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載於觀察者網,由於無法聯絡作者,本文未經作者同意轉載。】

打开中国的报刊、杂志、书籍和网站,大肆诋毁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言论俯拾皆是,全方位赞扬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文章与书籍充斥着文化市场的各个角落。在这场关乎国家民族前途与命运的舆论战中,那些站在最前沿大肆鼓吹与宣扬西方优越论与资本主义优越论的,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

这种时代的大趋势彻底地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和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在一片崇洋媚外的鼓噪声中,我陷入了思想混乱的信仰危机,从一个甘愿为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奋斗终生的共产主义者,变成了为西方资本主义大唱赞歌的自由主义者。这一思想转变最终促使我放弃在祖国的大好前程,怀着对西方民主、自由、人权的热烈仰慕之情,来到了向往已久的西方“乐土”。

然而,百闻不如一见。在西方生活的十多年间,我亲眼见证了无数各国移民以及西方普通百姓的凄惨生活状况。我本人在西方的悲惨遭遇更是迫使我不得不对“姓资”与“姓社”的问题进行痛苦的再思考。我惊讶地发现西方大多数知识分子特别是精英分子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最坚定的批判者与社会主义制度最忠诚的拥护者。Alan Kahan 在《思想与金钱: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之间的战争》(Mind vs Money: The War between intellectuals and Capitalism)中指出,在过去的二千五百多年中只有1730年至1830年这一百年间,西方知识分子赞同金钱、商业、牟利等资本主义活动。在绝大多数时间里绝大多数西方知识分子,如柏拉图、亚里斯多德、爱因斯坦、罗素、肖伯纳、罗曼‧罗兰、萨特、乔姆斯基等都是资本主义及其所代表的世界体系与价值观念的最强硬的反对者。作为西方历史上社会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的马克思主义也是诞生于西方的一种学术思潮与政治理论。欧洲是当之无愧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策源地,为早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了大批英雄豪杰,卢森堡与李卜克内西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用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就爆发在欧洲名城彼得格勒,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传统上也是一个欧洲国家。

当我意识到西方知识分子中占压倒性优势的左倾倾向后,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边倒的右倾倾向开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中国的知识精英们既然整天鼓吹全盘西化,他们就应该以身作则、从我做起,向西方的知识精英学习,大声为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鼓与呼, 而不是为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制度唱赞歌。我惊讶于那些大力叫嚣着让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与西方“普世价值”接轨的中国知识分子们,自己为何不身体力行地与西方精英知识分子接轨呢?

为了搞清这个问题,我决定首先求之于反躬自省。我不断地反问自己:当我在中国的文化部门学习工作的时候,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我放弃马克思主义立场的呢?我希望这样的自我反思或许会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由化倾向,因为我的经历在中国知识分子中是相当有代表性的。经过一番深思,我认定我的思想转变主要是基于我对中国社会广泛存在的贪污腐败、行贿受贿、拍马屁、走后门等社会不公的强烈不满。这些不公正现象动摇了我的共产主义信念,随之而来的强烈渴望填补的信仰真空,使我逐渐倒向了疯狂袭来的右倾翻案风。最初,我对公知们的宣传还是将信将疑,因为我的大脑还无法完全清除童年时期所受到的关于资本主义腐朽、冷酷的深刻印象。直到1997年当我作为耶鲁大学访问学者初次踏上美国的国土时,我对西方和西方人还是抱着相当强烈的戒备心理。但是,这次短暂的美国之行彻底改变了我对西方世界的看法。在美国我看到的是令我心驰神往的强大的精神文明,我被美国人的文明有礼所深深震撼,我觉得美国人个个都是活雷锋,我惊叹这才是真正的礼仪之邦。我被西方文明彻底征服了,从此我成了西方文化的自愿传播者。我渴望象西方人一样生活,我再也无法忍受“野蛮”“落后”的中国,最后终于毅然投奔西方“民主”世界而去。

