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時彼岸》按:陳映真先生昨天於北京逝世,終年七十九歲。我們特別轉貼他於十二年前在香港觀察「七・一」遊行後寫的文章,感謝他對香港的關注和提醒,並表達深切哀悼。

在香港看「七一」遊行
陳映真
2004年7月8日

今年(二○○四),我在香港通過電視全程報導,目睹了「民主派」推動的「七・一」大遊行,有一些想法。

戰後在第三世界各地的民主化鬥爭,多半發生在宣稱是民主、自由、人權表率大國美國為其經濟的、政治的、戰略的需要所支援的、擴及廣大亞、非、拉、中東的許多扈從國家。這些國家,在冷戰體系下,以各種「國家安全法」、「反共法」,以捍衛美式自由、民主之名,由國家權力發動有組織的、大規模的非法、秘密、任意的逮捕、拷訊、投獄、處決、暗殺,清除追求人民的民主主義的知識份子、作家、記者、市民、學生、工農人民和社會運動家,殺人以數萬、十數萬、甚至百萬(印尼推翻蘇卡諾的反共政變)計。從東亞看,在戰後的韓國,李承晚、朴正熙、全斗煥、盧泰愚的軍事反共獨裁統治,韓國民主市民和學生屢仆屢起,為民主主義奮力抗爭,被拷問(有人因而致死)、投獄者不知凡幾。在台灣,情況不用多說。一般人不知道的是,台灣有兩波民主化運動。第一波是一九四六年到一九五○年大陸上向蔣介石要求民主化,要求各政治黨派合法、平等,要求停止內戰、和平建國的民主化運動。這個運動感染到台灣,一九四七年一月初,有萬餘高校學生參與了聲援抗議沈崇事件要求民主、自治的鬥爭,同年二月有要求台灣民主自治的二二八事變。一九四九年四月,陳誠先發制人,爆發了大量逮捕台大、師院(今台灣師範大學)學生二百餘人,史稱「四六」事件。一九四六年底,國民黨以「懲治叛亂條例」,大舉肅清新民主主義運動。一九五○年韓戰爆發,美第七艦隊介入中國內戰,「保衛」台灣獨裁體制,白色恐怖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大,粗略保守估計,槍決四、五千人,投獄八千至一萬兩千人。而在美軍駐在的星條旗下,台灣以「民主、自由中國」之名成為美國東亞冷戰的前線基地。

在中南美,在中東、在非洲,美國支援的「國安・壓迫」性國家(national security repressive States)不知凡幾,都以「自由、民主、反共」之名,殘酷鎮壓各地的民族・民主運動,嚴重摧殘人權、蹂躪民主和自由,大肆捕殺民主市民、學生和工農。於是各地乃有與之相拮抗的人民的民主化運動。

相形之下,香港去、今兩年的號稱五十萬人的「民主」示威,貌雖類似,有本質的不同(今年遊行的人數事後客觀估計,只在十四至十九萬人)。

從口號上看,港人要求「民主」、「自由」、「人權」,要求還政於民,也有社會的弱勢者抱怨生活艱苦,抱怨特區政府「漠視弱勢群體的需要」。其實核心訴求集中在要求特首由民眾「直選產生」。

香港當然應該有安全部門。回歸前幾年,我受大陸邀請參加在港的一個學術討論會時,港英當局拒絕發給我入港簽證,經會議向港英交涉了兩天才臨時補發。今年二月份,我受浸會大學聘為駐校作家,簽證手續特別難,經校方斡旋才辦下來。這次到港看病出入深圳,妻的簽證很快就辦下來,我的則至今還在折騰不決。我估計是特區「回歸」後一直沒有更新「安全」檔案的緣故。這種事情,也部份說明今日「香港問題」的一隅。

