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近日接連有朋友在臉書上分享美國耶魯大學人類學家蕭鳳霞在《端傳媒》《明報》的訪問,好不熱鬧。因久仰Helen Siu大名,也因為其研究興趣在中國農村,我虛心讀其訪問。然而,虛心歸虛心,看到蕭教授在訪問一開始便形容自己為「站在邊緣的他者」,又自稱「離經叛道」,不禁有點疑惑:如果在美國長春藤大學當大教授的也算是「邊緣的他者」,「離經叛道」,那麼世上真正的邊緣、真正的他者還有地可容嗎?

懷著這個疑問,我繼續讀其訪問。蕭教授稱,她不是站在中國的中心觀察中國。而是站在「於中國歷史上的帝國空間中長期被視為邊陲和具有顛覆性」的華南,觀察研究中國。上世紀70年代,蕭教授便跑到廣東農村「找革命」。可是,她眼中的廣東農村只有貧窮和封閉,「全國一片紅」,「生活一點顏色也沒有」。198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她到了廣東的小城鎮去找「市場新動力、商業復興」,但沒有找到:廣東既「沒有商業復興,也沒有私營部門」,只讓蕭鳳霞找到太子黨和賣貨郎。到了1990年代,她又到了中國的大城市尋找「現代性」,但又是沒有找到,看到的是越來越嚴峻的社會分化。

訪問中,蕭鳯霞提到她在八九‧六四後出版的《犁溝:農民、知識分子與國家》。書中附錄只放了一張照片,是她的一位攝影師朋友1976年在北京拍攝的。據蕭教授的詮釋,那位上訪老人,「衣衫襤褸,風霜憔悴,但他的胸前掛著三個奪人眼球的毛澤東大像——讓老人感到自豪、給他庇佑的東西,恰恰是將他置於如此慘境的緣由」。然後,她總結道:「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好像中國的農民一樣……既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創造者,也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受害者。」

問題來了。蕭教授憑什麼得出此一結論:「讓老人感到自豪、給他庇佑的東西,恰恰是將他置於如此慘境的緣由」?作為人類學家,蕭教授跟老人說了話嗎?她有讓老人說話嗎?憑什麼她認為老人——以至中國的農民和知識分子——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受害者?那是因為中國「一片紅」,「沒有商業復興,也沒有私營部門」,更沒有「現代性」嗎?

中國「一片紅」,「沒有商業復興,也沒有私營部門」,復沒有「現代性」,讓蕭教授認為中國的農民與知識分子「因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受害」,並不能夠說明中國的農民或知識分子的任何具體狀況,因為蕭教授連讓對象說話的基本要求也沒能做到。她的結論最能夠說明的,倒是她的世界觀:根據這個世界觀,中國應該「去赤化」,讓商業復興,讓私營部門主導經濟,也應該建立「現代性」。

蕭鳳霞認為,她從華南看中國,就等於站在邊緣看中心。但如果我們響應她的呼籲,不僅把眼光局限於華南,「走出世界」,我們就會輕易看到,包含在她的世界觀裡的中國觀,實質上是站在中心看「邊緣」:更具體地說,是站在全球資本主義中心,以跨國資產階級的眼光來看待沒有全面納入全球資本主義生產體系的中國和中國人民,特別是農民。在這種充滿權力不平等的眼光裡,農民黎民不能說話,而只能是跨國精英眼中的「受害者」,或尚未「現代化」的愚民(在蕭鳯霞的話語裡,是「自己的理想和世界觀的受害者」,是把加害者頭像掛在胸前的悲慘老人)。

從事多年華南田野研究的蕭鳯霞說自己不是一個研究香港的學者,對香港「只有路人的觀察」,但這已足以讓她把雨傘運動介紹給西方的觀眾與讀者,播放何韻詩和Beyond的歌,讓人感動流涕。

看到研究華南農村的人類學者在西方如此感性推銷香港,如此賣力推動香港加入普世價值的大家庭,我不禁想起自己寫過、研究過的點滴。

2008至2014年,我從事博士論文研究,「田野」位於香港大嶼山梅窩,研究的命題正是全球資本主義發展下的「邊陲」。兩年前、即雨傘運動剛過、我也臨別梅窩之際,寫了以下的文字

梅窩近年的發展,與整個香港以至全球資本主義發展息息相關。梅窩地方雖小,但正由於它地小,而且還沒有全面進入 「現代化」的地步,社會關係以及人際接觸往往很直接,比起市區大部分高度管理的空間,這裡的權力關係常常赤裸地顯露出來。接近十年的生活與觀察,讓我很具體地看到資本的滲透:既滲透空間,也滲透到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當中。隨著近年本地及外籍資產階級大舉遷入梅窩、貝澳、長沙等南大嶼山一帶地方,跨國資本主義及其對本土的衝擊,對我來說並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很具體、很活生生的體驗。「文明」及其背後的秩序,包括衛生現代化、語言、法律、程序等等,一旦進入社會關係,如何以「進步」之名去壓迫被視為「落後」與「野蠻」的群體,對我來說也是有血有肉的霸權建立過程。

梅窩研究這個底景,也讓我看到目下香港種種關於「國際標準」、「普世價值」的論調,在論述及實質層面上的推進,勢將加速、加深跨國資本主義在香港的進程,真正的本土空間只會進一步被蠶食。占中在去年九月底啟動之後,我因為拒絕支持「群眾」而旋即被批評為「離地」、「高高在上」。然而,至少在這一點上,我確切知道,我對占領運動的想法絕非因為離地或高高在上。反之,在梅窩的在地生活與研究,讓我看到瀰漫香港的所謂「本土民主」呼聲絕非真正的本土,更非民主,而是訴諸香港人對大陸以至共產主義的恐懼抗拒情緒的民粹右翼運動,背靠的是資本帝國主義霸權。

