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九•三零”紀念日的隔日是中國“十•一”國慶,這兩者有什麽關聯?

就當年的形勢看,印尼事變,應該是中國走向文革的重要推動力之一。面對資本主義世界強權的加緊圍堵和進攻(台灣海峽的熱戰、日美安保條約、北部灣事件等等),在國內的社會分化和政治分歧日益嚴重的形勢下(從大躍進失敗到四清運動的尖銳對立),中蘇論戰的氛圍中(批判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復辟、反革命妥協等等),中國政治一步步走向激進化。而作為與蘇聯對立中的最重要盟友印尼共產黨的毀滅,更加只能為激進化推波助瀾;“五洲震蕩風雷激”、“世界範圍的農村包圍城市”(以林彪名義發表的宣言),文革不僅屬於中國,而且屬於全世界;紅衛兵在印支泰緬馬來亞的出擊,既是他們的意志,也是國家的意志,要讓世界革命處處開花(或許也有可能包括帶著自保自衛因素的進攻)。

從更長遠的視角和更廣闊的背景看,印尼事變,關係到如何理解和評價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道路,關係到後進發展、世界資本主義的廣大邊陲區域或後進社會的出路。簡言之就是,革命、社會主義導向的革命,是否必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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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九•三零”事件發生於1965年9月30日。或許可以說,這個事件是中國“四•一二”事件(1927年蔣介石在上海的清黨事變)的翻版,都是揭示著後進社會/民族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依附性質,也就是被這個體系固化以至強化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本地資產階級對這個體系並不具備獨立性(更不用說革命性),沒有能力按西歐和北美的古典模式推進資本主義現代化。

勢力龐大的印尼共產黨(300萬黨員加1700萬工會農會青運婦運和其他外圍組織成員),以及當時同樣是勢力龐大的其他各種左翼和中間力量,為什麽在右翼軍人政變中毫無抵抗能力,以致最終被屠殺殆盡?以至於讓國家陷入長達三十多年的恐怖和野蠻狀態?

在世界範圍的左翼中,最有影響的解說是來自以前蘇聯左翼反對派的各種傳承,認為這是因為革命中心出了問題,在1927年是中共受命於右傾的莫斯科,在1965年是印尼共受命於右傾的北京。就印尼“九•三零”而言,這個說法根據成疑,一是自1960年代初中國政治就一路走向激進化的高峰,並非右傾,二是印尼共遠遠說不上受命於中共。所以問題出在印尼共的意識形態本身,沒有吸收中國“四•一二”的教訓,沒有吸收鄰近地區越共的正面教訓和馬來亞共產黨的反面教訓,甚至沒有吸收本身從反殖革命年代以來就備受資產階級壓迫的慘痛教訓,包括最為慘痛的1948年“茉莉芬事件”。

這些事件或許意味著,在資本主義體系的邊陲地區,左翼力量即使願意放棄暴力革命、尋求和平促進社會主義甚至僅僅是古典模式的獨立自主資本主義發展,也是極為困難。相應地,邊陲地區的民族解放運動,也是惟有蘊含社會主義性質才有可能獲得成功。

這同時也為理解東亞包括中國現代歷史提供了一個很有意義的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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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幾段文字是在兩年前或三年前的9月30日寫出的,從那時到現在再稍為多讀點歷史,覺得上述說法可能是太粗糙、太簡單化了。

首先是關於中國的“四•一二”,那是階級矛盾尖銳化、達到無可彌合程度的結果,而不僅僅是資產階級的本質和共產黨右傾化使然。當時的南京集團(蔣介石)和武漢集團(汪精衛)其實仍是具有相當程度的革命性,在國民黨左派(鄧演達等)以及黃埔系統尤其如是,問題是這種革命性相對於現實上的革命遠遠不足,只能被拋到革命的對立面。自五卅運動-省港大罷工尤其是北伐之後,廣東和兩湖的農運工運“猶如暴風驟雨”,實際上已經形成雙重政權的局面。當這個局面蔓延到全國經濟中心上海,三次武裝起義建立起雛形的上海工人政權,而同時蔣介石集團的軍隊已經打到上海市郊,已經跟江浙財閥和英美勢力結盟,兩者的生死決戰就是無可避免了。隨後從汪精衛集團到各地軍閥集團(包括最親共的馮玉祥集團)的清共,也只不過是這個決戰的延續。