但回歸後香港的媒體,除了《文匯》、《大公》之類的少數「官報」,無不以「親中」為戒,莫不以批評、調侃甚至謾罵中共為賣點,為「先進」、「自由」和「民主」。有人說,回歸後,這種現象反倒變本加厲了。但從來沒有香港的言論人,記者被捕,報館雜誌社被封。沒有警察特務的任何恐怖,沒有持政治異見者成群失蹤、被秘密非法逮捕和入獄,這與冷戰時期五○年代獨裁政權下的民主運動的命運,情況完全不同。

則香港「民主派」所要的「民主」、「自由」和「人權」斷然比港英殖民地漫長的統治歷史時期下,只會更多,不會更少。

什麼是今日香港問題的癥結呢?我不禁沉思。馬克思主義者認識到,「政治」,具體到實際,是奪取政權和把持政權。奪取不在手中的政權,和把持已經到手的政權的鬥爭,發生在剝削者階級和被剝削階級之間,如「巴黎公社」慘絕的鬥爭,如國共內戰;也發生在同階級間不同階層和宗派之間的鬥爭——如今天西歐資本主義國家中資產階級不同政黨間選舉輪替,和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之爭。

香港的執政黨團隊,大抵上代表船運、物流、地產、金融、土建等香港(服務業)大商人資產階級和一部份舊殖民地時期,港英政府高層官僚精英的利益。「民主派」大約代表律師、會計師、傳播企業資本、高層管理者、各級教師、中小企業、市民、城市貧民等階層的利益。其中取得領導地位的,大約以律師、會計師、高層管理者……。後者和前者,基本上不存在階級、民族、宗教的強烈矛盾,那麼,就只有政治、意識形態的分化與對立。

戰後,帝國主義下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帝國主義除了在香港以外,都不能不在一定條件下改變策略,讓殖民地在形式上取得獨立,支援殖民地時代的「合作精英」組建獨立後政權,以確保殖民地時代宗主國在前殖民地的政治、經濟和戰略利益。這些精英,都在舊宗主國受過高等教育,浸染宗主國的價值系統、思想和意識形態、熟悉其語言和文化。我聽說英國不能不離開香港時,發給一些港人精英除了在英國以外的各國有效的護照,每年三張免費往返英港的機票和子女在英受教育的權利等「特權」。這些人以英國的殖民統治為香港文明開化的根源,自覺比「落後」的中國大陸人更現代化。高級知識份子以英人自居者,據說不少。

台灣和香港同是中國在十九世紀中後淪為半殖民地的總過程中,被割佔為殖民地的兩個地方。但他們的殖民地統治歷史卻頗有不同。

日人據台時,台灣人口已在四百萬人上下,有完整的、成熟的地主佃農體制為骨幹的社會。一八四○年代開港後,發展了一定的半殖民地商人、作坊經濟和外向型商品農業。而以宗族、祖籍地、宗教為中心聚合的社會紐帶鞏固化,以儒學、科舉為中心的中國文化結構形成了。因此,割台以後,以地方豪強和農民武裝游擊為主的反割台、抗日鬥爭長達二十年(一八九五至一九一五),而一九二○年代中期後現代反日民族・民主運動,以「台灣文化協會」、「民眾黨」、「農民組合」(農民工會)、「台灣共產黨」等從右到左不同光譜的反日鬥爭愈演愈烈,直到一九三一年日帝發動「九一八」事變侵奪我國東北時,才被全面鎮壓下去。但嗣後曲折、艱苦的抵抗、特別是在文學領域上,直至一九四三年還負嵎頑抗。在「皇民文學」的壓迫下,真正投降為日帝寫過損害民族的作家,也不過兩三人,沒有出現若在日本、朝鮮的大批(甚至包括原屬左翼的作家)「轉向」軍國主義文學的作家。

一九四五年台灣光復,台灣作家和文化人立刻自覺地展開殖民地文化意識的自我清算,自覺地提出清除殖民地遺毒,進行「良性的中國化」以光復後眼見的國民黨貪污、腐敗為「惡性中國化」,後來又逐漸瞻望大陸內戰,戰前優秀的作家簡國賢、呂赫若和朱點人等潛入地下黨,於五○年代大肅清中犧牲。