論文其中一章是關於衛生現代性。當時梅窩正興建中央排污系統,以取代鄉村化糞池。由政府官員、跨國資產階級到本地中產階級,其關於衛生與現代性的論述,在在反映了全球資本主義秩序對本土鄉民的蔑視。「全球化作為過程」,在「衛生現代化」的旗號之下,也是企圖將一切本土「污垢」清除的過程,以便資本在全球每一個角落更無縫地攫取利益。

謹以拙文回應蕭鳳霞這片香港的田野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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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特區政府環境保護署(環保署)的推動之下,自2009年起,位於大嶼山南隅的鄉村城鎮梅窩,全面興建中央排污系統,以收集、處理家居污水及糞便。此前,中央排污系統主要覆蓋梅窩碼頭一帶的多層私人樓宇及公共屋邨。政府的計劃是把所有村屋都接駁到中央排污渠,以取代大部分村屋使用的化糞池。本文嘗試從「衛生現代化」的角度,探討排污工程的文化意涵:以城市為主導的論述,往往把鄉村表述為「落後」;鄉村地方使用化糞池,亦被視為衛生程度不及城市。以中央排污系統取代個別村屋的化糞池,代表梅窩與整個香港大都會以至全球化接軌,晉身現代化的行列。事實上,推動梅窩實行衛生現代化的一大動力,來自近年人口結構的重大變化。愈來愈多居民為逃離香港城市各種污染問題而遷入梅窩這個「綠色」家園,他們當中不少是本地的中產階級和「跨國資產階級」。這些居民的遷入,也帶來了現代化的生活方式,可是現有的化糞池卻無力承受現代化生活所排放的污水及廢物,鄉村的排污系統亦隨之要「升級」。

化糞池是行之有效的排污系統,不過,前提是用者要負上責任,以相對節約用水的方式生活。隨著大量城市居民遷入梅窩,化糞池亦變得「不潔」──「不潔」不在於它不衛生,而是在於它與現代化的生活方式格格不入。首先,現代化的生活及衛生標準,意味用水量、衛生用品及化學清潔劑用量增加,與只能有限量承受污水排放及化學劑的化糞池格格不入。此外,私有產權近乎神聖的地位凌駕使用者概念,與化糞池以用者負責的操作原則存在距離,最終也是導致化糞池與制度格格不入的原因。

人類學家道格拉斯(Mary Douglas)在《純潔與危險》裡指出,不潔具備象徵意義,也是相對的概念;哪裡有不潔,哪裡就有制度。[1]要維持制度的秩序,就要排除不潔分子。然而,不潔也有正面意義,就正如花園需要枯草、廚餘及排洩物等廢棄物質而來的肥料,才能令土地更加肥沃,滋養更茂盛的植物。每個社會都需要與主流制度格格不入的分子才得以創新,發展才有不同的可能性。在梅窩,有村落以排污工程破壞當地風水為理由,拒絕政府為村落鋪設中央排污渠,繼續保留化糞池。從衛生現代性的角度來看,衛生基建以中央排污渠為主導,化糞池是「骯髒」的,不過,正是這些骯髒的地方,展示在全球化及現代化的語境之下,仍然有存異的可能。

不潔與成見

如果我們根據道格拉斯的框架去分析梅窩的排污工程,我們要麼把整個香港視為制度,而梅窩的本土排污設施及梅窩居民的生活行為污染了這個制度;要麼就把梅窩視為制度,而我們要分析的就是香港市區如何超越本地的界線。然而,實際上,兩方面卻並非處於如此的二元對立關係。

誠然,鄉村往往被視為較城市「落後」、「次等」,以中央排污系統取代化糞池排除了「不潔」的地方,也代表著把鄉村「提升」到城市生活的標準。排除不潔,也是把環境重整,使之符合某種可以接受的秩序。[2] 發展主義背後,正是這種企圖把環境依據某種可接受的模式再造、再組織,與制度格格不入的地方被排除,結果是空間變得同質。不過,如上所述,不潔是相對的概念,也因此會隨著時間、地點而改變。化糞池在香港鄉村應用多年,過去並非不潔,但隨著城市化和全球化,同樣的化糞池設計卻變得骯髒。但與此同時,一旦風水等其他被視為更重要的因素出現,中央排污系統隨即在某個村莊變成不潔。也就是說,化糞池在某條鄉村也許是「骯髒」的,然而在其他鄉村卻並不一定如此。

換言之,如果以不潔的概念去分析梅窩興建中央排污系統,某些時候,城市或全球是主導的秩序,而梅窩本地的污水處理方法是不潔的;但情況也有相反的時候,即梅窩本土的做法是既定秩序,而外來的做法則屬不潔、甚至是危險的。如此看來,梅窩有兩個或以上的秩序同時存在,而且是處於一系列的權力關係之中。要充分理解當中的動態,筆者認為須把當地放在香港大都會的脈絡去理解:梅窩與香港一樣,備受全球化的力量影響,但與此同時卻也保留了一些鄉村的做法與習慣。如此理解,那裡至少就有梅窩本地、全港、全球的秩序互為影響。我們可以問,這些秩序一旦互動,會有甚麼後果?以不潔的框架為基礎,筆者建議可以進一步納入成見及權力的運作,作進一步補充分析。

