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事件發生至今70年了,事件的本質卻沒有隨著時間的前進而廓清,反而愈形簡單化、機械化與圖騰化。2月8日大陸國台辦例行記者會上,發言人安峰山答新華社記者提問時指出,大陸相關部門將會舉辦二二八事件70周年的紀念活動。消息傳回台灣之後,引起了普遍的驚訝與批評:「中國憑什麼紀念二二八」。政治鬥爭的陰謀論也隨之而起,有人認為大陸藉此與民進黨搶奪話語權,以「反台獨」;有人則認為大陸要利用二二八,徹底拋棄軟弱無能的國民黨。

而在台灣內部,綜觀幾種主流的二二八論述:「與中國無關論」、「中國人屠殺論」,以及繼承、變形自早期國民黨史觀的「皇民造反論」,再加上其他的諸如「文化衝突論」、「省籍對立論」、「台獨起源論」等等,共同表現了當前二二八論的特點──以「反共」為最高前提,從而將台灣的歷史一島化與特殊化,一方面放大了日本殖民統治的影響;另一方面則將地域差異的表象不斷上綱,巧妙地掩蓋並取代了二二八的本質。

官為何逼?民為何反?

二二八事件發生在台灣光復、復歸祖國後的第二年,台灣的社會性質經歷了關鍵性變革: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島民原有的漢人認同再轉變為實質的中國人身分,而統治階級則是來自於大陸即將被推翻且慣用暴力手段的國民黨政權及其官僚集團。在此背景下,二二八事件無論如何都無法自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中抽離來看。由於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主觀願望的悖離和客觀階級位置的相互矛盾,使得二二八事件的爆發成為必然,而在1947年前後整個中國大地上,許多省分都發生了類似台灣二二八的「官逼民反」事件。

「官逼民反」是對事件現象上的描述,但戰後台灣坐牢最久的政治犯林書揚先生在1987年〈二.二八的省思〉一文中進一步提醒我們,在探討二二八事件時應加以深挖「官為何逼,民為何反」的結構性因素。

二二八事件發生後,香港新台灣出版社發行的《新台灣叢刊》第一輯(1947年9月)中,刊載了〈台灣四天地〉組詩,其中之一的〈陳儀四天地〉:「日本投降,台灣光復;歡天喜地。貪污劫收,官僚發財;花天酒地。物價飛騰,搶劫殺戮;黑天暗地。陳儀垮台,貪污仍在;怨天咎地。」即形象地描繪了台灣光復之後一直到二二八事件發生時,台灣人民在政治、經濟與社會中的處境,比起冷冰冰的數字更令人理解當時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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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載於1947年9月《新台灣叢刊》第一輯的〈台灣四天地〉組詩

事件發生時人就在天馬茶房內的《中外日報》記者周青(台灣台北人),在回憶其所親歷的二二八時指出:「人們對貪官污吏恨之入骨,一股巨大的潛流正在湧動,正在尋找機會噴發」,「『二.二八』暴動的原始圖樣,它是自發的,不是什麼『叛亂』。」因此,查緝私菸只是二二八事件發生的導火線,事實上台灣人民與當時全中國人民都面對著一個如林書揚先生所分析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戰時政權」的壓迫與掠奪。「打倒貪官污吏」是當時人民最為素樸的主觀願望,捲進了無數人民的直接或間接參與,進而提出「民主自治」的訴求,在客觀上就與中國大陸上風起雲湧的反內戰民主運動接軌。

省內外的聲援與合作

事件發生後不久,台灣民主聯盟發出的其中一份〈告台灣同胞書〉即言:「三天來,我們表現了無比的英雄犧牲,四萬萬五千萬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在全國範圍內不分省域,正和反動封建獨裁政府作殊死戰,六百萬同胞所受的痛苦與壓迫,就是少數的反動巨頭的貪污獨裁枉法橫暴所造成的。」顯然事件參與者也意識到自身處境的解放,必須與大陸同胞聯繫結合為一場大規模的人民運動。