相形之下,英人據港時,香港是人口不滿八、九百人的漁村。英人開埠,主要目的在經營一個商港,和日本之據台旨在使台灣成為日本獨佔資本的循環、再生產和積累的工具(原料、食糧的供應地和日本工業商品的傾銷市場)不同,統治和反抗的構造自不相同。香港歷代移民,初期則謀生營商、逃荒、四○年代末為內戰難民、和六○年代大陸社會動亂時的難民等幾波。當然,英帝佔領香港時,港人似也有過規模小、時間短的,以宗族為中心的反佔領武裝鬥爭。二○年代中期有英勇的「省港大罷工」 ,六○年代中期有過激進的「反英抗暴」,三○年和四○年代有抗日游擊活動和躲避國民黨法西斯壓迫的「南來」左翼文人和反國民黨民主黨派人士。但較台灣在殖民統治下的長期民族・民主運動發展了現代民族啟蒙和文學運動,激發和鞏固民族意識者有所不同。

一九四五年,英帝在美國支持下,迫使蔣介石放棄收回香港,使英國繼續領有香港,並利用大量湧港的困危難民的廉價勞動力、最早發展加工出口經濟,逐漸和台灣一樣成為「新興工業化經濟」式的「亞洲四龍」。

至此,台灣和香港基本上走到了一起。冷戰體系下,台灣政治經過五○年代的清洗,不但切斷、粉碎了「去殖民化」的反思,反而在美國干涉下的民族分裂對峙下,使台灣成為美國新帝國主義下的新殖民地,建立了對美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思想、意識形態的依附,並且在極端反共意識形態中,發展了民族兩岸的憎惡,反目和對峙。八○年代,國民黨流亡集團的權力自然式微,反民族的「台灣獨立」思潮上升為主潮。

香港在戰後延長的殖民體制下的加工出口經濟成長,加上五○年代後大批「反共難民」成為中堅在港人口。而不同於台灣。香港人一般地可以往返大陸與香港,目睹經濟發展的格差和六○年代的文革,八○年代末的北京風波,加上親英(西方)精英的增殖,九七回歸前竟而激起了恐共離港潮,和台灣光復時一時的「歡天喜地」形成對比。而回歸後,基本上沒有政治、思想、社會、歷史、文化和意識形態的「回歸後」反思,在行政上、教育和文化上也沒有去殖民政策與方針。而回歸後特區執政團隊的弱質,都增加而不是減少和消彌了港人對大陸、對「中央」的不信賴,甚至反抗。

「殖民地後」的清理,是戰後世界史的共同問題。「後殖民批判」的內容中。前殖民地人「祖國喪失」和認同的「白癡化」,成為殖民主義遺留下來的深刻傷痕的問題,佔有重要地位。而在這個意義上,鄧小平說的「港人治港,是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高度自治、是香港特區在中央授權下的高度自治」之論,如果把「愛國者」和殖民時代「合作精英」相對立而論,就不是當前泛民主犬儒主義者所能輕易嗤之以鼻的說法了。

香港的「民主派」和特區政府背後的豪商資產階級的對立,台灣「藍」、「綠」的鬥爭,都是兩地右派、保守派間的政治鬥爭。港台兩地進步勢力的邊緣化和弱體化,使民眾失去第三個真正的民眾的民主主義勢力的選項,才是癥結所在。發展反保守右派的進步力量,也許是台、港兩地當務之急。實際上,台灣和香港的今天,已不存在爭取「民主」的議題,只存在進步和保守右傾之間的矛盾。在解嚴後和特區化後的台灣與香港,所謂爭民主、自由、人權,都是假的議題。人們必須對民主主義從新定義──強調社會正義,經濟的民主和弱小者在社會壓迫下爭取自由,從而把「民主」、「自由」、「人權」的口號和旗幟,從偽善的「自由主義」資產階級手中奪回到廣大民眾的手中。

二○○四年七月八日 深圳

(本文原載於陳映真主編,《爪痕與文學: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2004年・秋)》,台北:人間出版社,頁149-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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