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2015年秋末初冬的這場研討會的最後一場座談,卡維波給大家出了“中國左派”這樣一道命題作文。他認真出,我也試圖認真回。這樣,多少也就算是從“台灣社會研究季刊社”(台社)的一個長期成員立場,對已經開了兩次的“重新認識中國”研討會,作了一個回應。同是台社長期成員的卡維波的意思很清楚,我們以“重新認識中國”為核心旨趣而標誌的“中國左派”,和我們長期以來以台社為某種當代左翼知識分子的集結的自我認同,之間的關係為何?左不左,這個問題對他人,好比來自中國大陸的朋友,或許不成為問題,甚至是個自找麻煩的問題,但它對我們而言則是切身的問題。我們“台社人”(孫歌多年前的賦名)對於“左”的情感是歷史的,難以切斷。再加上去年發生的太陽花事件,更讓我們痛察“左”被一向為我們所反對的反動力量所收編的荒謬感……。這促使我們必須面對“什麼是左派?”這一問題。以下是對相關問題的一些帶有自問自答況味的討論。

一、 “中國左派”是一個可以成立的正當概念

首先,作為一個概念,“中國左派”成立嗎?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妨先舉一個反面例子。如果說,“中國自由派”,在自由派的理論思維中,是一種矛盾而意義費解的怪異能指──“特殊的普世”?或它僅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前置詞,指的是這個被指涉的自由派恰巧是中國人……,從而難以成為一個有效概念的話,那麼,“中國左派”則沒有這個困難,因為在左翼思想傳統裡,尤其是第三世界左翼傳統裡,國際主義與某種民族主義兩者之間遠非對立,而階級與民族這兩個概念也是不能夠彼此化約的。

這是就概念的抽象層次而言。若是回到歷史語境中,也許“中國左派”這個概念就更饒富想像與論析的可能。此處,我想粗淺地提出兩個思考方向。首先,中國的近代知識分子為何那麼容易被左翼思想吸引?這是否是因為,在中國的思想傳統中,本來就有很強的因子在那兒,讓知識分子得以以他們的認知與情感方式理解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乃至馬克思主義?我想到的當然是好比“大同”“天下為公”這些思想因子,以及一種天地萬物的一體觀。清末民初的很多左翼思想家,特別是章太炎,在對強權邏輯的順應與抵抗中複雜地鬥爭,並不放棄一種中國式的天理與王道觀,以及其後的某種思想主體的尊嚴。遵義會議期間中共對王明路線的反省與清算,以及之後1950年代中共與蘇共的十年論戰,也或可視為從共產國際或是蘇聯左派回歸一種“中國左派”的鬥爭。

其次,左派(或就此而言,右派)固然是一種方向性的運動,企圖定義現實導引現實,但左派右派也免不了被現實的力量所定義。在當今地緣政治的現實中,“左派”經常是被西方,尤其是美國,所定義的。作為“後保釣”或“後冷戰”的海歸左派集結的台社,對於左派的理解與定義,其實一直是不批判地接受西方(學院)新左派的關於“左”的定義的,而又非預期地將這個左派的姿態與行話千山萬水傳遞到太陽花。但如果我們回到歷史,什麼是“左”,並非總是由西方所定義的,而更是受到中國的“定義”。以台灣為例,1920-30年代受五四深刻影響的、反抗殖民的且受到中共影響的左翼群眾運動是如此;1947-1949年間在國共內戰之下的反獨裁、反飢餓、反迫害的“左翼運動”更是全中國的左翼反抗運動的一有機部分;1970年代初發生在台灣與北美的保釣運動也是如此。因此,“中國左派”並不是一個突兀的概念遊戲,而是重新連接上一種由中國的歷史語境所定義的“左”的傳統。讓“中國”脫離了當代台灣“左派”的自我認知與想像中,其實是整個去中國化的一個部分展現。

因此,雖然我們都知道左派右派也者是現代性產物,是源自西方的概念,但這並不等於說“左”與“右”的分野僅有一種或數種固定標準,而是一直被重新定義的。“左派”唯有在重新定義自身的尖銳歷史與道德意識上,才有可能發現自身的危機。職是之故,台灣的“新左派”如果不把自己擺在一個歷史的語境中,就沒法對自身提出一個尖銳的提問:這個左派是否是歷史終結的一個“左翼”版本?當今中國大陸流行的知識政治的感覺是“反左”,這當然是有歷史背景的,但如果只防範“中國左”,而在無意識的層次上完全接受“西方左”,那難道不會是一種思想的懈怠?“橫的移植”如何能夠深刻地面對自身的問題?這是我們對各種“維權運動”後頭所應有的思想與理論運動抱有大期待的原因。