霍爾(Stuart Hall)認為,再現的權力包含以某種機制表述人或物,通過再現的實踐行使象徵的權力,而「成見」是行使象徵暴力的主要元素。[3]以霍爾的理解,「成見」是再現種族差異的核心,他並據此分析歐洲人或白人如何表述有色種族。換言之,在霍爾的討論裡,成見主要是白人針對有色種族的成見,因為兩者處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4]

薩爾德(Edward Said)在其著作《東方主義》(Orientalism)也討論了歐洲人把「東方」表述為落後及次等,其實也是一種權力宰制,背後牽涉「我們」歐洲人與「他們那些」非歐洲人對立的集體概念。薩爾德認為,組成歐洲文化的一大重要理念,是歐洲人自覺較其他所有非歐洲人種及文化高等,以致歐洲文化在歐洲內外皆佔據了霸權的地位。此外,歐洲對「東方」也抱持著霸權概念,認為東方文化落後、次人一等。[5]

在香港的語境裡,Bremner and Lung 指出,20世紀初期在香港定居的歐洲人要求與華人實施種族隔離,認為華人集非理性、不衛生、不文明於一身。他們聚居在太平山下,一切皆有別於歐洲的文明秩序;黑暗、嘈吵、疾病、混亂等問題,在華人身上一一體現。[6]

除了種族之間的成見與差異,同一種族及國族裡也會出現「內部」差異;不同社會群體之間,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同樣存在,而且程度往往不亞於種族之間的不平等。同樣地,成見沿著種族、文化、國族等界限而存在的同時,在這些界限的「內部」同樣會出現;這在全球化年代裡尤其明顯:某些接受過西方教育或生活西化的華裔居民,自視為有別於本國沒有受過西方教育的同胞。跨國資產階層的出現,凸顯了這種「內部成見」。

德里克(Arif Dirlik)在討論全球現代性時指出,伴隨全球化而來的不單是「文明之間的衝突」,而且也是文明以至國族內部的文化分歧。[7] 隨著中國與全球經濟體系接軌,沿海甚至其他內陸地區湧現了一批中產階級,與較窮地區形成強烈對比。學者弗利曼(Edward Friedman)指,這些因中國經濟改革而受惠的階層,會利用貧困地區較落後的觀念來套在同胞身上。遷徙到大城市幹粗活的低收入農民工被視為「鄉下人」、「流氓」,是罪案、骯髒及混亂的來源。[8]

雖然上文提到在全球化的年代裡,國族或民族裡的內部成見尤其凸顯,但城市精英利用成見來與低下階層保持距離,卻非新鮮事。更早期的時候,中國沿海的城市精英就內化了列強的帝國主義觀點,視中國人有「缺陷」,只不過精英們把缺陷投射在低下階層及內陸地方。而且,城市精英的優越感往往與衛生有關。歷史學者羅芙芸(Ruth Rogaski)的研究指出,義和團起義及後繼事件觸發了「衛生現代性」,「衛生」成為文化優越感的中心指標,是中國低人一等的佐證,「衛生」也等同了外國人所倡導的科學。不久,中國的精英們就利用「衛生」以示自己有別於農民及城市的低下層。結合上述薩爾德的討論,可以說,東方主義並非外國人獨有,即使中國人亦會對本國抱有東方主義的觀點。羅芙芸認為,衛生作為有關「缺陷」的論述,讓中國的精英與低下層同胞保持距離。如此看來,列強割據固然暴力地令中國與過去撕裂,但空間上它也加劇了沿海租界精英們與內陸居民之間的分割。無論關乎衛生與否,這些精英都不能忍受這些所謂「缺陷」加諸他們身上的重擔,通過擁抱現代性以及各種等同「現代」的用品,中國精英避過「不衛生」的責任,爭取與全球衛生秩序看齊,而不衛生的標籤就留給中國農民及城市的低下層去背負。當時,有錢的租界居民使用舶來衛生健康產品,如保健藥、廁具名牌American Standard的馬桶等。他們只要有購買力,就輕易可以想像自己躋身全球衛生秩序,在衛生現代性的行列中佔一席位。[9]

文化優越感根深蒂固,到了今天,也隨時可以找到上述的「裡外」偏見。簡單舉一例,2005年,筆者從香港市區初搬進梅窩的時候,仍不時會聽到身邊的中產朋友或同事以這個地方去取笑我:「你甚麼時候返回文明?」「住在這些偏僻的地方,你真的很勇敢!」有朋友因為我口裡叨著牙籤跟他說話,批評我沒有禮貎,「愈來愈像那些村民」。這些評語我大都一笑置之,也認為朋友未必懷有惡意,但這類說話的出現卻在在反映,香港城市人仍然或多或少看不起鄉村及鄉村人,對之抱有各種各樣的偏見。從出身背景到生活習慣,我都可謂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都市人,特別是我初搬進梅窩的時候,仍然保留了許多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習慣(如果不是惡習的話);可以想像,在鄉村出生長大的居民,隨時會有更多標籤貼在他們身上。

弔詭的是,隨著城市環境質素下降,污染問題嚴重,鄉村卻又成為了許多城市人的避難所、甚至「天堂」。城市人搬往鄉村,也為鄉村帶來了城市。以下我們將會看到,城市人的遷入,也是鄉村面對發展壓力的根本原因之一。

近年,梅窩愈趨「城市化」。所謂城市化,不一定指興建高樓大廈,而是通過各項發展工程,把環境變得更符合某些期望──無論是政府的、居民的、或是業主的期望。在道格拉斯關於不潔的概念裡,排除不潔不單是否定的過程,而且也是一個「建立的舉動」。[10] 在梅窩興建中央排污渠系統以取代化糞池,同樣可被視為重新安排梅窩生活環境秩序的發展,是創造性的;然而問題是,如何發展?為誰而發展?