然而,当我在西方生活了多年,并亲身经历了种种难以与人言的磨难与痛苦之后,我渐渐看到了西方社会的诸多黑暗面。我看到了西方人隐藏在彬彬有礼的外表之下的自私与残忍,也看到了西方国家隐蔽在法律与秩序之下的混乱与无序,更看到了西方社会在民主与人权旗号的掩护之下所潜藏着的巨大不公与不义。这些令我震惊不已的社会不公,比我在中国所见到的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若不是亲眼所见,我简直无法相信人心竟可以如此邪恶、社会竟可以如此丑陋。如果说,中国大量存在的社会不公是造成我转向资本主义的始作俑者,那么,西方更大程度更大范围存在的社会不公则是促使我回归社会主义的原动力。很多海外华人也都有着与我类似的心路历程。加拿大华人“秋念11”在《 不出国,不爱国》一文中说,“如果时间不长,人人会被老外彬彬有礼所征服,比如作家王旭,早年来混绿卡,呆了一阵,感觉好的不行,做文赞颂,但如果十年,或者二十年草根生活之后,知道了白人这主,哪个会爱他们!…… 偶早说过:在美反美,在华反华。焦国标这主,如果丢到美国20年,一定会成为一个反美分子。偶出国以前,喊着:要出国,偶受够了!出不成国,偶就是另外一个焦国标了。其实焦国标不需要二十年,只要像赵燕一样被打一顿,两个小时,立马立场就是180度了。哪里需要去做美军导弹下的亡魂呢?”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只有在货比两家之后,才会深切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无可否认,中国社会还存在很多亟待解决的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这些问题主要来自历史上所遗留下来的旧的社会制度与风俗习惯以及在探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中所出现的难以避免的失误。当今中国广泛存在的社会不公是完全违背社会主义根本原则的,因而必将随着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与发展而逐渐消失。但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问题则来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资本主义制度正常运行的自然产物。因为这些社会不公是资产阶级及其代理人所要刻意维护的,所以不可能在资本主义制度的范围内得到解决,反而会随着资本主义晚期急剧加深的内外矛盾而日趋严峻。在这样的两相比较之下,我义无反顾地选择了中国的社会主义。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之处在于,由于缺乏两种社会制度的深度对比,他们无法充分认识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虽然有着种种不尽人意之处,却是一种代表人类未来发展方向的、更加优越的社会制度。视野局限于中国社会各种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由于缺乏历史的、全面的、发展的、世界的和比较的眼光,不仅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无比优越性,也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给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带来的巨大现实利益,甚至看不到自己所属的知识分子群体自身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受益者之一。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分子大都来自中上阶层的状况完全相反,当代中国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来自社会中下层。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这场社会主义革命让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人民群众翻身解放,才使工人农民子弟中的勤奋好学者也有机会受到中国最好的教育。一个加拿大白人医生感叹象我这样生长在社会底层的人居然能够拿到中国顶级名校的博士学位并且毕业后在国家级的研究机构工作,他认为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出国前我一直以为我的成功是我个人努力的结果,现在我才明白如果没有社会主义所提供的制度保证,任何个人努力都不能使我摆脱象我的祖辈一样在社会底层苦苦挣扎的悲惨命运。只有在消除了剥削与压迫的社会主义制度下,千千万万个工人农民的子弟才能够通过个人努力与平等竞争进入大学学习深造。不仅如此,社会主义国家还免费供他们读大学、硕士、博士,将他们培养成各行各业的专家学家,充分保障他们学有所用,按照他们的教育程度付给他们相应的劳动报酬,保证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由于他们掌握知识,社会将他们视作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人才,给与他们较高的社会地位与政治地位。为了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不仅给他们提供免费住房或住房补贴,就连配偶户口就业与子女入托入学等现实问题,都在国家解决的范围之列。所有这一切被中国知识分子视作理所当然的待遇,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下根本就是不可想象的!