因此,就今日而言,提出“中國左派”是有意義的,因為它可以上與一種第三世界追求獨立自尊的傳統結合,在反抗今日的霸權歷史終結說的同時,尋求適合自身的現代出路,並展現一種向世界提出另類路徑,從而對世界有所貢獻的思想抱負。

那麼,“現實存在的(really-existing)台灣左派”成立嗎?不成立。首先,概念上,現存的左獨或獨左,對族群民族主義的“台灣優先”(Taiwan above all),完全無能展開任何批判的視角,從而讓一種原本有各種潛在進步可能性的“階級”話語,在一種深具極右傾向的政治話語框架中被死僵收編。於是,有點類似“階級”在“國家社會主義”中的情境,“左”在這個“台灣優先”框架下,只能是一種最狹義的“社會正義”(“社會”與“正義”都高度可疑),即,在“自己人”(也就是所謂“公民”)中間“資源分配”,好比見諸所謂“陸生是否該納入健保”的各類離奇討論中。歷史告訴我們,這不但不左,甚至是激烈地反左。太陽花之後,一些“左翼”台派中青年成立了“社會民主黨”,恰巧反映了台派、獨左、左獨的這種反左。

耙梳歷史脈絡,我們可以看到,“現存的台灣左派”是內戰、分斷、冷戰與帝國主義影響下所形成的政治力量,與,好比陳映真所述說的,台灣歷史上的反帝與反殖的左派(1931年“九一八”之前,以及二戰後直到白色恐怖開始的集結)殊無系譜關連,他們的理論庫存除了從西方挪用來的現代化、文明論、歷史終結,或偶而加上的社會民主之外,並無其他縱的繼承。非但沒有繼承關係,甚至可說,這個主要是由當代地緣政治所形成的“現存的台灣左派”,是“歷史上的台灣左派”的否定。嚴格說,“現存的台灣左派”與“台灣”與“左派”都有一種曖昧奇特的斷裂關係。用台灣學界愛用的話:很弔詭!

就當今的政治現實而言,似乎不必多說,它依賴美日反中,並不“獨立”。邱義仁的名言:“不抱美國大腿抱誰大腿”,已經說明事實了。太陽花之後,一些學運頭面人物(當然可說是“現存的台灣左派”),立即紳士淑女西裝革履赴美述職,並請求美國重新思考與中國關係。

當然,我所指的是“現存的台灣左派”。如果“台灣左派”指的是一種歷史中的鬥爭軌跡或是一種未來理想的投射,那麼它可能是很有意義的,但前提則是,這樣的台灣左派得首先把自己從一種族群民族主義的魔咒中解放出來,進而有雄心地把自身視為“包括在中國左派與世界左派之內”的一種運動。台灣相對於大陸的邊緣性、它的移民歷程,它的被殖民歷程及其反抗,都是整個中國近現當代史的一個有機構成。如此想像的“台灣左派”,是中國左派的一不可化約的特殊組成,而且應有其獨特貢獻。

討論至此,似乎也就等於回答了一個問題:為何今天在台灣有必要談中國左派?我們的合理意圖是:在新形勢下,尤其是所謂的中國崛起下,以一種既內在於台灣又內在於中國的立場,重新構建一種不論是對內或對外都抵抗霸道追求王道的左派論述。這個立場既然確定下來了,那麼接著就可以談兩個比較小的問題。

其一,中國左派需不需要中國(人)意識、認同?在一更高的層次上,我傾向於說不需要。“中國人”加“左派”,並不等於中國左派,例如王明,或任何的“本本派”。另一方面,非中國人的左派,例如西方與第三世界的毛左,贊成與否,也不妨可以說是一種“中國左派”。因此,中國左派與一種法國左派或一種東南亞左派並不見得全然無關,中間可以有某些對話或交集。的確,中國左派並不意味只有中國人才能參加,但是,在很具體的開創層次而言,中國左派的建立與發揚,的確需要一種具開動性的精神動力,而那似乎是要有一種對“中國”的歷史、文化、思想,與現實的一種理論性自覺,也就是對中國(人)的認同與承擔。簡言之,“中國左派”可以而且應該與世界共論共踐,它要敞開大門面向世界,是普世的,但建立與開展則是民族的責任;責任是要有人承擔的,從而從不曾是“普世”的。

