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放緩是今日中國的核心問題。就國際比較看,自2008年以來全球危機下的中國經濟增長,其表現還是不錯的,不僅遠超發達國家,也比發展中世界的平均表現要優異。只是,作為一個後進發展國家,經濟增長放緩有其特殊的嚴重後果,簡言之,一是社會發展勢必隨之放緩甚至乎局部性倒退,另一是應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壓力的憑藉勢必削弱。這兩者都是隱含著顛覆性風險,而不是很多左翼力量所期盼的回歸或朝向社會主義的變革。從歷史比較看,今日的經濟增長放緩,遠比之前1979-81年、1989-91年和1998-2001年的三次經濟下行要嚴重,大有可能是持續相當長期間的趨勢,而官方的經濟決策也是建立在這個偏向悲觀的判斷之上的(例如前此登載於《人民日報》的所謂權威人士的“經濟增長率L型趨勢”判斷)。

如何理解經濟增長放緩的因由?或許可以按照附圖的框架展開分析和闡釋。分析的起點是一個顯而易見的現象,即,經濟增長放緩的直接原因,是生產性投資停滯,這是近幾年來中國經濟的現實情況,自2014年以來愈趨嚴重。投資增長率急劇下降,一方面在即期需求上制約經濟增長,另一方面使得生產能力擴張和生產率提昇速度放緩,在長期供給能力上制約經濟增長。與此相關聯還有一個現象很值得註意:在總量投資停滯的同時,國家投資其實是大幅度增長的,意味著停滯的是佔總量主要部分的非國家投資,進而又意味著在此期間中國經濟的運作邏輯已經在很大程度上為利潤導向的市場原則(甚至乎資本主義原則)所主導,至少是在客觀條件允許而國家-社會卻沒有充分抗衡這個運作邏輯的情況下可作如是觀。

那麽,是什麽原因,使得生產性投資尤其是非國家投資出現停滯的趨勢?已有文獻的種種分析,大致上得出兩種解釋,一是產能過剩論,另一是利潤率下降論。

產能過剩論的根據和道理好像不難直觀判斷。諸如鋼鐵、水泥、煤炭等行業的產品滯銷、工廠停工等情況,都能見於研究報告和媒體報道,最關鍵是房地產行業不景氣,拖累了一系列相關行業。投資的成果於是只能作為庫存囤積起來,從而,即使是並非利潤導向的國家投資也是難以為繼。當然,這些行業的蕭條是因為市場需求不足,卻並不意味著欠缺社會需要,畢竟今日中國仍然大有推進城鎮化的空間,仍然有大量的農村人口需要進城、需要城鎮住房,只是房價太高他們購買不起而已。而社會需要與市場需求相矛盾,是典型的收入分配不均導致消費不足,再次顯現出市場原則主導了中國經濟運作,以及國家-社會的制衡動力或能力不足。與此同時,就道理而言,消費不足論卻是有其內在問題。在整體經濟層面,作為總需求的構成部分的消費(以及凈出口),與投資未必是單向的因果關係,從而在動態意義上產能過剩概念未必成立,或至多只能作為有待揭示其成因的事後結果。

利潤率下降論或許是較有理論和現實根據的解釋。邏輯上,正如前述,增長停滯的主要是非國家投資,而非國家投資顯然是以追逐利潤為導向的。另外,這裏所要解釋的是生產性投資停滯現象,因此,利潤率下降論的探討對象,是生產性部門(與其他經濟部門對比)的相對利潤率。已有的種種解說,大致上可以分為租金侵蝕利潤、工資侵蝕利潤、以及資本與產出的比率上昇三類。

租金侵蝕利潤,指的是金融自由化、經濟金融化,導致非/反生產性的投機活動擠壓生產性投資,這種認識來自凱恩斯經濟學。其現實體現,首先是從房地產到股市的大膨脹和劇烈起伏波動,而這又牽連到生產性企業的深深捲入投機活動,還有國際熱錢的進進出出、追逐短期利潤的國內資本的外逃等等。形成這種狀態的機制,是中國金融制度中抗禦金融化的兩道防線的失效,即銀行部門與證券市場的區隔或已崩潰,以及跨境投機資本流動的管制漏洞處處,歸根究底應該有強烈的政策導向原因。

將利潤率下降主要歸因於租金侵蝕利潤,意味著生產性部門本來並沒有大問題,這個判斷的現實根據頗有爭論餘地。以工業代表生產性部門,按照官方數據,其利潤率在經濟金融化大躍進之前其實並沒有顯著的下降趨勢,也就是說直至2008年還是趨於上昇,在2011年之後才明顯趨於下降。對此,已有文獻確實很有分歧,存在一系列重新估算利潤率的論著;因為理論框架和估算方法的差異(關鍵是以馬克思經濟學的價值範疇建構出來的利潤率概念與以價格計算的利潤率如何對應問題),得出很不相同的結果。本文不擬就此問題展開討論,將之留給相關學者繼續爭論;相信,無論怎麽爭論,都不可能否認租金侵蝕利潤具有很大程度的現實真確性。

工資侵蝕利潤是相關文獻的主流看法,其現實根據,是自世紀之交以來實際工資增長速度超過人均產出的趨勢,使得總產出中的工資份額趨於上昇,也就是利潤份額趨於下降。對此有三種不同的解釋。