资本主义制度不为知识分子提供任何就业保障,西方国家的知识分子必须在异常残酷的就业市场上独自承受自由市场的严酷洗礼。在被市场这只无形之手百般蹂躏、戏弄之后,绝大多数人身心俱疲。中南大学文学院副院长阎真教授在其纪实性文学《白雪红尘》中回顾了自己在加拿大探亲、留学期间的悲惨境遇。超乎想象的求职艰辛让他心生自己“一钱不值,窝囊”之感,觉得自己“人都是个废人了”。虽然好不容易在餐厅找了个聊以糊口的工作,仍然面临随时被解雇的风险。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他感到“几千几万斤压在身上,我都觉得腰要折了神经要断了”。更悲惨的是精神上的巨大痛苦,硕士博士们一二十年如一日寒窗苦读所学的知识不能用以谋生,又身无其它长技,在申请低级职位时反而竞争不过有着丰富体力劳动经验与技能的初高中毕业生。即使在餐厅打工、在屠宰厂杀鸡,面对低学历人的领导、排挤、嘲笑与凌辱,他们也只有忍辱负重。个中苦楚,谁人能够体会?他们所受的教育、所学的知识,非但不能给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反而令他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痛苦与艰难。如此残酷、荒诞的现实,使得阎真身心饱受摧残,自尊心、自信心丧失殆尽,精神几至崩溃。他在书中写道“内心挣扎使我简直要发狂,我感到了神经由于过度紧张而快要崩裂。我想象着大脑中那根细细的肉质的线,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这样度日如年的生活使他感到在“这里再多呆一年,我得不得神经病也难说”。 三年之后看不到任何出头之日的阎真再也无法忍受这种非人的生活折磨,毅然放弃绿卡,回到祖国温暖的怀抱。在社会主义制度所提供的就业保障下,阎真得以摆脱为生计奔波的厄运,一心专注于学术研究。他撰写的文章、书籍获奖无数,目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

阎真在中加两国截然不同的人生际遇,绝对不能被单纯理解为种族歧视与文化适应的问题,而是真实地反映了两种社会制度下知识分子的不同命运。失业与贫穷绝非有色人种与移民的特权,即使是土生土长的白人知识分子也无法逃脱厄运。

出于自由竞争的需要以及教育产业化所造成的受教育人口过剩,发达国家的知识分子早已加入了日益庞大的失业大军。很多卓有成就的西方科学家、艺术家都饱尝失业的辛酸与无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约翰∙纳什博士及三次获得奥斯卡奖的著名电影导演李安都曾长期闲赋在家。The American Interest 戏称自然科学博士学位是通往失业的一条新途径。更加残酷的是,有时它还是通往死亡的一条新途径。2013年1月27日,三十一岁的英国人Philip Eilliott在伦敦跳楼自杀。这位风华正茂的物理学博士毕业后只能在一家电话中心屈就,他因无法接受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而毅然走上了不归路。其实,不管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博士学位都越来越成为一条通往失业与贫穷的新途径。根据该文援引的统计数字,25% 的工科博士、40%的文科博士及 75%的理科博士毕业后找不到正式工作。2012年5月一篇题为《如今博士也领食品券》(The Ph.D. Now Comes with Food Stamps ) 的文章爆出大量美国博士毕业生包括大学教师领取政府福利的惊人内幕。文章说在2007至2010年间领取福利救济的硕士学位获得者从101,682人增至293,029人,博士学位获得者从9,776人增至33,655人。文章称还有很多大学教师因为薪资太低也不得不靠政府福利度日。四十三岁的美国大学历史教师Melissa Bruninga-Matteau博士每月工资只有区区九百美元,但是光房租一项每月就要花去七百五十美元,迫使她不得不屈辱地靠领取政府救济为生。