全球化帶來的發展主義

德里克指出,資本主義全球化令「發展主義」,即發展的意識形態變本加厲,迫使所有受到生存威脅的社會採納各種讓它們得以繼續發展的技術知識。這類知識不再只屬「歐洲」或「美國」,而是全球各地社會都有本地精英人才內化了這些知識,繼而服務全球資本體系。[11]

負責策劃梅窩中央排污系統的環境保護署主任接受筆者訪問,在談到為何梅窩需要如此一個系統時說,隨著梅窩人口增加,有更多村屋興建,也就需要中央排污系統去應付需求。不過,稍後我們將看到,除了人口增長這個因素導致有需要興建中央排污系統之外,人口組成的變化也是主因。此外,在政府眼中,鄉村早晚須與城市看齊。依照這個看法,既然香港市區已經建有排污渠,那麼離島及新界都應該達致市區水平,最終目標是香港所有鄉村都會接駁到中央排污系統,包括新界的北區、元朗、屯門、深井、汀九、粉嶺、上水,以及離島的梅窩、大澳、南大嶼、長洲、南丫島、坪洲。在眾多離島區域當中,梅窩是最早興建排污系統的地方之一。

城市規劃學者布里斯托(Roger Bristow)指出,英殖民政府最初真正在香港嘗試實施嚴格的建築規例,也是出於衛生考慮。英國的衛生專家前來香港考察衛生情況,如查維克在1882年及1902年撰寫了有關香港衛生狀況的報告。當時,他希望改善維多利亞時期英國的貧民窟狀況,提供排污及供水設施、訂立街道之間的最小寬度、興建住宅,並指派健康官員。查維克建議香港實施相同的措施。[12] 查維克的建議可被視為英國在殖民地進行科學實驗的舉措。至今已有研究指出,英法殖民政權往往視亞洲殖民地為「現代性的實驗室」,試驗他們對公共衛生設施的新知識。Peckham and Pomfret指出,從南亞到東南亞、以至中國沿岸的英法殖民城市俱被視為實驗室;在那裡,西方理性施加於「猖獗的縱慾、非理性、墮落」之上。殖民地被視為「中性的試驗場所」,傳教士、教育工作者、醫生可以盡情地進行社會工程實驗,而毋須面對歐洲社會的民間反抗或資產階級的僵化態度。[13]

不過,殖民地並不是經過消毒的「實驗室」,而是住了有血有肉的人,他們具備自身的歷史文化及利益。殖民地管治者和規劃師,往往漠視了因實施這些計劃而引起的張力與衝突。[14]

由是觀之,作為衛生措施的排污系統,是殖民地官員把當地生活「提升」至現代水平的手段之一,不過,這些措施也被視為干預了當地人的生活方式,引起反彈。到了今天,梅窩鄉村以及其他使用化糞池的地方,在主流系統裡代表了「不潔」。接駁了中央排污渠之後,這些地方也就更符合「現代生活」的概念。不過,這些現代化工程也會引起村民反對,他們的世界觀(如排污工程令「老少不安」)未必與現代的理性觀相同,也未必能用現代理性去解釋,但這並不代表他們相信的一套秩序沒有根據。此外,必須指出的是,政府並非這些發展工程背後的唯一推動者;沒有民間的需求及推動,發展也不能成事。例如梅窩的渡假屋經營者就要求政府興建中央排污系統,以改善沙灘的水質,吸引更多遊客光顧。

此外,梅窩的跨國資產階級人數大增,也是發展主義在社區裡愈加盛行的關鍵。跨國資產階級的出現,呈現了城市秩序及全球化力量,並與本地秩序產生互動甚至碰撞。全球化下,資本到處流動,但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是抽象的。對本地居民來說,全球化的具體表現是伴隨資本流動的人,也就是本文所謂的跨國資產階級。這裡,我借用了社會學家斯克萊爾(Leslie Sklair)的研究,[15]藉「跨國資產階級」此一概念,指涉梅窩一個新興社會階層,他們主要有兩個特點︰第一,他們是高收入專業人士,包括金融證券從業員、飛機師、律師、企業管理層、在國際學校工作或以外籍英語教師條件受聘於本地學校的教育工作者。第二,他們說著共同的語言:以英語為主,並掌握法律及官僚技術的語言。顧名思義,跨國資產階級的概念超越種族或國籍分界,他們可以來自西方國家,也可以是長期在西方國家接受教育及生活的華人。在文化意識形態的層面上,這個社會階層不但有著類似的職業,而且有著類似的教育背景及生活方式。因此,可以說,不同國家的跨國資產階級之間有著的共通點,比起他們各自與本國的非資產階級之間有著的共通點更多。[16] 前面提及,全球化不但帶來文明之間的衝突,也會導致國族或文明內部的文化衝突,[17]背後也是這個原因。以下我們將看到,隨著更多跨國資產階級搬進梅窩,這類的文化分歧也漸漸浮現。

