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英、法傳媒相繼報道,指中國大陸一個洗衣粉廣告種族歧視。轉載報道的包括英國BBC及法國《世界報》。後者的相關報道,更一度登上最多讀者轉載榜的榜首。

這個洗衣粉廣告固然屬低級趣味,利用人們對不同種族的刻板形象去達到宣傳效果。不過,以一個商業廣告就企圖說明中國人「種族歧視」,卻未免把事情過度簡化——事實上,BBC的報道也指出了,這個廣告被發現抄襲自意大利一個九年前的洗衣粉廣告,故事情節跟音樂都幾乎一模一樣。這就說明,對於不同種族存在刻板形象與偏見堪稱是「普世」的。而且,這宗廣告案例恰好說明了商業與媒體文化為求在最短時間之內取悅消費者,往往採用赤裸粗暴與反智的方式去迎合「大眾口味」,結果就是一個又一個低級趣味的廣告,一則又一則低級趣味的報道。這種現象在我們這個以商業掛帥的香港,早已不是新鮮事。

然而,這裏我想探討的,倒在於傳媒對這則廣告的報道與反應。法國《世界報》的報道題為<在中國,一個粗暴的廣告揭示針對黑人的日常種族主義>(不過,意大利才是這個廣告的始作俑者的事實,以及意大利人這樣又是否種族主義,該報完全略去)。看到標題後,我想起該報近日指中國在非洲塞內加爾「掠奪森林資源」,也想起早前在中大圖書館翻到一本由法國人撰寫的著作,描述中國人如何在非洲變成「新貴」,書中一幅全頁彩色照,顯示一個黑人為中國人打傘,從二人的衣著與身體語言,讀者輕易聯想到他們為主僕關係——中國人為主,黑人為僕。照片帶出的信息也呼之欲出:中國成為了非洲的新殖民者。

舊殖民主指中國成為了「新殖民者」

當時看到這本法文書的彩頁,與我今天看到法國傳媒報道中國洗衣粉廣告的反應差不多,那就是:一個西方帝國資本主義國家以血腥暴力在非洲以至亞洲、拉丁美洲與南太平洋廣設殖民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各個層面把種族歧視制度化,為當地人民帶來極大痛苦與創傷,到今天其精英階層不但沒有深切反省自己國家的罪行(更不時會以法國為殖民地帶來「文明」而自誇),還藉詞「為非洲黑人說話」,把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推給中國。這樣做的結果,一方面是淡化法國的殖民主義與種族主義惡行,另一方面則是繼續宣揚與強化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毫不意外地,香港的反共媒體很快就跟隨了西方傳媒的報道,借這個洗衣粉廣告指中國「種族主義」。如同他們指中國是「帝國主義」一樣,反共媒體對西方帝國資本主義國家憑著軍事暴力,對其他國家、地區與人民進行剝削掠奪的行為視若無睹(反倒以英美為學習的典範),卻以「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這些西方國家長久以來實施的制度暴力,不加驗證地套到中國頭上。結果同樣是,一邊廂,帝國資本主義國家在全球範圍以制度暴力掠奪資源與造成人類災難的惡行被輕易略過,另一邊廂,與帝國資本主義進行激烈鬥爭後成立的新中國,經歷超過半個世紀的血淚而取得的經濟與社會發展成就,一句「帝國主義」就被一筆勾銷。這些論述對其他國家與地區、尤其是這些國家與地區的勞動人民是有後果的:那就是,我們放過了真正持續在世界範圍進行剝削壓迫的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反而以輕率、站不住腳的「帝國主義」與「種族主義」指控,強加於有寶貴革命經驗的中國,意圖把其所有對抗與抵抗歷史資本主義發展的實踐經驗與成就,全數取消。

他爸的種族主義

關於「種族主義」,三年前我寫過一篇文章討論兩位外籍人類學者的香港研究,對二人很隨意的便把香港的中國人稱為「種族主義」者,提出商榷。三年來,香港的政治環境出現了許多變化,加上上述的洗衣粉廣告引起的西方與香港反共媒體的反應,再一次證明,學術研究並不是清白無辜的。某些似乎僅是學術上的概念爭論,在特定時空下是會產生政治後果的。基於學者本身的偏見而構建的論述,在這些特定時空之下也會成為服務某些政治議程的意識形態的一部分。

這是文章<他爸的種族主義>的鏈結

其時,另一位人類學者回應拙文,對種族主義這個概念與人類學的研究方法作出了補充。為補拙文的不足,經這位學者同意,現把對話轉貼如下:

人類學者:我沒看過那二本書,不大能說甚麼,但是很能理解妳文章所說的一般性的論點。

我有二點想法,比較都是從人類學的角度。首先,妳說「他沒有繼續追溯這個表面現象的深層原因,卻憑著身為白人和大學教授的地位,繼續享受在重慶大廈獲得的種種禮待,包括『種族主義』的法團主席對他的禮待和信任。」我沒看過該書,但這樣的現象很常發生在人類學家身上,甚至是人類學家的原罪,人類學家到一地,很容易有這種反諷,即使台灣人類學家做台灣田野也有可能出現這種盲點。所以妳的批評可以適用在大部分的人類學研究上,但卻未必只因為他是白人和大學教授的地位。