更有很多硕士博士被迫从事清洁、保安及餐馆等低级体力劳动,造成人才与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据美国劳动统计局公布的数字,美国有5,057个博士从事清洁工作。在西方社会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其中不乏为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作出卓越贡献的人士。被称作诺贝尔化学奖奠基人的美国人Douglas Prasher由于失业的打击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为了养家糊口竟成了一名拿着最低工资的司机,落得个债务缠身的悲惨命运。这种理想与现实、付出与收获之间的巨大落差沉重打击了知识分子的自尊心、自信心、幸福感与满足感。我有一个叫Tim的德裔加拿大朋友,名牌大学建筑工程硕士毕业,也一直从事朝不保夕的装修维修等体力劳动。他的大学教授曾经在课堂上说,他们这些学习建筑的学生中,将有三分之一的人不能完成学位,剩下的人中将有三分之一找不到专业工作,再剩下的人中另有三分之一日后将因各种原因离开建筑行业。聪明伶俐、勤奋好学的Tim顺利完成学位,经过一番波折之后总算找到了一份专业工作,到最后却终因无法应对复杂的办公室政治而成了被迫离开建筑行业的那三分之一。金发碧眼、高大英俊又心地善良的Tim至今仍靠领取政府福利及打零工维生,虽已年过五旬却仍孑然一身,既无妻儿又无房产。拜资本主义制度之赐,他成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无产者。那根在阎真大脑中由于他最终选择回国而没有断裂的“细细的肉质的线”,却在Tim的脑中“渐渐地拉紧再拉紧,临到极限,终于在一瞬间断裂,发出一声轻微的脆响。然后,大脑中只剩下黑洞洞的一个空间。”面对如此凄惨的人生悲剧,我常常想,如果Tim生在社会主义的中国或者他的父母当年选择留在东德,他将会有着怎样截然不同的命运呀!当我在中国从事学术研究的时候,我接触的西方知识分子大都是哈佛、耶鲁等西方名牌大学的知名教授。当时我非常羡慕他们极其优越的工作条件与生活条件,但是我却不知道他们都出身于怎样的社会阶层,不知道为了得到这一职位他们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也不知道西方社会还有更多的象Tim一样在社会底层为生计苦苦奔波的知识分子,更没有想到有朝一日当我满怀憧憬投奔西方自由世界后,我本人也会落到如此悲惨的境地。

学习实用的建筑专业且对资本主义制度不构成任何威胁的知识分子命运尚且如此多舛,不但无法为资本家赚钱,反而以批判现存社会秩序为己任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分子则注定要经历更多的人生苦难。曾获美国全国图书奖及普利策奖提名的美国著名诗人艾伦‧金斯伯格一生就饱经磨难,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因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一直居无定所,曾做过各种短工,甚至坐过监牢,进过精神病院。他的成名作《嚎叫》是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知识分子悲惨命运的血泪控诉:

我看见这一代最杰出的头脑毁于疯狂,挨着饿歇斯底里浑身赤裸,拖着自己走过黎明时分的黑人街巷寻找狠命的一剂,

天使般圣洁的西卜斯特渴望与黑夜机械中那星光闪烁的发电机沟通古朴的美妙关系,

他们贫穷衣衫破旧双眼深陷昏昏然在冷水公寓那超越自然的黑暗中吸着烟飘浮过城市上空冥思爵士乐章彻夜不眠,

他们在高架铁轨下对上苍袒露真情,发现默罕默德的天使们灯火通明的住宅屋顶上摇摇欲坠,

他们睁着闪亮的冷眼进出大学,在研究战争的学者群中幻遇阿肯色和布莱克启示的悲剧……

金斯伯格在另一首名叫《卡迪什》的诗歌中详尽描述了从俄罗斯移民到美国的母亲Naomi在“吃了美国第一个有毒的西红柿”之后,被“有毒的金钱——神秘的资本主义”折磨至精神失常的惨状。诗人愤怒地质问“这是什么生活?”难道这就是公知们自己朝思梦想的生活吗?难道这就是公知们想要强加于中国人民的生活吗?当我看到那些在中国不肯向权力低下的高贵的头颅,却不得不在资本家面前无奈地垂下;当我看到那些在中国不愿通过溜须拍马而青云直上的高洁之士,却不得不为保住一个极其低微的职位而奴颜卑膝,我的良心再也不允许我继续为西方资本主义点赞。面对大量西方知识分子不得不为五斗米折腰、人格被侮辱、尊严被践踏的凄惨生活状况,我不能不从内心深处发出一声声怒吼,诅咒这个造成千百万人悲惨命运的可恶的社会制度。在这个制度之下,就连人类之中最有知识的人群也不能享受最基本的生存保障,就连人类之中最骄傲的群体也不敢渴求最基本的人格尊严!