歡迎美景 謝絕臭味

梅窩具備吸引本地中產以及跨國資產階級遷入的因素:它有著自然、綠色的環境。同時,從港島的商業核心區卻又輕易可達,來往中環與梅窩的快速船程只需三十分鐘,比從新界許多地區乘車到中環的時間更快,因此也就吸引不少在中環或港島核心商業區上班的人士搬入。自從連接東涌新市鎮及南大嶼山的快速公路新東涌路在2009年通車之後,包括梅窩在內的南大嶼山的對外陸路交通因此更形方便。也就是說,一方面梅窩可滿足中產階級與跨國資產階級對「理想生活」的想像,另一方面,交通便捷又可以讓他們保留在市區的高薪工作。

跨國資產階級的大舉遷入,也改變了梅窩的住房生態。許多新建或重修的房子都採用「西式」設計(如擁有特大、開放式廚房),而且會整幢出售或出租。新龍圍是梅窩其中一條變化較大的村莊,小小的圍村房子原本不超過五十幢,近年卻先後有十多幢全新別墅或改建的房子落成。接受筆者訪問的環保署官員也引用新龍圍為例子,表示她最初前往這條村實地考察時,發現當地只有少量房子;可是當她幾個月後重訪新龍圍,短短時間之內村裡已蓋了很多新屋,由此說明中央排污系統的必要性。新龍圍以至整個梅窩的變化可以理解為「士紳化」過程的一部分,也可被視為近十年以來,中環以至西九龍海旁出現的變化的延伸──維港兩旁出現全新的超高檔商業大廈、商場、住宅,標誌金融資本主義進入另一個階段;資本流動的同時,跨國資產階級也隨之而來,他們進入這些城市的核心區域,在中環及西九龍的甲級辦公大樓上班。與此同時,跨國資產階級對「生活質素」有所追求,對環保論述具備意識,也渴望子女在健康、無污染的「自然環境」中成長,梅窩遂成為他們的理想居住點。

然而,梅窩綠色宜人的自然環境雖然吸引跨國資產階級,但從許多方面去看卻都比城市「落後」:蚊蟲、牛糞多,天然肥料臭氣隨時飄來。梅窩不少新蓋的房子都開有很大的窗戶,讓屋內人飽覽屋外四周的景色。但與此同時,每座新房子都安裝多部分體冷氣機。屋內人眼睛享受屋外的景色,但身在冷氣間裡,與屋外一切的不便隔絕,如又濕又熱的天氣、蚊蟲、難聞的氣味等。由是觀之,士紳化發展也是「排除不潔」的過程:清除不潔,保留純潔的地方,「理想生活」由此誕生。

化糞池不能承受之時……

到梅窩居住的城市人,許多都對化糞池不甚了了,甚至不知道它的存在。但到問題出現時,就不由得我們不正視。

化糞池是小型的廢物處理系統,全世界許多鄉郊地方都會使用。它的操作原理簡單:化糞池把固體廢物與液體分開。固體廢物儲存於化糞池裡,由厭氣菌處理。與此同時,液體通過瀝濾的過程,滲進屋旁四周的泥土。[18] 儘管化糞池原理簡單,卻是行之有效的系統,可以處理少量人口的糞便;筆者訪問的環保署主任及渠務署高級工程師俱認同這一點。環保署也有指引,建議如何妥善使用及保養化糞池。

化糞池系統通常出現的最大問題,並非來自系統設計本身,而是使用和保養的問題。理論上,化糞池要運作有效,就必須定期清理池內的固體廢物,環保署的建議是每季清理一次。不過,據筆者及一些梅窩居民使用化糞池的經驗,如果使用得當,其實許多化糞池用上多年也不會爆滿。化糞池溢滿或倒灌,一般與使用狀況有關,最常見是排水位淤塞或短時間內排出大量污水,令化糞池不勝負荷。針對化糞池的使用量問題,環保署有以下指引:「珍惜用水;不要無謂拉水廁;用花灑淋浴,並縮短淋浴時間;有足夠衣服清洗才使用洗衣機。」為免化糞池堵塞,環保署亦建議用戶只用少量衛生紙,同時不可在化糞池系統棄置過量油污或化學品。[19] 換言之,化糞池系統需要一套節約的生活方式配合:節省用水、不使用過量清潔劑、煮食不使用太多食油等等。因此,由負責環境保護的環保署推動以中央排污系統取代化糞池,實在不無諷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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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個鐵蓋下面就是化糞池。

以下筆者將以一個實例為基礎,分析化糞池使用跟生活方式與文化偏見的關係,以及化糞池如何在跨國資產階級的生產與生活方式的推動之下,成為了「不潔」的東西,最終要被剔除於現代生活的秩序之外。2009年,筆者居住的梅窩村落,至少有兩幢村屋的化糞池相繼溢瀉,其中一次更在平安夜發生。該幢三層村屋住了三戶人,每層一戶,業主一家自住三樓頂層,其餘兩層出租。住地下的是一對夫婦及他們的兩歲兒子,男戶主是法國人,女戶主來自印尼;二樓則住了一名獨居的紐西蘭女士。化糞池溢瀉時,業主與妻子及兩名兒女正在男業主的祖家英國渡假,地下一戶則接待了幾名來自法國的親戚在家共渡聖誕。化糞池溢瀉後,這幢房子的住戶和訪客無法使用洗手間,但他們寧願等業主十天後從英國返港才清理,期間他們使用村內的公共廁所。

事實上,同一幢房子的化糞池在短時間內多次溢出污水,鄰居以至屋主都不勝其煩。早前英國籍業主曾經請來了一位原居民鄰居,問他有何解決辦法。筆者當時充當兩人的傳譯,以下是他們的對答:

英籍業主: 我不明白。我在這裡四年了,以前一直都沒有問題。但今年化糞池經常塞。一年清理一次沒有問題;但現在是一個月一次!