  • 一是“劉易斯拐點”說,意即過剩勞動力的耗盡使得工資必然上昇,其隱含前提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工資鐵律理論(即在純粹市場環境中收入分配是由技術因素決定的),其引伸涵義是工資提昇不能超過鐵律的容許限度,不能快於生產率提昇,否則經濟增長不可持續。
  • 二是“工資擠壓利潤”說,意即收入分配取決於社會因素而非技術因素,勞工戰鬥性/維權意識的高漲使得收入分配向工資傾斜,這是新李嘉圖經濟學;考慮到工資增長是消費增長的基礎,如果前面所述的消費不足論有其現實根據,則這種分配傾斜可以是有利於促進經濟增長的。
  • 三是“工資侵蝕利潤僅僅是表象”說,即,工資雖有增長,工人的生活成本上漲更快,也就是說生活成本上漲並沒有反映在(計算實際工資增長的)官方消費物價數據上;而生活成本尤其是城鎮居住成本上漲,其實是金融投機活動的結果,這又是回到凱恩斯理論的“租金侵蝕利潤”說。

資本與產出的比率上昇導致利潤率下降,也即資本與勞動比率上昇速度快於勞動生產率,這可以用新古典經濟學的“資本邊際生產率遞減”理論來解釋,不過,更為系統的解釋是馬克思經濟學的“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簡單而言,這個趨勢所指的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往往是生產過程中的生產資料(不變資本C=新古典經濟學所指的資本)與勞動力(可變資本V)的比率即C/V比率趨於上昇,而因為在整個體系層面惟有勞動創造價值(剩餘價值S),其結果就是利潤率(S/[C+V]=[S/V]/[{C/V}+1])趨於下降。然而利潤率下降畢竟只是趨勢而非鐵律,現實上有可能存在一系列馬克思所說的“反趨勢”,依靠提昇剩餘價值率S/V來抵消C/V比率上昇所導致的利潤率下降趨勢,就今日中國的情況可以考察下面三項。

  • 首先是直接加強對勞動者的剝削,這應該不符合迄今的現實情況。上文已經提及,現實上的主導趨勢是工資增長和工資份額提昇,意味著抗拒剩餘價值率的提昇,倒是與利潤率下降趨勢相一致。
  • 其次是需求增長停滯也即市場規模擴張放緩,導致專業分工深化的空間減少,從而導致勞動生產率提昇速度放緩,不足以抵消資本與產出比率上昇對利潤率的負面影響。這種解說源自斯密理論,而馬克思主要是著眼於外貿市場,正與今日中國面對世界經濟蕭條的情況相一致。
  • 再者是技術進步速度的放緩,就中國的實際情況看,主要是所謂“後發優勢”的衰減,即引進國外先進技術的空間減少,碰到了技術封鎖的天花板。這種局面,一方面固然是之前數十年的成功超趕的結果,另一方面卻又使得今日中國必須面對如何依靠內部創新加速技術進步的新難題。

理解經濟增長放緩的成因,是面對今日公共空間上的種種成見,思考中國政治經濟變革前景的必要基礎。上文針對已有文獻的關於經濟增長放緩的各種分析和闡釋,試圖釐清它們的邏輯和理據,期望由此深化對現實的理解,以此供願意謙虛面對現實者參考。那麽,從上文的論述可以得出什麽結論,或者有什麽寓意?

結論至多是方向性的。上文其實只是列出了一系列有關論斷,雖然稍有帶出它們各自的現實依據,始終也只是將之作為有待驗證的假說。例如產能過剩論,即使作為動態宏觀概念未必能成立,也在結構層面以及拓展專業分工深化空間有其意義,這就指向了維持需求擴張、尤其是將社會需要轉化為市場需求的重要性。又如租金侵蝕利潤論,其解釋現實的有效程度或許難以確認,始終還是很容易感知的情況,這就指向了對投機活動及其既得利益集團保持警惕、在決策上審慎對待金融自由化的重要性。工資侵蝕利潤論或許最具爭論性,因為這往往指向維持經濟增長(利潤)與促進社會發展(工資)的矛盾,然而矛盾與否其實取決於新古典經濟學與李嘉圖經濟學哪一個更符合現實,何況工資侵蝕利潤究竟是現實還是幻象也是有待驗證,更何況以利潤導向作為整體經濟增長驅動力的制度本身就應被質疑。至於“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說,就是更根本地質疑已有的制度變革方向,一方面是指出經濟增長所面對的挑戰的嚴峻性,另一方面是闡明要克服挑戰必須有制度變革方向的根本改變。

寓意呢?應該說,上文的論述所涵蓋的各種見解,始終還是在尊重科學原則的範圍內,以理論分析和現實根據為準繩,即使是分析和根據不夠充份的判斷,也遠遠不是妄加斷語。與此相對的是充斥公共空間的種種神棍妄語。例如,有說中國的經濟增長從來就是“粗放模式”,就是本質上低效粗糙不可持續,來到今日終於見真章。這是徹底無視之前30多年的生產率持續快速提昇和技術超趕成功。又如,有說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模式是唯一的最優,中國應該模仿,所以近年來的需求結構中消費比重蓋過投資、供給結構中服務業比重蓋過工業,是了不起的成就。這是假裝經濟增長放緩的嚴重政經後果不存在吧。至於說之前的高增長是國際資本的功勞尤其是美國優惠的結果、現在的放緩是所謂龐氏騙局的破滅,等等,那些話語和說話者就更不堪了,其中自有種種私利在,聽了扔掉可也。

2016年7月27日寫於倫敦

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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