與此同時,事件隨即引起大陸的普遍關注,例如中國學生聯合會在1947年8月10日發表〈學聯告台灣同學書〉,明言:「全中國人民正和你們站在一條戰線上戰鬥」,並鼓舞投身其中的台灣青年:「跌倒算什麼?爬起來,再前進!為著一個獨立,自由富強的新中國而奮鬥!」後來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央委員會主席的民主派人士李濟深,也發表〈全中國人民的出路〉,聲援經歷二二八事件的台灣人民:「台灣同胞必須與各地同胞聯成一片,互相呼應,以從事於反抗獨裁政府之徵兵徵糧,反抗獨裁政府之苛捐雜稅,反抗獨裁政府之貪污黑暗,同時反抗美國政府的援蔣政策。總之,爭取民主和平,獨立自主而反抗獨裁政府之支持者,是中國人民的出路,同時也是台灣同胞的出路。」由此觀之,當時剛脫離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在歷史與現實上雖有其特殊性,但不應該忽略站在人民立場的普遍意義,也就是當時兩岸人民都為著「新中國」與「新台灣」而鬥爭著。

省內外人士合作的情況,並非二二八事件之後才開始的。在文化上,為了克服殖民經驗帶來的隔閡,創刊於1947年1月的《文化交流》,由本省作家楊逵與外省記者王思翔合編,目的就在於促進省內外文化界的交流與合作;第一輯刊載了著名美術家陳庭詩(筆名「耳氏」)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其中的意象就是希望省內外人士能團結合作,「咱們都是苦難的中國人!」1947年底《台灣新生報》「橋」副刊所展開的一場文學論爭,也是以文學討論為形式,目的在於突破民族長年分裂而造成的誤解;例如楊逵的〈「台灣文學」問題〉,就有力地澄清、破除部分省外知識分子對於「奴化教育」的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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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庭詩(耳氏)發表在1947年1月《文化交流》第一輯的漫畫〈交流乎?絕流乎?〉

在政治上,1946年以來台灣發起了幾場學生運動,呼應大陸學生所展開的民主運動,例如1947年1月台北學生組織的聲援沈崇、反對美軍暴行的示威遊行,在一萬餘人的隊伍中高唱《義勇軍進行曲》,高喊「美軍滾出去」等口號。除此之外,更遑論許多二二八當事人回憶文章都提到的情形,就是事件之中雖有不明就裡的鬧事群眾,但更多的是同樣做為被統治階級的本省與外省民眾,相互保護的「終生難忘的情誼」(借用二二八親歷者曾重郎先生回憶其當時與新竹中學校長辛志平交往的文章標題);也有許多外省記者與知識分子在事件發生後,不斷將事件的真相傳播回中國大陸。

透過事件前後實際情況的澄清與還原,二二八事件的性質將更為清晰。首先,在內戰態勢壓碎了人民和平期望的局面下,光復之後的台灣無法置身事外;其次,不應該將省籍或地區差異的表象無限擴大,將外省與本省視為絕對衝突的兩種群體,取消或混淆了當權者與受支配者之間的階級關係以及由此衍生而出的主要矛盾。1947年在彰化親歷二二八的張克輝先生,曾回憶事件發生後國民黨從北部開始大逮捕,他到親戚家中避風頭,附近鄉鎮的武術隊來到當地表演,領班在開場時講話提及:「要練好祖國武術,消滅貪官污吏」──出自庶民口中的這兩句話雖然簡潔,卻高度概括了事件的內涵,說明了二二八參與群眾的目標是針對貪官污吏,並非今人套用當代概念而扭曲的省籍、族群或國家認同衝突。

無法自外於轉折年代

二二八事件爆發的1947年,大陸的中國近現代史學者金沖及稱之為「轉折年代」,他認為這一年國民黨與共產黨雙方力量發生了巨大的逆轉,同時人心向背也出現了翻轉,對於中國而言是「歷史性的轉折」。簡言之,在此「轉折年代」之中的中國人民,必須在戰爭與和平之中做出最後的抉擇,而台灣人民當然也無法例外。從1945年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到1946年北平的沈崇事件,再到1947年南京的「五.二○」事件,預示著歷史將中國在不斷的流血代價中,引領走向了歧異的現代化路線之爭,中國人民則以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等反獨裁的信念加以回應。台灣的二二八事件,也是在此轉折年代之中不能回避的關鍵一環。

拉高歷史的視野來看待二二八,可以說是台灣人民在當時的條件之下,抵抗來自祖國的脆弱政權及其官僚以勝利者的姿態對於原有失土的巧取豪奪;同時也是拒絕台灣被國民黨強拉進內戰的漩渦之中。1947年3月二二八處委會處理大綱即已指明此點,爾後「台灣民主自治同盟」的組織、建立與發展,也是循著這個方向前進。