原居民:  化糞池裝不下了。你知啦,女士用太多廁紙。而且成日沖廁所,會用好多水;其實不用每次都沖廁所。

作為兩人的傳譯,筆者首先翻譯了這位原居民的第一個觀點,即這座房子的住客可能習慣使用太多衛生紙,導致化糞池系統淤塞。聽到筆者這樣說,英籍業主聳聳肩,答道:「她們是西方女士,你如何期望她們用少些廁紙?」

筆者當時最終沒有翻譯原居民的第二個觀點,即不用每次都沖廁所的說法。在那一瞬間,我腦裡至少出現了三個想法。首先,筆者自小接受規訓,如廁後必須沖廁所,否則便是不潔、不當的做法;要筆者把這個對筆者來說不潔的觀點轉達給那位英籍業主,實在難於啟齒。第二,當時筆者對化糞池系統的運作也是完全無知,不肯定原居民的說法是否正確,化糞池溢滿是否真的跟住客每次如廁後都沖水有關。2005年從市區搬進梅窩村屋後,筆者就一直維持這個每次如廁後沖水的習慣,並無因此「引爆」化糞池,筆者認識的朋友也沒有類似的遭遇。但後來筆者才知道,住地下的那對夫婦租客每天開動洗衣機三次,這可能正是他們的化糞池經常溢滿的原因:每天有大量污水流入化糞池,但池深有限,系統再也負荷不了,導致污水連同池內的穢物溢出地面。可以說,這個家庭有著十分現代的衛生習慣,每天須開洗衣機三次才能應付他們的需要。不過,這是化糞池系統無法負荷的現代衛生實踐,最終令化糞池不能運作。

筆者並無把原居民「毋須每次沖水」的觀點譯出的第三個原因,是那位原居民認為住客用太多衛生紙,英籍業主卻不以為然,認為不能讓「西方女士」使用少些衛生紙;這就讓我知道,業主不會考慮改變他們「西方」的生活習慣,以適應化糞池的運作,儘管這是最直接有效的解決方法。筆者有點困惑,要是把原居民的觀點如實轉告,如廁後不用每次沖水,這位英籍業主大概也會聳聳肩,「可我們是西方人,你如何期望我們如廁後不沖水?」正如羅芙芸對衛生現代性所分析的那樣,作為城市精英的一員,筆者不願在這位英國業主面前為中華民族背負起「不潔」的重擔,而寧願把「不沖廁」想像為那位原居民的習慣。不過,後來也是一位英國學者助筆者解決了這個困惑,也助筆者更清楚地看到當時的對話裡所牽涉的權力運作。2012年,筆者在布拉格一個主題為「負責任地生活」的學術會議上報告本文的研究內容。會後,一位英國學者對我談到化糞池的運作很感興趣,並告訴我她和丈夫在英國曼徹斯特擁有一間鄉村渡假屋,那裡也是使用化糞池,而且同樣經歷過化糞池溢滿的噩夢。通過她,我認識了這兩句短語:「If it’s yellow, let it mellow. If it’s brown, flush it down.」西方環保運動提倡這兩句押韻易記的短語,目的是鼓勵人們節省用水:顏色是黃(小便),就由它放著,待第二個人如廁後才沖走;顏色是啡(大便),才馬上把它沖走。用英文以及環保甚至帶點詩意的語言去包裝這些節約用水的原則,大概沒有人會異議,至少不會有人認為說話者「沒有文化」、衛生習慣有問題;不過,同樣的道理不加修飾地出自一位沒有受過甚麼學校教育、皮膚黝黑的香港鄉村原居民,就隨時會受到懷疑。

這裡,「東方主義」在兩個層面出現。如前所述,在全球化年代,種族、文明及國族內部的成見,與外來的成見大概同樣嚴重。衛生是現代性的標記,東方主義也同時在華人與外國人之間存在。在上述的化糞池溢滿例子,一方面我意識到那裡存在一個西方人對於「我們」華人的成見,而華人自然就是原居民與筆者。筆者和原居民都是那位來自英國的業主的「他者」,對此他是有著清楚意識的,因為他馬上把衛生用品的(充分)使用歸因為文化差異。

與此同時,那位原居民又是筆者的「他者」。當時,筆者質疑他建議大家不用每次如廁後都沖水,是否與「他」作為原居民的衛生習慣有關,說白一點,筆者質疑是否他的習慣「不潔」。如果說,英籍業主對筆者和原居民的「華人」衛生習慣抱有「外部」成見,筆者對原居民則抱有「內部」成見。衛生作為現代化標記的前提下,「不潔」一方面在英籍業主心目中與華人掛鈎,另一方面在筆者心目中與「鄉下人」掛鈎。白人與亞洲人、城市與鄉村人之間,存在著不平等的權力關係。

