认为巨大的历史之手仍然是“利益理性”,“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广义的‘无利不起早’仍是行为逻辑的核心”[26]。他指出了“文革”中事实存在的等级制,认为私有制也许合适大多数行业和大多数人,接近一般人性的道德水准。另一方面,他也并不愿意彻底否定对于社会平等的追求,而是试图将平等价值作为一个“真正的问题”提出来。他肯定平等“已是部分的现实,在生活中无处不在,早已广为普及”,认为没有平等,就没有人间之情义。[27]韩少功对社会平等追求有所同情的重要原因,是对后“文革”时期社会分化迅速扩大的状况及其负面后果的认识。概括言之,韩少功对社会平等追求与利益理性逻辑,都既有经验性的认同,也有经验性的否定和批判,显得无可无不可。他既希望有平等的前景,又对于如何实现社会平等充满困惑和怀疑;他既认可和确信利益理性的主导性地位,又对利益理性逻辑的历史延展抱有严重的忧虑和质疑。

这些富有平衡感和经验主义色彩的思考,有其敏锐之处,但在每个方向上都缺乏一以贯之的深入。从认可利益理性主导性的角度说,社会等级化是否无法避免,这种必然性是否意味着一种难以撼动的控制性力量,如果忽略这类问题,对再等级化潮流的批判就仅仅是一种态度,很难真正触动此一潮流;从同情当代社会平等诉求的角度说,平等在何种情况下会成为多数人的追求,平等追求的实现需要哪些条件,如果忽略这类问题,对“文革”时期“全民警察化”与“全民圣徒化”的反思,很难让人看清楚“文革”何以会失败。正是因为在两端都没有深入,韩少功对现状的描述令人有无所适从之感。这种无所适从的状况,既是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危机的一种表征,也是平等政治曾经和正在遭遇的巨大困局的一种表征。

需要指出的是,韩少功叙述的复杂性展现了较为开阔和丰富的视野。他分析了个体“利益理性”对大多数人的主导,同时他也了解当代的“再等级化”趋势,因此并未将“利益理性”仅仅作为个人性的特征,而是将其放入当代中国的社会结构变迁与社会关系变化中讨论。这种讨论方式反过来呈现了“利益理性”视野的局限性。《革命后记》从个人主义意识出发,却一定程度超越了个人主义视野。

《很久以来》与《革命后记》用不同的方式恢复了“文革”叙事的社会性视野,叙述了“文革”进程本身包含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变迁。相对于以往“文革”叙事中常见的伤痕叙事,这两部作品的问题意识发生了变化,开始将“文革”作为一个问题来加以分析或叙述,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控诉。从小说叙事来看,《很久以来》展开了一种新的“文革”叙事尝试,开始通过人物故事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为读者提供一个透视“文革”进程内在曲折和复杂性的空间。这一叙事尝试及其中的社会性视野,也意味着当代历史意识在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相对而言,叶弥的《风流图卷》则继续在伤痕叙事的道路上拓进。这部作品通过常宝、柳爷爷、“我”父亲孔朝山与张柔和、“我”与张风毅、“我”奶奶高大进与“老丝瓜”等系列人物在“文革”中的爱情和人性面对束缚的释放,或者欲释放而最终被压抑,强调“文革”对人性和“个人”的压抑,以及“个人”的人性与欲望不屈的彰扬(如柳爷爷自焚、“我”奶奶与“老丝瓜”一同服药自尽)。小说结尾部分写到:“然后我就置身于一座陌生的坟地,一字排开着十几座坟,坟前都有石碑,写着的名字有:常宝、陶云珠、林昭、陆兰秀、遇罗克……我点着纸钱,灰烬很快从火堆里浮游到空气里,排成清晰可辨的两个字:个人。”[28]同样提到林昭,《很久以来》与《风流图卷》的差异很明显,前者通过个人命运的叙述呈现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问题的复杂性,而后者通过个人命运的叙述来为“个人”呼吁。《风流图卷》的叙述呈现了“个人”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背景,即它是基于个体伤痕记忆(“文革”中的社会政治运动对个人的规训、约束与伤害)的一种反向的对个体的强调(《三个三重奏》对李离的叙述与此接近),也被视为抗衡社会政治压制的一种方式。

