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派政黨青年新政兩位候任立法會議員在宣誓儀式中以「支那」侮辱中國,受到各方譴責。一群歷史學者發表聲明,痛斥兩人的言行乃香港教育一直不重視中國歷史的惡果。與此同時,不少人為二人辯護。辯護者當中除了有本土派支持者外,也有人以兩人「只是年青人」為由,認為即使有錯,但考慮到他們年紀輕,而且面對的是中共與「港共」「強權」,所以不應受到苛責。

年青人一向是商人追捧的對象,因為他們追求潮流,愛新鮮,是最會消費新產品的一群。不過,除了商品消費之外,年青人近年在全球各地也站到了政治舞台的前緣,成為各地各色社會運動的主角。香港近年就相繼出現了多位年輕的社運與政壇新星;黃之鋒是一個顯著例子。現在又有梁頌恆及游蕙禎兩位本土派年輕政治人物(半只腳)進入立法會。

在我成長的一九八零年代,年青人並非永遠受到寵愛;相反,青年往往被成年人社會投以懷疑的目光:他們反叛,擾亂社會秩序,甚至是犯罪的類別。唸中一時,我在社會科的課本上學到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社會學名稱:juvenile delinquency(少年罪行)。

現在,當然仍然有保守派人士從功利角度批評年青人,認為他們不願捱苦,搞亂經濟,而且這些批評恰恰是埋怨年青人「只搞政治」。一旦觸及青年政治,我們經常聽到的都很正面:年青人有理想、求變、求新,代表了社會的希望;社會要多聽他們的聲音,他們犯了錯也只是「無知」或小事而已。於是乎,連游、梁兩位年青人以日本帝國主義者使用的惡毒稱呼來侮辱中國與中國人民,也得到不少諒解與支持。

也就是說,青年政治幾乎被賦予絕對正面的含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邊廂,日本兩名大阪府警察機動隊隊員辱罵沖繩反美軍基地民眾為「土著」和「支那人」,引起軒然大波。網上視頻見到罵人的警察與青年新政「支那」二人一樣,是年青人。)

過去和阮歡、海菌倆傾談,她們也多次提及,現今政府或公營機構的資助政策偏重年青人,中年人獲得資源的機會少很多。

那麼,如果把近年的「青年」「新政」放在更宏觀的全球政治經濟框架,那是一個什麼樣的現象?

Mayssoun Sukarieh 和 Stuart Tannock 在去年出版的著作《青年起來?全球經濟中的青年政治》[1]中,以批判角度重新檢視「年青人」這個社會類別。兩位作者認為,如同所有社會類別一樣,「青年」並非生物性的人生成長階段,而是社會建構(social construct),其範圍與意義會不斷轉變。「青年」期這個人生階段是否能夠在社會、文化、政治各個領域特別受到重視,端視乎時代和地方而定。此外,「青年」涵蓋的範圍、意義、其是否能夠成為一項突出的社會類別等,並非僅由年青人自行塑造;社會上不同機制以及人士都會參與「青年」這個類別的建構,而這些機制與人士背後抱有各自的政治議程與意識形態,在全球資本主義不斷演變的社會關係與政治經濟脈絡裡,進行互動。簡言之,在地方、國家、全球三個層面上,政府、大中小學、法院、企業、傳媒、教會、非政府組織、公民社會組織等等的行動,全都在參與生產「青年」這個社會類別,以及年青人的「個人生活」。

Sukarieh & Tannock 在書中一開始,就引述2012年2月25日希拉里在北非突尼西亞首都突尼斯舉行的青年峰會上的發言:

在今天重大的戰略機遇與挑戰中,年青人站在中心,參與重建全球經濟,對抗暴力極端主義,以至建立可持續的民主體制。

希拉里當時仍是美國國務卿,而峰會的名稱正是「青年起來:抱負與期望」。突尼西亞此前一年在所謂的「茉莉花革命」中推翻了本‧阿里的政權。事件由一名二十六歲青年自焚而起。「茉莉花革命」也掀起了「阿拉伯之春」的序幕,北非與中東各地都有民眾「起義」,推翻現政權。