諷刺的是,無論是英籍業主還是筆者在面對化糞池溢出污水這起超級「不潔」的事件時,束手無策,原居民卻一下子就看出了問題的所在(事實證明,他認為該幢房子的住戶用衛生紙太多和用水太多的判斷是正確的)。化糞池是配合鄉村人口稀少的廢物處理系統,在地處理人類排洩物及生活排放的污水,並沒有為其他地方帶來處理廢物的壓力。可是,當鄉村秩序遇上全球及城市秩序,衛生現代性帶來了規訓(每次如廁後沖水)及大量衛生用品的使用,化糞池頓時變成是骯髒的、不入流的系統,就連該原居民建議節約用水及減少固體廢物以配合化糞池運作的做法,在全球與城市秩序以及隨之而來的東方主義成見面前,也變成「不潔」。

上述事件發生時,正值政府計劃在梅窩鋪設排污渠,將大部分村落排出的污水接駁到中央系統處理。中央排污系統的容量遠比村屋個別設置的化糞池大得多,基本上是排出多少,系統就處理多少,沒有用水「過量」的問題──準確點說,即使過量,住戶的代價也只是多付一點水費及排污費,而眾所周知,香港的水費十分低廉。無論如何,住戶不用直接面對因用水過量而溢出的污水。事實上,香港人嚴重浪費食水,用水量是全球之冠。2008年,每名香港人平均耗用220公升食水,遠遠高出全球的平均值170公升。[20] 如此的用水量,自然需要龐大的中央系統去處理污水。然而,污水雖然沒有像使用化糞池那樣溢出地面,但這並不代表用水過量沒有代價,問題是真正代價由誰去承擔,特別是香港的用水很多購自東江,而東江又同時是內地許多鄉鎮的水源。篇幅所限,這裡未能就此問題深入探討,但我以為問題很值得反思。

梅窩建設中央排污系統,在污水排放的層面上正式與市區接軌。引發這個接軌的需要,是把城市生活和現代衛生習慣搬進了梅窩的居民。上述的英籍業主知悉特區政府會在梅窩興建中央排污系統後,放下了心頭大石,因為無論日後他的租客如何過量用水,都不會再引發化糞池溢滿,他也就不用再做清理溢出穢物這些骯髒的工作。這位業主在梅窩擁有數個物業,也在菲律賓擁有生意,作為經常不在梅窩或香港的業主,他在梅窩的物業主要是用作收租(賺取收入),而不是讓他以用者的身分入住。與此同時,他把物業出租給住客,但在這個(私有)產權觀念比用者權觀念更甚的年代,當房子出現問題,往往會被界定為業主的責任。再以上述的個案為例,當那幢房子的化糞池先後多次溢滿,流出的污水及各種穢物留在房子的後巷,正對著後面一幢村屋及裡面的住客,出事村屋的租客仍然堅持那是業主的責任,留待業主清理。

在不否定業主責任的前提下,筆者希望提出用者的觀念。我們在前面已看到,要有效運作化糞池,需要用者在日常的基礎上身體力行地投入,確保棄置的廢物是化糞池可以承擔的物料及數量,也要確保排進系統的污水不會過量。相反,中央排污系統卻不需要用者如此積極的介入,筆者訪問的環保署主任指出,中央系統幾乎沒有「爆滿」的問題,興建中央系統之後,以後都不需要再清理化糞池內的固體廢物;用戶只需付費給政府,便由政府「代勞」。官員是藉此說明中央排污系統的好處。可以說,容量極大的排污渠令個別住戶和業主再無「後顧之憂」。不過,事情的另一面卻是,付費之後,我們與自己產生的排洩物及污水的關係起了變化,不再(需要)小心處理廢物,也容易忽略廢物轉化成為有用物質的潛力。道格拉斯曾經提醒我們,制度固然希望排除不潔,但不潔也是制度自我更新的契機。每個社會都需要不潔分子,才有變革及創新的希望,就正如花園需要堆肥,泥土才會肥沃、才可以滋潤更壯麗的植物。[21] 筆者在博士論文的其他部分裡,便詳細討論了在梅窩這個交通不及市區便捷的鄉鎮環境,如何造就了「人棄我取」的文化盛行,在某些時地廢物更會轉化為藝術創作。

中央排污系統及其背後的假設,即人們只需付費去「解決問題」,使用者頓時變了被動的消費者。而且,所謂無後顧之憂,其實是「眼不見為乾淨」。香港的堆填區是個很好的例子:長期以來,香港人可以把垃圾不加思索、不作分類就棄置在垃圾箱或垃圾站,垃圾車運走後,彷彿就一乾二淨。不過,將軍澳或屯門的堆填區卻清楚地告訴我們,全港每天棄置的垃圾沒有神奇地消失得無影無蹤。即使眼不見,它的氣味和引來的蒼蠅,仍在訴說它的存在。

梅窩興建中央排污系統以取代化糞池,反映前者是時下的主導秩序。愈少居民理解化糞池系統的運作或支持其背後假設的相對節約的生活方式,中央排污系統的論述就會愈強。化糞池在主流制度裡「不入流」,並非因為它不衛生,而是因為它與現代的生活方式及現代衛生格格不入。加上化糞池需要用者在日常的基礎上身體力行地投入,並不迎合視物業為生財工具的跨國業主或輕視用者概念的租客的生活形態。兩者都會歡迎政府興建中央排污系統,間接地把「不潔」的化糞池系統從梅窩送走。