但如《革命后记》所讨论的,以及《三个三重奏》、《涂自强的个人悲伤》等作品所叙述的,正是“个人”的利益理性或欲望在后“文革”时代的发展,推动了新的社会分化格局的形成,催生了强调社会关系重要性的社会意识,并使得“个人”意识作为一种错觉的特征开始呈露出来。在这一变化过程中,“文革”叙事的视野也相应地开始发生变化。一方面,上述三部作品似乎从不同角度反思了文革,另一方面,它们实际上又都是平等政治失败的产物。与八十年代的想象相反,个人主义寄托不了个人。如果“文革”不能成为反思改革中出现的私有化潮流等问题的起点,“个人主义”意识之上的“虚无”感便真是虚无了。因此“文革”不仅仅是历史,不管作者取何种立场,都无法只是回忆而不塑造今天,不产生政治。

 

 

结语

 

前面分析的三组作品从不同层面呈现了个人主义意识在当代的危机,不过,这一危机并不意味着平等政治议题会随之成为当代社会政治的中心议题。我们看到,与个人主义意识的危机同时呈现的,是平等政治的困局。个人主义意识内在包含了对于平等的诉求,基于个人主义的平等政治与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心的平等政治有着不同的脉络和视野,这两种平等政治各有其危机与困局。[29]

个人主义意识在当代中国兴起的一个契机是对于“文革”的伤痕记忆,即对当时社会政治运动对个体生活的过度介入和伤害的一种反弹,但更重要的契机在于改革开放时期个体欲望与利益理性的释放和膨胀,这与“文革”并无多少关联。人们认为利益理性必然主导社会意识,则与二十世纪平等政治失败所带来的政治虚无感密切相关。人们悲观地认为无法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等级秩序,有的人尤其是弱势者因这种未来观而生绝望感,有的人则认为应该更主动地认识和发现社会等级化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

在政治虚无感中兴起的个人主义,也不可能摆脱这种政治虚无感,其未来必然是日益巩固的社会等级化秩序。二十世纪平等政治固然遭遇了历史性失败,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现代平等主义同样无法兑现其平等诉求。当人们面对社会等级化趋势深感无能为力的时候,平等诉求与新的平等政治便重新兴起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斯蒂格利茨(Joseph E·Stiglitz)等经济学家提出“1%与99%”的问题[30],“占领华尔街”运动在美国兴起,以及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Thomas Piketty)的学术著作《21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热销并引起全球关注和热烈讨论,等等,都显示不平等问题和平等政治在全球范围内重新成为中心问题。平等政治的复兴既是平等主义理念推动的结果,更是社会不平等发展到一定程度催生的结果。

当中国市场化改革进展到新世纪,尤其是房价在短短十年间飙涨,高者超过十倍,这一巨变使得社会上升空间日益缩小,城市居民出现剧烈分化,城市基层社会(包括受过高等教育但缺乏社会基础的年轻人群体)生活日益艰辛。人们强烈意识到社会关系和社会资本积累对于个人生活历程的高度重要性,开始从经验上发现,八十年代以来彰扬的“个人奋斗”意识其实只是一种错觉,个人总是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结构之中。涂自强“个人奋斗”的中心问题是“人与物的关系”,他试图依赖个人而非“人与人的关系”来建立某种“人与物的关系”。但个人不可能仅仅依赖自己,“人与人的关系”的重要性在从属于“人与物的关系”的意义上被发现,最终却可以超越“人与物的关系”而成为新的中心问题。这一社会意识的变化,不仅意味着个人主义意识形态出现了严重危机,而且实际上意味着“人与人的关系”视野的回归。这并不等于基于社会关系视野的平等政治议程的展开,却足以提示我们,所谓“人是社会性的动物”、“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这类论断,并不只是一种知识的陈述,而是富有政治含义的政治论述。[31]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性视野复兴的两个影响。其一,一些个人主义的主张者敏锐地意识到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危机,一方面在行动上致力于社会资本积累和社会关系网络的营构,也非常清楚社会关系对于其个体利益的极端重要性,另一方面又试图继续维护个人主义意识形态的合理性与权威地位,于是积极求变,试图通过对“八十年代”纯洁性的叙述来论证个人主义意识的合理性,即本来是“纯”和“真”的,只是后来发生了变化。相对于新世纪以来有关“公正”问题的话语权争夺而言,这是对个人主义意识合理性的一种较弱的辩护。其二,“文革”叙事比以往更为多元和丰富,社会性视野在“文革”叙事中有所展现。[32]