謝雪紅、楊克煌、蘇新等部分參與二二八的當事人,在失敗後流亡到香港,先是成立新台灣出版社,發行《新台灣叢刊》(著名的《台灣二月革命》一書即是叢刊之一);以香港為陣地,積極聯絡李濟深、何香凝、蔡廷鍇等國內民主派人士,後於1947年11月12日孫中山誕辰紀念日正式成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1949年春天,台盟主要領導人與大部分盟員北上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投身籌建民主聯合政府;同年10月1日,台盟代表台灣人民,參加了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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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1949年9月23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的台盟代表,左起:田富達、楊克煌、謝雪紅、李偉光、王天強、林鏗生(候補代表)

台盟是二二八事件的直接產物,也是現存歷史最久的台灣人政黨,其代表台灣人參加建國前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及人民共和國的開國大典,反映了台灣人民當時選擇民主和平的路線,投入新民主主義革命,這也體現出新中國建國後的政權性質。

然而,今日許多台灣人由於失卻了民族歷史的視野,以及歷史整體的高度,而抱持著二二八「與中國無關」的論調,對大陸即將舉辦的二二八紀念活動充滿質疑和不解。事實上,自1949年以來,大陸幾乎年年紀念二二八,不但比台灣島內的紀念活動還早,而且主要由台盟主持紀念活動(1973至1979年則是由全國政協主辦),非由中共主導,可以說合情合理,具有歷史正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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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歷年「二二八」紀念活動一覽(整理:張方遠;製圖:W.B.)

另一方面,將二二八曲解為「皇民造反」或「台獨起源」的說法,同樣也不符合事實。1950年代國民黨政府仗勢美國第七艦隊「進駐」台灣海峽,開啟了對於認同社會主義、追求民族解放的台灣青年的白色恐怖肅清與鎮壓。許多五○年代白色恐怖受難者都指證,二二八事件使得當時的台灣青年「對白色祖國失望」,從而「寄希望於紅色祖國」。自日據時代以來延續下來的台灣愛國左翼傳統,經歷二二八事件後號召了更多理想主義者,投入地下黨鬥爭,例如台盟成員林正亨就是1950年第一位仆倒在台北馬場町國民黨刑場的台籍人士。

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

70年後回過頭來重新省思二二八事件,是希望在釐清事件前因後果與性質的基礎上,發現對於當下的現實意義,借用陳映真先生的話──「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探索出路。在當前的政治現實中,台灣與70年前面臨著類似的處境,再度進入了轉折年代,歷史又為我們出了一道「戰爭或和平」的選擇題:是要跟隨外來強權走上衝突與戰爭,還是戮力於區域的穩定與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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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2月參加紀念「二.二八」起義40周年紀念會的部分親歷者在北京台盟中央機關前合影。前排左起:江濃(當年在北京)、葉仁壽、周青、蔡子民;二排左起:陳炳基、葉紀東、葉慶耀、林文啟;三排左起:林東海、潘淵靜、王彪、藍運樹;後排左起:周明、吳克泰、郭水煙、蔡鴻振

歷史是複雜的,但複雜並不能與多元劃上等號,否則很容易就淪為相對主義或虛無主義。歷史是由多條線組成的,其中具有合理性的線會形成主線,而其他的線則成為支線,或者慢慢退出歷史之外。因此,看待70年前做為民族悲劇的二二八事件,更應該掌握其中的主線,回到中國近現代史的脈絡與世界格局的視野中看待二二八,才能以「溫情與敬意」去理解二二八事件的複雜面貌,破除被冷戰與反共意識形態所禁錮的史觀。與此同時,跳脫藍綠依其各自政治需求為二二八設下的邏輯圈套,回歸人民的立場,正視台灣人民在事件中的能動性與主體性,避免為當時的執政者擦脂抹粉,也避免為延續仇恨加油添柴,永遠跨不出藍綠對立的框架。

70年前,經歷了殖民與光復的歷史變遷過程,包括台灣在內所有的中國人並沒有在那個充滿動盪與轉折的年代中,回答好「如何再做中國人」這個問題,也就不可能避免二二八悲劇的發生。這個思想上的嚴肅課題,並沒有隨著時間而消失。如何直面殖民經驗在台灣社會中的複雜性,弭平長期的歷史斷裂與民族分裂所帶來的傷痛,在二二八事件70周年之際,興許是兩岸人民都應該誠懇回答的時刻了。

(本文原載《苦勞網》,2017年2月21日;後經《觀察者網》轉載,2017年2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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