希拉里在會上發言說,「突尼西亞的年輕人」推動了突尼西亞革命,是區內連串爭取自由與機會的社會運動的第一擊。她認為,阿拉伯各國政權未能「為年青人提供更好的未來前景」,導致很多人「陷入困境」。希拉里說,全球各地「年青人的需要與利益長時間被邊緣化」。

希拉里在會上宣布,美國國務院在首都華盛頓成立了一個新的部門「全球青年事務辦公室」(Global Youth Issues Office),並在全球各地的美國使領館成立新的青年議會。希拉里又宣布成立一個新的全球年青人就業聯盟,集合政府、商界、大學、非牟利團體,解決全球年青人的失業問題。

希拉里出席突尼西亞青年峰會,並宣布美國政府在全球推出的一系列青年措施,是青年事務成為全球政治論述焦點的其中一環。聯合國、世界銀行、國際勞工組織、世界經濟論壇等國際組織近年都愈趨關注青年,把青年事務撥作首要的發展議程。就連在學院裏,青年研究也成為新興的熱門範疇。過去十年,關注青年課題的學術會議、文章、學刊、研究中心等,如雨後春筍般出現。

Sukarieh & Tannock 的分析指出,全球新自由主義興起,是導致「年青人」這個社會類別與概念愈來愈普遍,也愈來愈多組織參與建構的原因。在新自由主義社會與經濟體裏,青年的範疇縱向擴展,涵蓋的年齡層更寬。與此同時,「青年」這個類別與概念也橫向發展——不同階級、種族、族群、國族、宗教身分的人,現在很多都自我認同「青年」這個人生階段。

兩位作者認為,青年在當代成為一個正面的身分與社會類別,成為不同政治光譜的爭取對象,主要有三個原因:

第一,青年被用以宣傳社會改變是理想的,也被用以包裝與推銷新的意識形態、政治議程、實踐、產品。青年被這樣「使用」,在任何政治脈絡都會發生,但這種現象在資本主義社會裏尤其顯著,因為資本主義社會強調棄舊換新。

第二,青年往往被用以替代其他分化的社會類別,如階級、種族、宗教、國族等,也經常被用作普世化與非政治化的委婉語,以掩蓋政治利益與意識形態的真正差異。

第三,青年作為社會類別的特點,對新自由主義的議程特別管用,尤其是打算削減國家福利的地方;因為青年處於孩童與成年之間,是兩個人生階段的過渡期,性質不穩。而且年青人強調個人抱負、發展、成長、浮動性等等,因此其可塑性甚高,有利於打破社會已接受的規範,重新談判國家應負擔哪些公民福利,如退休保障等。

基於Sukarieh & Tannock 分析的上述三個原因,我們可以嘗試對香港近年出現的「青年」「新政」作初步理解:年青人的不穩定與浮動性質,使他們成為/被用作推動社會「變革」的主體。然而,變革與社會進步並無必然關係,相反,從 Sukarieh & Tannock 的分析可見,在當今全球資本主義年代,變革是新自由主義議程的一部分;年青人在全球各地成為了推動這些議程的代理人。在全球資本主義繼續向中國進迫的背景之下,處於反共前緣的香港,年青人站在了最前線。他們舉出普世價值口號的旗幟,爭普選、爭自由民主,贏得了很多人的支持,包括上一代的支持,認為他們代表了未來的希望。

然而,Sukarieh & Tannock 的分析同時告訴我們,來自「年青人」這個看似非政治化與普世的社會類別的呼聲,掩蓋了階級矛盾與差異,也掩蓋了這些年青人背後的利益與意識形態。青年新政兩位議員的侮辱性言論,固然是源於香港的歷史教育嚴重出了岔子,但「缺乏歷史教育」的他們,卻竟能分毫不差地以歷史上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支那」藐稱瞄準中國。從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這兩位,加上其餘的「年青」本土派,是全球資本主義的結構一部分,而且與帝國主義的意識形態緊密相連。「青年」對歷史的「無知」,是資本帝國主義者的普世價值政治議程的一部分。事件也正好說明,貎似「無知」的青年,恰恰是高度政治化的有意識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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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Sukarieh, Mayssoun and Stuart Tannock. Youth Rising? The Politics of Youth in the Global Econom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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