反觀印尼,“九•三零”前夕的國內形勢,應該說是遠達不到階級衝突白熱化的地步,或者說衝突也只是停留在低度水平的政治權力爭奪上,而非社會範圍的革命與反革命。據蘇班德里約的回憶所述,從1965年的“九•三零”到1967的“新秩序”確立,整個過程的性質明顯是所謂“爬行式政變”(即隱蔽的分階段的政變),這固然是蘇哈托軍人集團躲在陰暗角落的策動和行動,卻也反映了反革命勢力在整體政治上和社會上其實動員水平有限。而共產黨那邊的革命性也是相當有限。華人領袖蕭玉燦在回憶錄中就曾提及,當時,艾地等共產黨領導人頗為熱衷於當內閣部長,甚至沾染了擺部長派頭、充當社會精英的風氣,這種心理和作風顯然也是反映了革命勢力的政治動員水平有限。至於“九•三零”之後冒起的大規模群眾反革命運動,包括大學生法西斯運動和流氓、宗教、宗族、部落等等惡勢力團夥的瘋狂虐殺左翼群眾和排華運動,那是低水平而非高水平動員,所以其造就的“新秩序”就只能是恐怖和野蠻。

既然是這麽一個低水平政治-社會動員的政變,為什麽能夠如此“成功”、如此影響深遠?關鍵因素,或許是在國際遠多於國內,在於美國介入所帶來的反革命與革命力量的極度不均衡。無論美國在“九•三零”究竟捲入有多深,明顯不過的事實是,此後三十多年,印尼成為美國的東亞反共戰略的急先鋒,跟政變之前的親華、領導不結盟運動、退出聯合國、“對抗馬來西亞”等等是南轅北轍。而這同時也就確定了印尼的政治經濟構造的依附性,所以,待到世界資本主義長期停滯的新自由主義年代,待到1997-98年的東亞金融和經濟危機時候,所謂“新秩序”也就只能嘩啦啦一下子崩坍了。

所以,即便考慮到這些歷史復雜性,考慮到只著眼於資產階級的本質不足以解釋當時的實際情況和進程,上文所做的判斷還是並沒有動搖,即:後進社會/民族的資產階級,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並不具備足夠的獨立性,沒有能力按古典模式推進資本主義現代化。

當然也有可能爭辯說“新秩序”年代是印尼資本主義的例外而非常態,猶如說1927-37年中國國民黨的所謂“黃金十年”本來可以是常態(“如果不是軍閥作亂”、“如果不是日本侵略”、“如果不是共產黨”…)。就印尼而言,那就繼續走著瞧吧;就中國而言,歷史已經翻過了那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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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成長過程中的一些原因,我在少年時代曾經關注過印尼。

從發生在身邊的歸僑親朋的境遇引發好奇,到留意華僑問題、反殖革命歷史、悲慘現狀等等,半懂不懂地閱讀相關書籍材料,還有來自某些故事和樂曲歌曲的憧憬。

(整個中學年代購買的最貴的書是蕭玉燦的回憶錄《五個時代》,為此“節衣縮食”很多天,正反映了當年一段時日的熱衷,另外也意識到香港存在著豐富的印尼聯系。)

這個關注後來並沒有繼續,但是在僅有的存量中加入了知識因素,再後來又加入了政治認同因素,始終都是要為自己解惑,面對世界能找到自己的立足點,因此也就寫出了上面這些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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