傳統與現代

在鄉村與城市及全球秩序的交疊當中,由於不平等的權力關係,鄉村往往被再現為主流制度裡的不潔點。當鄉村使用的化糞池遇上以跨國業主及城市中產階級為代表的城市及全球秩序,便要讓位給中央排污系統。然而,筆者在研究裡發現,某些情況下,鄉村秩序反過來是主導的系統,系統以外的成分被視為危險且被排斥。再以梅窩的中央排污工程為例,其中一條鄉村大地塘村拒絕污水渠鋪入村內。大地塘村居民主要是本地華人,不少是原居民。據說自從政府在梅窩展開排污工程之後,大地塘有年長居民相繼病倒,村民認為居民生病源於排污工程的重型機器破壞了當地風水,遂在村口豎起鐵枝阻止機器進村,並拉起橫額抗議。橫額標語指排污工程令「老少不安」,要求政府馬上停工。村民並要求政府撥出五十萬至六十萬港元進行「墩符」儀式,作為當局繼續施工的條件。不過,金額超出了政府就同類風水索償訂出的二萬元上限。最後,排污工程沒有進入大地塘村,連同其他行政上歸大地塘村管轄的村落(包括舊村)都會繼續使用化糞池。對於大地塘等村莊不會接駁到中央排污系統,接受筆者訪問的官員表示可惜,又認為村民指居民生病與排污工程有關,只屬「迷信」。

前文提到,當鄉村遇上全球化及城市化秩序,化糞池等鄉村設施往往因為成為了主流系統裡的「不潔」而被排除。不過,梅窩大地塘村一些被現代理性觀視為「迷信」的觀念,卻成功阻止了代表著衛生現代性的中央排污渠進入。要理解這起事件,就要以更細緻的方式理解全球化。

全球化來勢洶洶,各地似乎都需要與全球「接軌」。不過,上述事件卻說明,全球化企圖統一各方的同時,亦有分裂社會的傾向。在經濟、社會層面上,全球化製造貧富懸殊;香港以至各大「全球城市」的高薪專業人士與低薪工人之間的差距愈拉愈大,並非偶然。文化上,德里克指全球化統一全球的同時,也以新的方式分化它。在這個「全球現代性」的概念裡,分裂與矛盾同樣是全球化及過去遺留下來的文化所導致的根本趨向。依此,全球現代性不能僅以淺薄的方式理解,以為它把一個所謂獨創的現代性伸延開去並觸及所有人(包括那些沒有受惠於全球化的人),而是一系列對現代性的話語權的爭奪。所謂「傳統」,也並非如現代化論述所指,是與現代性對立。傳統亦非眷戀過去、指向過去的保守主義,而是眼望前方,在歷史的進程中繞道過去,從而指向有別於一個統一的全球化想像的未來。[22]

德里克的討論提醒我們,所謂傳統也許與現代的理性或衛生觀念不同,但它們斷非落伍或落後,而是可以指向一個不同的未來。說回大地塘村居民否決中央排污系統,無論我們相信或明白風水之說與否,我提出這個例子來討論,是想說明社會上每個群體都有其世界觀,亦會在全球秩序之內爭奪其與別不同的話語權。這些基於鄉村傳統的觀點遇上全球及城市秩序時,不僅並非眷戀過去,甚至可以是前進的──在這個例子裡,它們在中央排污系統準備深入鄉村每一個角落的時候,成功保留了一個「不潔」的地方。如前所述,每個社會都需要有不潔的分子,才有自我更新的希望。梅窩的化糞池以至其他在地的廢物處理方法,在全球化的年代裡,提供了一個有別於衛生現代性的生活想像。

【文章原載於《感/觀日常:跨文化研究讀本》,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化及宗教研究系,2014。】

 註釋

[1]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London: Routledge, 2002).

[2] 同上註。

[3] Stuart Hall, “The Spectacle of the Other,” in Representation: Cultural Representations and Signifying Practices, ed. Stuart Hall (London: Sage, 1997), 259.

[4] 同上註。

[5] Edward W. Said, Orientalism (London: Penguin, 2003), 7.

[6] G. Alex Bremner and David P. Y. Lung, “Spaces of Exclusion: The Significance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the Formation of European Residential Districts in British Hong Kong, 1877–1904,”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1, no. 2 (2003): 239.

[7] Arif Dirlik, Global Modernity (Boulder: Paradigm, 2007), 30.

[8] Edward Friedman, “Jiang Zemin’s Successors and China’s Growing Rich-Poor Gap,” in China Under Hu Jintao, ed. Tun-Jen Cheng, Jacques deLisle and Deborah Brown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ers, 2006), 100–112.

[9] Ruth Rogaski, Hygienic Modernity: Meanings of Health and Disease in Treaty-Port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4), 191–192; 251.

[10]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2.

[11] Dirlik, Global Modernity, 82–83.

[12] Roger Bristow, Hong Kong’s New Towns: A Selective Review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7.

[13] Robert Peckham and David M. Pomfret,  introduction to Imperial Contagions: Medicine, Hygiene, and Cultures of Planning in Asia, ed. Robert Peckham and David M. Pomfret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013), 12–13.

[14] 同上註,12。

[15] Leslie Sklair, The Transnational Capitalist Class (Oxford: Blackwell, 2001), 4.

[16] 同上註,12。

[17] Dirlik, Global Modernity, 30.

[18] http://septictank.org,瀏覽日期︰2010年4月26日。

[19] 環境保護署,《村屋污水排放指南》,http://www.epd.gov.hk/epd/tc_chi/environmentinhk/water/guide_ref/guide_wpc_dv_3.html,瀏覽日期︰2013年11月30日。

[20] 《文匯報》,2009年12月5日。

[21]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22] Dirlik, Global Modernity,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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