其次,妳說「排斥『他者』可能是人性:我們都需要『他者』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觀,去肯定自己。」我同意這點,這點應該是個普同現象,但我不同意這個現象等同於「種族主義」,否則我們就不需要「種族主義」這個範疇。至少就我對「種族主義」採取的比較狹窄的定義,它至少牽涉到體質、道德、甚至是宗教的因素。特別是體質的因素常常被拿出來討論,因為它比較有「科學」的證據。

土茯苓:你提到人類學者的「原罪」。我想,每一個學科和研究方法都有其盲點與局限,眾多學科之中,比較能吸引我的往往是人類學研究,可能因為它都是實實在在的與人接觸。我很佩服人類學家到不同地方開展田野研究的魄力。換了是我,雖然對人是很有興趣,但性格障礙,我自問不能夠如人類學者那樣,可以在不同地方與不同的人接觸交談,開展研究。

觸發你談到人類學者的原罪,不知是否因為我談到《重慶大廈》的作者接受他認為是種族主義的法團主席的協助?

我非常明白進入田野,得到當地的關鍵人物協助是很重要的,否則幾乎沒有可能開展研究。我在香港梅窩能夠避免與鄉事委員打交道,是因為我本來就在這裏居住,對這裏的情況和人脈已有些掌握。2008年我開展博士論文研究時,已經在這裏住了三年。還有,我的研究方法在某些點上與人類學有些接近,但畢竟我從事的不是一個人類學研究。不過,與人的接觸還是告訴我,當中牽涉很多微妙的角力和關係。這是有趣的地方,但絕不容易處理。所以,我很明白人類學者進入田野,面對不同的人和資料時,會面臨很多抉擇和矛盾。

我想進一步說清楚的是,我並非說,受了報導者的幫助後,就不能夠批評他們;而是,批評必須公平:公平對待每一方,研究者自己也不能置身事外。

引發我談到作者的白人和大學教授身分,主要是因為他自己很意識到這兩個身分是讓他得以在重慶大廈順利展開研究的關鍵。他在書中開首說道,如果他是中國人,一進入重慶大廈,就很容易被認為是警察,在那裏打黑工的人不會願意跟他說話。他就親眼見到一個中國人面孔的研究生同期在重慶大廈做研究,但處處碰璧。

另外,他提到,大學教授的身分在別的田野裏,可能是個負累。但在重慶大廈,人家知道他是大學教授,就馬上很樂意跟他攀談。於是他在重慶大廈裏會到處派名片。

說到這裏,我並不覺得他這樣做有什麼問題。問題在於,他覺察到這些實況之後,做了些什麼,在書中寫了些什麼。

最令我感到不安的,是他指重慶大廈法團主席和許多其他香港的中國人「種族主義」。我很感謝你對種族主義的進一步說明。我正是覺得這麼隨便的指摘別人「種族主義」很有問題,但我尚未能說得清楚問題在哪。你的說明幫我進一步釐清概念問題,也能夠解釋,為什麼我覺得這很不妥當。

我從兩本書得出的印象,是那兩位教授很隨意的就用上「種族主義」這個詞。你可以說,這只是概念之爭。但以一個牽涉深層歷史、文化、「生物性」、社會結構的歧視類別,去批評一些可能是個人基於不了解而對他者的排斥,是會有政治後果的:那就是淡化了真正的種族主義的嚴重性

順帶一提,我在博士論文裏討論梅窩的白人如何將全球化帶進這裏,也被批評為有種族主義之嫌,真的令我哭笑不得。

研究重慶大廈的教授往往只憑受訪者和聽到途人的一兩句說話(如:南亞人「骯髒」),就說他們種族主義。

那邊廂,書中提到某些在重慶大廈裏工作的南亞裔人對教授說,看不起來自福建的法團主席,因為她連英語也說不好。

這就說明,重慶大廈裏的種族關係和互動是多重性的,當中的種族、文化和語言階級分野,不是三言兩語就可以說清。種族主義與否,都必須有些較細緻的討論。

人類學者:我說的人類學者的「原罪」是說人類學者基本上都是往「下」研究,這和它發展的歷史和特色有關,因此才一直有往「上」研究的批判呼聲。在田野裏的權力關係,人類學者大部分都比較高,因此人類學者一方面接受報導者的接待,回頭寫文章時,從分析、了解、批評報導者等等都有,就是很難反省自己的權力位置。我說這是人類學的盲點或「原罪」,只不過白人和大學教授身分(再加男性)是權力關係裏最高的組合,也就會讓人更加敏感。但我猜人類學界對這本書的評價一定不會著重於此,因為這是其盲點,反而會重視他的詮釋好不好,有沒有新意等。但是當地人有另一層解讀是很必要的。

土茯苓:我想,不僅是人類學,其他學科包括文化研究,都要反省研究者的權力位置。其實,包括重慶大廈作者在內的許多人類學者都不再在研究中「隱形」,才讓讀者得以較容易看到研究者與「被研究者」之間的關係。在其他領域,有些研究員依然是站在一個隱形或儼然是「客觀中立」的位置,要看到當中的權力關係還得多花點勁。無論如何,感謝你的回應,補充了我知識上的不足。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