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積金

又到了報稅的時候,今年認真計算一下,一年下來我被強制給強積金供款多少,愈計愈惱火。辛苦賺回來的薪金,有好一部分給基金公司拿去生財,每年還得給它「行政費」以作「報酬」。

強積金推行以來,很多人都陸續發覺它名不副實──以「保障香港市民退休生活」為名,實質上是打市民財產的主意,養肥基金公司與各類金融機構。後來,我看到政府特為外商設計的《香港便覽》系列,把強積金納入為介紹「香港的金融制度」一部分,我就確切知道,強積金的確與保障市民退休生活無關,而是政府-金融資本利益合力炮製的產物,目的是服務金融業與金融市場。

本年度的《香港便覽》相關部分是這樣寫道的:

在2000年12月推行的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制度滾存龐大的退休資產,促進了金融市場進一步發展。強積金屬長線的投資活動,除了對新投資產品帶來需求外,亦增加對現有產品的需求,更有助促進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截至2015年3月底,強積金計劃的累算淨資產總額達5,948億港元(763億美元)。

以上一段說明了金融化經濟體系的基本性質:通過行政立法機關的權力,以及金融機構賣弄的複雜財技,政商聯合體有系統地搜刮民資,製造龐大「需求」,把資源輸送到金融機構進行炒賣活動。所謂「投資產品」,就是意味產品並非是生產性的,而是純屬投機性質。

關於金融化邏輯,盧荻在《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全球化理論:一個闡釋》中寫道:

「從戰後黃金時期到全球化時代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轉變,其中心是經濟的金融化。這個過程以投機金融活動愈趨成為主導為特點,意味著資本儘量逃避與生產性經濟部門捆綁在一起,因為後者的利潤率持續下降。」

那麼在香港這個金融中心,與生產性經濟部門脫勾的資本的大規模利潤從何而來?從地產行業占香港股票市場市值相當可觀一部分,我們就知道所謂「地產霸權」不僅是長實旗下樓盤賣得很貴的問題,而是香港這個金融化的經濟體在結構上製造了大量的投機炒賣活動「需求」,而地產成為了當中主要的利潤來源。也因此,地產市場價格飊升高企,並非僅是香港的問題,而是所有國際金融中心,如紐約和倫敦的特點。

盧荻在文中亦指出:

「全球化年代也正是市場化改革席捲後進發展國家的年代,種種以所謂“華盛頓共識”為綱領的政策措施,諸如土地和生產性企業的私有化、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以至開放資本帳戶等等,都在世界範圍大力推行。如此種種意味著,國際政治經濟秩序中的統治階層的所作所為,傾向於服務部分資本的利益;換言之, 這個階層很可能已經在一定程度上為投機金融資本所滲透,尤其是表現為所謂“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綜合體”,而這又是導致世界範圍的後進發展停滯的重要原因。」

在香港,統治階層向金融資本傾斜是最明顯不過的。特區政府製作上述的《香港便覽》,就是要表明香港對跨國企業,特別是跨國金融機構很「友善」。它很強調政府對金融資本的進出全無干預,並在法例上予以全面配合:

香港十分重視法治及維持巿場的公平競爭,不會阻止外國公司參與本地的金融市場,更不會限制資金進出本港。此外,本港亦無實施外匯管制。

占領運動

占領運動爭取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所謂「國際」,對主導運動的一眾香港中產與準中產來說,難道會是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的國際?說穿了,還不是把歐美先進資本主義體系的標準就等同了「國際標準」。從另一個角度去看,爭取國際標準普選的占領運動是主張香港由經濟以至政治制度,與先進資本主義體系全面接軌,其實這就是金融資本主義進一步徹底全球化的具體表現。從政治經濟角度分析,先進資本主義體系具體表現為盧荻文中指涉的「華爾街-美國財政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綜合體」。

占領運動不但對上述《香港便覽》引文中的自由主義與金融化政策毫無批判,反而是進一步鞏固了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維護香港的經濟金融化既有秩序──在不止一個「後占領」的場合中,推動占領運動的學者毫不臉紅地對著全場學生大談「香港獨特之處在於其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與特區政府財金官員有如同一鼻孔出氣。所謂符合「國際標準」的「真普選」,就是要確保香港的行政立法機關與金融資本體系無縫接軌。「法治」就是提供一套遊戲規則,讓金融資本得以在本地經濟中進行掠奪與累積。舉個例,沒有行政立法機關全面配合,強制包括筆者在內的全港僱員向強積金供款,金融機構不可能從普通民眾身上刮得累計總額達5,948億港元的資產來「管理」。

占領運動也出現了對抗「地產霸權」的呼聲,也因此才有各類褒揚運動創造了「異質空間」的文宣。不過,如上述,擁抱既有金融秩序的占領運動不但在面對所謂「地產霸權」時批判乏力,而且它實際上是主張鞏固以地產為主要利潤來源的金融化經濟結構。

與此同時,推動占領運動的學者在各種後占領場合,同樣毫不臉紅地要求學生「要有想像力」:「中國政府有一天可能會倒台」。我相信提出這種說法的學者無論本身有多大的想像力,也知道這個可能性微乎其微。不過,這裡蘊含的信息,就是中國會有「變天」的可能,全面放棄與帝國資本主義鬥爭的革命成果(體現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具體表現為盧荻上述引文所指出的「以所謂“華盛頓共識”為綱領的政策措施,諸如土地和生產性企業的私有化、勞動力市場的自由化、解除金融管制以至開放資本帳戶等等」。

占領運動的「真普選」訴求看似失敗了,但從它引發的連串本土法西斯運動,以及積極推動占領運動的學者持續散播的金融中心論與中國變天論,我們就知道,占領運動及其後續的,不僅關乎香港的政制問題,而是指向了包括香港民眾在內的中國人民的福祉。繼續批判占領運動,也不僅是批判一場過去了的社會運動,而是繼續思考包括香港在內的中國該如何面對歷史資本主義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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