由此看来,社会关系问题意识近年来在文学叙事中开始凸显,关注社会关系变迁、社会平等乃至阶级关系问题的作品也出现了日益增多的态势,并有望进一步推动创作的变化。社会性视野的回归与社会关系问题重新成为核心议题,预示着目前仍然少见的对新的未来可能性探索的叙述,接下来亦可能会成为文学叙事的重要主题。

 

2014年6月初稿

2014年8月2稿

 

(文章刊发于《文学评论》2015年第1期。)

[1] 本文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汪晖、于治中、崔之元、冯象、王中忱、何吉贤、贺照田、罗岗、周展安等师友的指点。有不足之处,文责自负。

[①] 弗朗西斯·福山2014年6月8日在《华尔街日报》发表题为《民主仍是历史终结者》(At the “End of History” Still Stands Democracy)的文章,认为其核心观点“一点不错”,但“现在我对政治发展本性的理解比1989年要清晰得多”。其调整多有表现。

[②] 福山以黑格尔提出的人的“获得认可的斗争”(在人的欲望、理性之外的“精神”)作为论述“历史的终结”问题的主要基础,他引述科耶夫的论述,即用普遍的、平等的认可取代主人和奴隶的关系,“人人相同、人人平等的国家”(自由民主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了认可问题,因而坚定地断言历史已经终结。这一关于人争取认可的论述,也是个人主义思想脉络中的一种论述。他在最后指出,右翼引述尼采的看法认为,普遍平等的认可创造的是由欲望和理性组合而成、却没有抱负的“末人”。参见福山:《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7-13、325-338,黄胜强、许铭原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

[③] 参见于治中有关意识形态理论的研究。他指出,我们需要认识到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即语言是构成意识形态的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意识形态不可被化约为社会内部之中某个具体的领域,亦无法被视作是某种脱离现实的思想体系,或是偏离正常思想运作的非理性状态,它是象征体系的产生与运作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构成现实或思想的可能性条件。他在评论汪晖《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详细讨论了意识形态分析的方法。见于治中:《意识形态的幽灵》,260、281、283、311,台北行人文化实验室,2013年。杰姆逊指出,“在我看来理论归根结底可以被等同于所谓‘意识形态分析’。”见杰姆逊、张旭东:《“理论已死”?理论何为?》,《中华读书报》,2014年1月7日。

[④] 晚近另一篇以社会绝望感为中心问题的小说是余华的《第七天》(新星出版社,2013年6月)。笔者曾在题为《中国文学重新出发》(署名吴铭)的时评中分析过这两篇小说,见《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9月24日。

[⑤] 方方:《涂自强的个人悲伤》,65,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3年。

[⑥] 诺贝特·埃利亚斯:《文明的进程》,“序言”25-26,王佩莉、袁志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9年。

[⑦] 同注6,“序言”第27页。

[⑧] 同注5,75。

[⑨] 参见杜蒙:《个人主义论集》,黄柏棋译,160-162、409-412,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3年。关于个人主义谱系的梳理,另可参见史蒂文·卢克斯:《个人主义》,阎克文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丹尼尔·沙拉汉:《个人主义的谱系》,储智勇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这些分析与马克思论述的呼应是明显的。

[⑩] 弗洛伊德指出,“我们求助于错觉,是想由此使我们能免除一些不愉快的感受,并且反而还得以享受到满足。”转引自于治中:《一个错觉的未来》,《区域》,18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