真正的知识分子与资本主义制度必然是水火不能相容的。资本家注重物质生活享受的人生目标与知识分子专注于心灵安宁的人生追求有着天壤之别。资本家谋求个人私利的自私本性与知识分子追求客观真理的崇高使命可谓南辕北辙。资本家倾力维护现存剥削制度的保守意愿与知识分子批判社会不公、推动人类进步的社会理想更是背道而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有从事那些能够帮助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职业才能兴旺发达。但是,为探索自然界规律及为人类长远利益服务的科学研究,则由于投资大见效慢等特点而很少有人问津。人文学者致力于社会发展进步与人类终极幸福的艰辛求索,在只知赚钱享乐的资本家眼中自然更是无能之辈的无用之举。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资产阶级为了吃喝嫖赌可以一掷千金,却绝不愿意为科学艺术有所投入。与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完全相反,在以金钱为衡量一切价值标准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百无一用是书生。因此,凡是对西方社会有着比较深入、透彻了解的知识分子,都无法为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歌功颂德。那些在中国极力美化西方的公知们之所以对西方赞美有加,正是由于缺乏在西方长期生活工作的人生经历而无法深刻洞察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端。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社会深层了解不足的知识结构性缺陷,导致他们对西方社会和资本主义制度的误读。正如美国著名历史学家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中国知识分子并不了解真实的西方,他们只是“制造了一个浪漫化的‘西方’来让中国模仿”。

不仅是在国内纸上谈兵的中国知识分子,就连很多海外华人对所居住的西方国家也不甚了解。他们中的很多人只是看到西方社会最表层的文明,却看不到隐藏于西方社会深层的种种丑恶。在西方的中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理工科毕业,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知识与修养较差,甚至对此毫无兴趣,根本不具备全面客观了解西方社会的知识基础。在实用主义的影响下,中国人留学也好移民也罢,目的都是为了追求更好的个人生活,所以他们在选择工作和专业时,选的都是比较好找工作或工资待遇比较高的职业。因此,他们也就不可能看到普通西方百姓特别是底层人民的真实生活状况。为了在激烈竞争的异国他乡安身立命,他们在选择职业时还往往扬长避短地尽量选择那些与机器和数据打交道的职业,而不是选择对英语能力与西方社会知识要求较高的与人打交道的职业,更极少有人有兴趣去认真了解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状况。他们人在西方,却生活在中文环境里,与外语的电视、广播、报纸、网站基本绝缘,也很少与西方人有工作以外的较深的个人交往,更不会去接触西方国家的精英分子与持不同政见者。在这种生活方式下,他们即使在西方生活一辈子,对西方社会的状况也是不甚了了,从而向国内的亲友介绍了一个虚假的西方。《你所不了解的西方故事》的作者英国教授戴雨果在接受央视采访时也谈到很多中国留学生觉得西方什么都好,却对自己国家有诸多不满,是由于他们对西方社会了解有限。他认为如果他们能够深入思考,加深对西方社会的了解,就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的确,只有那些认真了解西方、研究西方的人,才能洞悉西方社会真相。

苏联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也走过一段同样的弯路,他们也曾象中国知识分子一样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美国学者大卫‧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研究苏联解体问题时注意到了苏联知识分子中的亲西方倾向,也惊讶于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苏联知识分子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他们在《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他们指出“苏联体制耗费了大量资源,为知识分子们创造了舒适的条件。苏联的作家没必要为了自己的处女作成功发表而饱受冷板凳之苦,学者们也没必要害怕会在学术兼职的苦海中,在薪金微薄的教学工作中迷失自己,难道苏联的知识分子在选择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时,为了心灵的自由而忘了自己的物质利益?不,许许多多的苏联知识分子根本就不认为国家社会主义为他们创造了优越的物质条件。在他们看来,他们的物质条件不管是在绝对的意义上,还是相对的意义上,都要比生活于资本主义西方的知识分子糟糕许多倍,虽然可以免受市场风险的干扰,虽然一般来说工作条件还算不错…… 苏联知识分子不正确地看到,有成就的知识分子的物质条件,一般来说,在西方的资本主义中比在苏联的国家社会主义中要高。有人还特别看重西方知识分子致富的机遇。最有成就的西方作家、艺术家和演员能够聚敛到大量个人财富,而这是国家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个人想都不敢想的。随着80年代后期与西方的接触越来越多,苏联知识分子越来越乐意会见的,就是那些最有成就的西方知识分子,由此得到的有关西方这一群体的平均生活水平的印象,也就越来越歪曲。……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在1992年俄罗斯开始的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快速转变的过程中,最大的损失者要算知识分子,他们一夜之间掉入了自由市场的冰窟窿,因为他们原先的国家支撑体系转眼间已分崩离析。”[ 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Pp.91-92]