其二,一個比較敏感的問題:中國左派與中共的關係?中共要革命,不能像自由派一樣紙上談兵,必需要接地氣近人民,這是毛和王明等共產國際派不同的地方。賀照田在這場研討會裡也指出了“左翼知識分子”相對於胡適等的啟蒙知識分子所具有的在歷史之中的革命活力。但話說回來,中共似乎並不曾在理論層次上圓融地把“地氣”或“傳統”給充分言詮,從而形成一種形式與內容和諧相洽的“中國左派”重構。舉個也許不甚妥當的例子來說吧,天安門前到底擺不擺孔子像,似乎不只是一個舉棋不定的政治問題,也是一個無法圓融論述的理論問題。

中國左派無法繞過20世紀的社會主義革命歷程,這是肯定的。但它會傾向於認為中共的鬥爭是中國長歷史進程的一個現當代展現而已;必要而非充分。由於中國大陸的知識分子的身家記憶情感被捲進了這個既豐富又痛苦的革命進程中,對於“左派”的論述有太多歷史的包袱,台灣的知識分子反而可能正因為沒有包袱,從而可望更可以在一個有利的位置上揮灑論述“中國左派”。若是提到中國左派的思想資源,以我自己的淺薄印象,中國左派的思想系譜似乎可以上接魯迅(文化偏至論)、章太炎、王陽明,一直到先秦儒(禮運大同)與莊子(齊物論),因為它們提供了一種非民族國家、非資本主義的想像,是對斷碎世界、斷碎人生、斷碎知識的超越,有潛力重構知識、政治與道德的關係,並重新激活“主體問題”的想像。在如此理解與定位中國左派時,它首先(如非僅僅)是一知識計畫。

二、作為——知識計畫的中(國左)派

如果說中國左派首先是——知識計畫,那就無可避免地要自我釐清它與諸政治意識型態(社會主義、自由主義、保守主義,等等)之間的異同與距離關係。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純粹學理”性質的知識計畫,而必然是高度政治性與現實性的。它必需要把“面向大眾”“介入現實”當作知識計畫的要素。如此一來,我們就不得不面對一個“名”的問題。在台灣,因為殖民高壓統治、白色恐怖的清剿以及國府近現代史教育的畸形,“左”與“右”在常民政治生活中並不曾確立過任何現實有效的所指;它們不是政治詞彙。事實上,不像在西方在第三世界在中國大陸或幾乎在全世界,左和右這兩個字在台灣,對一般大眾而言,是一個沒有歷史與政治內容的能指,大概僅僅在小眾圈裡有某種封閉性的文化意義吧。大眾根本不在意一個政治人物、一派政治力量,或是一種政治論述是“左”還是“右”。事實上,整個以啟蒙為框架或基調的政治論述,在台灣都找不著它們的耳朵。換句流行話說,它們接不了地氣。2006年,台社曾以“民主左派”或“自主公民”等話語介入紅衫軍運動,但都像是在嘈雜的市集中的寂寞的風鈴般地失敗了。因此,一個被現實所導引的思考會是:如果我們不想把關於“中國左派”的思索完全限制在這個小小的菁英的論述圈中,那麼“中派”會是一個更好的名,比較能“接地氣”,與人民大眾首先能產生話語上的親近性。獨派民眾也許反中國,但他們不會反中道、反中庸。在中文語境裡,“中派”有一個優勢,那就是它可以被想像為是對於黨派的、褊狹的、僵固的彼是?二分定勢思維,有一種超越的想像。當然,現實語境內,“中派”這個名不得不讓它產生一種與台派對立的印象。但這也有好處,能迫使中派政治化,捲入現實,但壞處是要避免的,也就是要避免在一中一台的意識型態對立之下,把中派本來作為一個有知識與思想野心的格局拉低。

因此,雖然“中派”作為一個初生的、有各種可能性的概念,不完全等同於多少有些系譜連綿的“中國左派”,但在很多情境裡,和“中國左派”也不妨可以是交互使用的概念。理想上,“中派”能夠形成一種學術思想與人民大眾之間的回路,出現一種“人民的中派”,再回過頭來影響中派的學術,鞏固並擴大一種“學術的中派”──這是中派的兩翼。而若以“中國左派”之名,恐怕將注定最多只在小小的讀書界裡內部循環流動。

那麼,作為一個知識計畫,中(國左)派的抱負與困境為何?