[11] 杜蒙指出,个人主义包含了平等主义的一面,个人主义与平等的关系可分为平等个人组合而成的“同伙关系”(Genossenschaft)与包含“掌握权”的组合关系(Herrschaft)。见杜蒙:《个人主义论集》,115-122。史蒂文·卢克斯延续杜蒙的论述,指出个人主义包含了平等主义的原则,参见卢克斯:《个人主义》,115-125。

[12] 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并不仅指涂自强及其同学、同事所理解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包含了不同的问题意识和政治内涵。

[13] 宁肯:《三个三重奏》,《收获》,136,第2期,2014年3月。

[14] 参见李鸿谷、金焱有关李真案的报道《李真:秘书的权力》、《李真:秘书的网络》,分别载《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5月20日、7月15日;这两篇报道后来收入李鸿谷:《失权者》,41-72,三联书店,2009年。居延泽与李真,酒厂厂长杜远方与张家口卷烟厂厂长李国庭,李敏芬与李国庭逃亡期间遇到的寡妇,居延泽前任、辞职下海的戴一鸣与李真前任、辞职下海的吴庆五,等等,都有诸多相似。

[15] 同注13,136。

[16] 同注13,149。

[17] 小说叙述了杜远方、居延泽等人切割“真”情的转折点(也是“欲望与理想”的冲突节点)。杜远方自认为的转折点是1982年,因为老伴突然脑溢血,他被迫撤回离婚决定,放弃与李离结婚的计划。居延泽自认为“内心冷酷的源头之一”是1988年“四十分钟地狱般的煎熬等待”,因为李离去杜远方等人的包间应酬而“感到奇耻大辱”。对于李离而言,“文革”时期的“苦难、不公构成了她的面世的理性,这种理性就是对某些东西无动于衷”。

[18] 同注13,158。

[19] 同注13,147。

[20] 同注13,136。

[21]《八十年代访谈录》(查建英著,三联书店,2006年)出版及《八十年代文化意识》(甘阳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的再版曾引起文化舆论界对“八十年代”话题的关注。

[22] 有关表演性舆论的分析,参见张翔:《准列传体中的整体性重构——韩少功<日夜书>评析》,《文学评论》,第6期,2013年11月15日。

[23] 叶兆言:《很久以来》,《收获》,186,第1期,2014年1月

[24] 同注23,186。

[25] 参照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最后部分陈述的左翼与右翼的思想光谱,右翼对于等级秩序必要性与合理性的论证,包含了其对近代以来平等政治屡起屡挫历史的认识。

[26] 韩少功:《革命后记》,148-150,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2014年。(亦见《钟山》2014年第2期)

[27] 同注26,226-228。

[28] 叶弥:《风流图卷》,185,《收获》第3期,2014年5月。

[29] 汪晖指出,围绕着普遍主义的尊严观及其平等承认的政治,当代争论集中于两个领域。一个是以差异政治或认同政治为中心的多元主义论述,其特征是在平等主义的基础上引入承认差异的问题。另一个与那种认为平等只涉及公民权和选举权的经典自由主义看法不同,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相信它应该并且已经扩大到了经济领域,因为现代经济上的不平等已经产生了新的等级制和世袭制,从而尊严政治正在走向其反面。这与作为欧洲贵族体制及其荣誉观之对立物的现代平等主义是不同的。这两种有关尊严的公共辩论事实上都导致了普遍主义的平等政治的内部危机――差异政治要求将性别、种族或文化背景的差异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危及了这一政治的普遍主义性质;经济平等的诉求则将具有共同目标的共同体及其分配机制带入平等承认的政治,从而与纯粹个人本位的权利观产生了矛盾。见汪晖:《两种新穷人及其未来——阶级政治的衰落、再形成与新穷人的尊严政治》,《开放时代》第6期,2014年11月。

[30] 参见斯蒂格利茨:《不平等的代价》,张子源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年。

[31] 从柏拉图以降到马克思、列宁等等思想家关于人的社会关系、阶级问题问题的论述,因此需要重新认识和讨论。

[32] 一部颇值得分析的小说是曹征路的《民主课》(台湾社会研究杂志社,2013年)。因其未在大陆发表,本文未有论及。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