苏联知识分子在成功地砸了共产党的锅之后,也就彻底砸烂了广大劳动人民包括自己赖以为生的饭碗。我爱人的父母都是在前苏联国家光学研究院工作的科学家,对共产党也是颇有微词。苏联解体后为了与西方资本主义接轨,大量无法为资本家赚钱的研究机构被裁撤、大批研究人员被遣散。在这种时代大背景下,他们也先后被工作了长达十多年之久的工作单位解聘,这使他们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业的滋味。他们被告知说他们从此自由了,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伴随着这种自由而来的将是异常动荡的为生存而奔波劳苦的后半生。他们从此不得不被迫全力投入到残酷的生存竞争之中。为了维生他们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却再也没有能够从事心爱的学术研究。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可以想见,中国一旦不幸如公知们所愿发生资本主义复辟,公知们自己很可能就是最大的受害者,故在此恳请公知们不要象苏联知识分子一样害人害己。如果公知们非要砸掉自己的饭碗,完全可以通过移民西方的方式轻易实现这一愿望,但是公知们没有权利砸掉中国工人阶级用千百万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铁饭碗。

莫里斯‧迈斯纳在谈到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认识误区时曾与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做过对比研究。他发现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虽然也主张学习西方,但他们在高度赞赏西方民主与科学的同时,亦深刻意识到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弊端,因而能够识别西方国家内部进步势力与反动势力之间的区别,从而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他们虽然仰慕西方发达国家在物质上和文化上所取得的成就,但他们对西方文明的拥抱并不包括与西方科学和民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普遍认为社会主义所代表的才是最先进的西方现代文化。遗憾的是,几十年后的今天,当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却忽视了西方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所充当的既是压迫者也是先生的矛盾角色,将西方帝国主义长期压迫中国的历史淡化为落后的“黄色文明”与先进的“蓝色文明”之间的文化冲突。在对帝国主义问题上认识的失误,最终导致了他们在对资本主义问题上认识的失误。[ 莫里斯∙迈斯纳《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Pp.495-496]

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以精英自居,自以为掌握了西方先进文化,却对真正的西方社会、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精英文化知之甚少。这种无知导致他们大肆吹捧西方的一切,从而不自觉地在国际上成了西方反动、保守势力的代言人,在中国成了汉奸、买办和卖国贼的帮凶。与此相反,五四时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大都胸怀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的豪情壮志,他们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为了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文化知识。他们出国后努力接触西方、了解西方、学习西方。他们本着学习西方的目的而来,却在不经意间发现了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所以,很多起先积极鼓吹西学的人,在深入了解西方社会后都对西方持愈意强烈的批判态度。有些人回归中学,如被称作睁眼看世界第一人的严复对自己早年译介西学的行为深感懊悔,他认为西方“彼族三百年来之进化,只做到利己杀人寡廉鲜耻八个字”,“欧洲三百年科学,尽作驱禽食肉看”, 而“回观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泽被寰区”。另有一些知识分子经过苦苦思索、探寻,对西方文化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得出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科学结论,意图将中国带上社会发展的快车道。通过选择马克思主义,这些中国知识分子实现了与西方最先进文化的接轨。

【李建宏是中國人民大學博士,曾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從事歷史研究,現在是加拿大政府公務員】

原載鏈結 http://www.cwzg.cn/html/2016/tongyouchawei_0109/26102.html

廣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