作為一個知識計畫,中(國左)派在形成它自己時,不可避免會以西方知識傳統為一種對話對象或使力點。例如,中派會質疑那種非得以個體、公民、“社會”、民族國家,“階級”、進步時間觀,或抗爭性自由理念,為必要認知要素或架構的學術思想操作。歷史地看,這個質疑並不是來自學術遊戲的慾望,而是來自我們自身在企圖解釋當代台灣社會時所遭遇到的困境:西方概念、理論或思路的不適用、削足適履,或不接地氣(即,知識生產只是在學術圈內部循環)。因此,我們是在西方概念的慣習操作運用中,漸漸產生了一種不適甚或無效的自覺,一步一步地艱難地反省,走上“中派”。這是我們這一輩的經驗談,說出來,不外乎是希望青年們的冤枉路能夠少走些。

中國左派是左派,是因為仍然還樂意共享左派的某些視野,例如,我(們)相信歷史唯物論(階級鬥爭、生產力、生產關係……)是能部分說明中國──我們並不像右派一樣自滿於對它的亟亟否定,猴急於幫馬克思主義蓋棺材板。但關鍵是,中(國左)派同時認為:這些要素也要被“中國”說明。洋左(甚至某些土左在某些時期)傾向於用“亞細亞生產方式”來解釋東方、中國乃至國民黨的統治,但中(國左)派與洋左之不同,就在於前者不打算簡單地、學舌地,以階級或沒有階級來解釋(包括台灣的)中國歷史與社會。同理,更不打算以市民社會或缺乏市民社會來解釋中國,或因此之故,台灣。

因此,我們在鼓勵青年時,也必須要誠實交代我們所經歷的困境。“中派”的最大困境是來自於,我們習慣於使用西方語言、概念、語法來表述我們所敘述的“現實”,我們想要逃脫,但我們(目前)並沒有一種真正可說是“中派的”語言或語法。在一種不得不是西式的語言和語法中,以此為不可逃脫的現實,追求更貼近我們的狀態的新語言,將會是一個巨大的挑戰。好比,如何找到更適當的語詞及話語來更好地說明在中國的“國家”“社會”或“民族主義”?

“邯鄲學步”是中派的思想抱負之後的一個立即可見的危機。

(跟前面的“首先”離的太遠)由於很多原因(包括沒有具體細緻的對中國的研究的累積),中派的知識野心往往變得太大,所欲重新評估的不僅是思維認識、概念理論,還包括規範價值。這不可避免地會讓中派的論述可能過於抽空。這很矛盾!我們一方面因為西學不接地氣而走向“中派”,但另一方面,“中派”似乎又把我們導引到一個經常被否定地謂之“傳統”的遙遠過去,這對於缺乏歷史感的、對自身文明文化不同程度“文盲”的我們,是有心無力的。例如我們很羨慕,好比這場研討會裡,孫歌所精彩評述的溝口雄三先生的畢生努力;特別是他企圖找出中國文化的“基體”以及中國歷史運動的“矢量”的努力。但這樣的努力,對於我們這些完全隔離於祖先知識家底的不安的、事實上的西化知識分子而言,又很無力。我們側望台灣的文史哲界,似乎也找不著能理解我們的苦悶的同行;總覺得他們的“中學”經常是“以西方為方法的”。

我們的眼找不著我們的手。因此,第二個危機是如何不陷入一種“眼高手低”。

但是對這個危機,我倒是有一個關於出路的思考。如果說,中(國左)派的“中國”,其實意味著“接地氣”,那麼“地”就一定得是“地方”,某種特殊性或特定性。地氣如河,有源有流,“中派”如果在知識準備上無法從源開始,那就不妨從流回溯,也就是多接觸此地共時的人民百姓,與他們多學習,理解他們的沉默、失語或寓言;這或許是另一種版本的“向人民學習”。這裡僅舉一例:我們如何能理解那些贊成死刑的大多數的沉默的老百姓,儘管他們硬是不接受你那一大套西方道理?這裡牽涉到的一個認識前提是:人民是傳統的一種載體。放棄這個前提,那中派就有可能落入國粹派或保守派的“中國”想像中。“人民”當然有其二重性;他們的“進步”與“保守”是複雜共構的(暫且用這兩個詞彙;中派對於何為進步與保守的問題,應該要抵抗一種教條的清晰與確信的姿態)。向人民學習,因此是一個全新的、沒有依傍的學習經驗。這或許是中派作為知識計畫的最複雜的一部分!

