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新聞報道看見港澳辦主任王光亞說,中央部門同意無回鄉證的反對派人士可重新申請證件回內地,心中一陣激動。想起一個月前接到中聯辦信訪處電話,回覆我較早前請求幫助的信件,告知我在公安部門沒有記錄,可以按正常途徑申請回鄉證。政治敏感的土茯苓說兩件事可能有關,甚至與我那封信有關。我覺得自己只是個微不足道小人物,無權無勢無背景也無網絡,不屬於任何團體,日理萬機的中央不會看我這信,即使看了也不會如此重視;我猜想大概是另外有些人剛好在這段時期向中央反映(王光亞是在接見「幫港出聲」時說這番話),所以兩件事純屬巧合。

接到中聯辦電話那天我剛好剃短了頭髮,為免日後過關麻煩,現正等待頭髮恢復一點長度才去中旅社拍照、辦手續。本來不打算就昨天的新聞說什麼,但看見一眾泛民議員紛紛表示這是中央統戰的政治手段,不屑或不會拿回鄉證,李卓人更將中央這個舉動貶斥為「卑劣手段」,心中不禁氣憤難平。我無法求證、也不想求證自己的信與中央部門的改變是否有關,只能把原信(刪除個人電話號碼後)一字不改地放在這裡,以事實說話。

寫完上面這兩段,我開始覺得土茯苓也許是對的,有可能中聯辦/港澳辦看過我這信後,認為香港有些「反對派」可以被統戰,於是向「幫港出聲」說那番話。即使真是這樣,我也沒有意見。我很高興能夠再次申請回鄉證,期待於濶別 23 年後再次踏足神州大地,探親訪友,感受、認識袓國的發展。

尊敬的中聯辦信訪處負責人女士、先生、小姐:

您們好。

我有一困難請求幫忙:1996 年我經羅湖回鄉,在海關被公安沒收回鄉證,理由是 1993 年我在西安被控四項政治罪。我沒有犯下那些罪,但公安不聽我申訴。2001 年我去中國旅行社申請回鄉證,遞交了申請表和費用,幾週後被退回。現在我在廣州的姨媽和姨丈都八十多歲了,身體不好,他們曾經在我少年時代幫過我們一家,我很想回去探望他們,希望您們幫我重新申請回鄉證。

我 1964 年在廣州出生,1982 年跟隨母親移居來港,在中資機構基層打工,利用假期回大陸旅行,親身感受少年時期從書本和電影看到的袓國大地,也希望將來完成照顧母親和家庭的責任後,能夠回大陸生活。1989 年我考進香港中文大學,1993 年春跟隨一批香港大學生參加新華社的「親情獻故鄉」活動,去西安農村做婦女健康服務。活動中認識了一個北京大學的舊生,他曾因參加悼念六四的活動而坐牢,慫恿我在香港找些大學生去北京作非正式交流。我同情他,也想讓香港年輕人認識袓國,便邀請身邊幾位年輕朋友趁暑假赴京,沒想到那北大舊生在北京高校到處宣傳說香港的大學生將會在六四當天公開座談民主,這不是我的原意,對此也不知情,結果抵京當晚就被公安監視。交流不成,我們在京遊玩幾天,讓香港年輕人感受一下首都的宏大。同年暑假我去西安探望先前結識的當地朋友,到埗後被公安扣留審查,我非常合作,詳盡回答公安提出的疑問;期間公安領導告訴我,那個北大舊生對他們說我是香港支聯會的成員,我很驚訝,如實回答:我在香港從不參加支聯會活動,與支聯會也沒有任何關係。後來那個北大舊生親口告訴我:他是因為想去美國、要爭取表現而向公安作出誣告。我相信公安部門會實事求是地處理,但他們還是宣判我四項罪名,趕我回香港。回港後西安朋友通過長途電話轉告我:公安說三年之內不能回大陸。於是我等到 1996 年才再回鄉,卻在羅湖海關被沒收了回鄉證。

回想當年,我同情、信任那個北大舊生是錯誤的,但是我不反黨,也沒做過違反國家法律的事情。唸大學前我夢想回國生活,唸大學後我很想為袓國出一分力。二十多年來,我雖然只是個普通的文化工作者,但始終要求自己的工作對香港和中國人民的幸福有所裨益。現在袓國富強繁榮,我衷心感到自豪和高興。希望您們能夠明察秋毫,稟公處理,幫我重新取得回鄉證,與廣州的親友團聚。非常感謝!

附上香港身分證及特區護照副本供參考。如有進一步問題,請隨時聯絡我,電話 9xxxxxxx。

2016 年 7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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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界谷埔,東江縱隊抗日舊戰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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