但我們這些人都快屆退休之齡了,這個工作起頭得太晚了,而之所以一直沒有起頭,又是因為受到西方的學術與政治的霸權的慣性制約。所以,無論是叫中國左派或中派,現實上,它首先是向有主體自尊的青年人發出的思想邀請!如果你安心於當一個庸俗自由派或普世社運派甚或教條馬克思主義者,那當然沒有接地氣的問題──既然有了西方的“天圓”,又何必還操心於中國的或任何空間的“地方”呢?中派從不是要放棄普世的天理、公理的追尋,但是,這必需要建築在一個和“地方”的深刻互動過程上。

由於中派作為一個知識計畫,所欲立者大,因此論述經常不可免的是在好比,天人關係原理、政治組織原理,與道德宗教知識原理等“元層次”上進行,從而讓它不得不看起來像是某種“大文明的左派”。這個姿態在人類的將來也許非屬必要,但在今天,這個姿態是可取的。在一個“猶太─基督教─自由主義”的西方文明霸權下,是應該鼓勵“伊斯蘭派”“印度派”……的多元並陳,以促成真正意義的現代多元世界。

但一個問題反覆地又被喚醒了:“中派”要如何才能“還是中國左派”?“左派”是一個現代性產物,意味了對政治經濟學旨趣的一定關心、對於社會壓迫與不平等的敏銳──這是左派的本初。對於這些“社會性”議題,中派要如何能維繫一種介入?不致失去話語權?如何面對兩岸?如何面對大陸的“新工人”?如何面對區域經濟整合?如何面對TPP?如何構思新的政治與社會制度?……這些議題。易言之,中派的思想挑戰也包括了要如何產生一種中派的“政治理論”與“社會理論”;專注於一種認識論意義上的“重新認識中國”,是否僅是在認識論層次上磨刀,而忘了砍柴呢?果如此,那這個中(國左)派不就是與這一百多年來,包括台灣在內的中國這塊大地上的具體存在的“中國左派”運動失去了歷史聯繫了嗎?值得提問的是:中派應該要和一種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整體論旨趣尋求一種關係性嗎?

儘管有這些問題渾沌未明,但我仍然認為中(國左)派的提出,雖遠遠還達不到提出一個中派的政治理論或社會理論目標,但至少已能指出某種“西方左派”的無效甚或反動。先前,台社的,或某種社運的流行立場是“不統不獨、支持社運”,企圖把“中國”問題掃到“社運”的地毯下,並把這樣的立場自我恭賀地稱為“左派”,尤其是一種“新左派”,以別於陳映真等的“老左”。今天的中派至少要與這樣的“左派”劃清界限──尤其是太陽花之後,因為這樣的“左派立場”已被台派霸權的新情勢所收編了。

第三個危機因此是:如何“不忘本初”?

三、中派的陽謀

“中派”是不是統派?是的話,是一種什麼意義上的統派?我們的工作位置在哪裡?我想“中派”還並沒有好好想過這個問題。中派不是政黨,不需對此表態,雖然個別人的情感上是反獨、反帝、反殖,將“中國”作為參與奮鬥的對象,但目前無法也無必要作超過自身能力的表態宣說。中派的目前近程目標(end-in-view) 是鬆動獨派、台派的知識霸權,使“中國”成為一個知識的合理探究對象,使“中國”成為一種方法。而將“中國左派”內在於“中派”所造成的一種知識感覺,是讓我們得以和其他據說也是要“重新認識中國”的思想趨勢有所區分,例如一種文化主義或儒教主義的“重新認識中國”。

再說一次,我們首先企圖針對的是有知識自尊與思想野心的知識青年,期望大家共同調整一種已經走不下去的知識感覺──這是我們的陽謀。

一個中(國左)派在他的政治感覺與道德情感上,免不了是一個,暫時這麼說吧,“第三世界的民族主義者”。近代中國民族主義者在帝國主義壓迫下企圖“救亡圖存”,但“救亡圖存”所救的不只是土地家園以及政治共同體,也包括了身份、心靈、主體性、思考感覺方式……。在這個意義上,“救亡圖存”決不是以變成他者而取得被承認,以活以存。最近重讀陳映真的“華盛頓大樓系列”,我鮮明地感受到作為一個中國的、台灣的也是第三世界的左翼知識分子的陳映真,他所爭的核心之物是什麼?我認為,就是第三世界民族主義者所爭的那種主體性與尊嚴。而我並不認為這種心靈動力可以被今日已經污名化了的“民族主義”所能適切表達的。或至少,這種民族主義和獨派或台派的族群民族主義是雞兔不同籠的。

“中派”不是一個乾淨詞,在台灣尤其是。但不乾不淨正好反映了它的發展潛力。像自由主義多整潔啊,但似乎已經冰冷如屍了。所以,最後,“中派”要向所有不願意在乾淨清楚同時也是簡單童呆的框架下思考問題,做學術的朋友,尤其是青年朋友,提出邀請,共同參與這個政治雖不正確但卻是在追求主體尊嚴且有廣闊知識挑戰能量的知識計畫。

2015/10/30初稿於重慶

2015/12/09修訂於台中

本文原載於《人間思想 05:新人·土地·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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